萧山博物馆藏任百衍《秋夜赏月图》团扇面释读
孔郁祥
[摘要] 利用相关资料，结合作者任百衍和受赠者子健的家世生平，就《秋夜赏月图》团扇面的画面、题识等内容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了该画的创作背景和创作原因。在庚子国变这一历史背景下，清廷发布庚子恩科乡试停考的上谕，使意气风发的少年丁子健深受打击。作为科举过来人的任百衍出于世交之谊，绘《秋夜赏月图》团扇面相赠以劝慰迷茫的丁子健。通过释读，使画作的文化内涵得到挖掘和充实，文化价值得以提升。同时，对任百衍生平的叙述，可为收藏界、拍卖市场判断其作品的创作年代提供参考依据。在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20周年来临之际，对该画进行分析释读，其意义不言而喻。
[主题词] 任百衍；家世生平；创作背景；庚子国变
萧山任氏自开族后，人才辈出。近代以来，任熊、任薰兄弟等多位任氏画家活跃在画坛。马季戈著书称任氏家族为“海派中坚”可谓实至名归。不可否认，任氏家族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地位。其中，任百衍的影响虽然不及任熊等人，但也留下了不少作品，近年偶见于拍卖市场。据《萧山博物馆开馆五周年纪念论文集》所录蔡敏芳《馆藏萧山任氏家族书画》的记载，任百衍的画作共有5件（组）收藏于馆内。其一，为《绿柳山水图》设色四条屏；其二，为《深柳读书堂图》设色扇面；其三，为《大碧山馆图》设色团扇面；其四，为《秋夜赏月图》设色团扇面；其五，又作《大碧山馆图》的设色团扇面。
由于书画界和收藏界对任百衍生平的认识一直比较模糊，导致判断其某些作品的创作年代经常出错。在拍卖市场和介绍书画的文博类书籍往往将其作品年代错误地标注为道光年间。例如：2011年4月，在北京亮马河饭店举行的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第72期拍卖会将任百衍设色纸本《花鸟四屏》的创作年代标注为1850年，即道光三十年。萧山当地文化单位编印的某些书籍也将任百衍《绿柳山水图》设色四条屏题识中的“戊申”释为道光二十八年（1848），将其《秋夜赏月图》设色团扇面题识中的“庚子”释为道光二十年（1840）。然而，这与任百衍的生平事实不相符。
鉴赏书画，最好先了解作者的经历及其创作作品的背景。笔者对任百衍《秋夜赏月图》团扇面进行释读，就是利用相关资料，结合作者和受赠者的家世生平，对画面、题识等内容进行深入分析。一方面可以探索和揭示该画作的创作背景、创作原因；另一方面，使书画界、收藏界、拍卖市场在以后判断任百衍作品创作年代的时候能够得到必要的、准确的参考依据。
一、《秋夜赏月图》团扇面画面分析
据《萧山博物馆书画珍品集》和蔡敏芳《馆藏萧山任氏家族书画》的描述，任百衍《秋夜赏月图》团扇面“绢本设色。纵24.9厘米，横24.9厘米。”笔者就其景物、人物、题识、钤印等内容分别进行分析。
1、景物析
团扇面四分之三的画面都绘着柳树枝条，绿柳叶微微泛出淡黄色。八月秋夜，月上柳梢，水面宽广而平静。月色下，另一侧隐约有一座山，山体不大。毕竟是江南的秋八月，肃杀之气不足，并未出现萧条的景象。柳荫下正驶出一条船，半隐半现。船体不甚大，却也安置着船篷，篷帘早已向两侧卷起。
任百衍笔法传统，绘杨柳本其强项，又巧妙地配以朦胧山、柳梢月、柳荫下半隐半现的船，使一幅不足25厘米见方的近景画顿生幽深清远的意境。
2、人物析
一位身着长衫的书生左手抱膝坐于船头，身子向前倾且略显探身。可以看到其后背和左肩臂。左肩高，左臂拢膝，右肩低没，右臂不显示。头部下颌微微前伸；中间有淡墨短线，可视作左耳轮廓；又有浓墨小点，当为发髻。
近2月来，笔者也曾倾听他人对画中书生神态的种种猜测。但从常理而推，胡须断不能转至背后，所以头部浓墨小点，当为发髻而绝非作仰望状时的胡须；身子向前倾，则绝非仰望天空；左肩高，右肩低没，右臂不显，则绝非向右回首望；下颌微前伸，则绝非低头；身子向前探，则必然睁眼而绝非闭目。因此，笔者据画中人物的肢体形态推测，书生的神态动作只能是静观前方。而后又将《萧山博物馆书画珍品集》所录《秋夜赏月图》予以扫描成图为PNG格式放大观察，更觉推测无差。
3、题识析
题识：“君当于芙蓉花下及第。庚子秋八月，子健五兄世大人吉鉴，吟秋弟任百衍写赠。”
任百衍绘秋月并题以“芙蓉花”的题识，并非仅仅是取其蟾宫折桂、富贵荣华的寓意，而是使用了“人镜芙蓉”这一典故。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二·支诺皋（中）》：“相国李公固言，元和六年，下第游蜀，遇一老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镜下及第，后二纪拜相，当镇蜀土。某此时不复见郎君出将之荣也。’明年，果然状头及第，诗赋题有‘人镜芙蓉’之目。”
任百衍使用“人镜芙蓉”这个典故，既是对子健眼前挫折的安慰，又有对将来科举得中的美好祝愿。“鉴”之前特意加一“吉”字，仍是体现了温暖的祝福。可见任百衍对子健用心良苦，情感真挚而细腻。
庚子，据任百衍、子健两人的出生年，当为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
世，指世交，世代、几世的交情。
4、钤印析
任百衍于《秋夜赏月图》团扇面中所钤印为朱文两字小印，在萧山博物馆收藏的任百衍5件（组）画作上出现6次。根据《说文解字》等工具书的字体写法，右侧字为“白”而并非“百”；又查阅《说文解字注》得左侧字为“𡙏”。因此，从字面上看，这方朱文印为“白𡙏”。中国传统文人在文字上爱搞玄乎，尤其是在书画领域，在刻制印章时往往把常用字换成相应的异体字或古代所用的字。任百衍朱文印的实意不会仅仅是印面文字“白𡙏”。
《康熙字典·白》：“……又博陌切。与伯同。长也。一曰爵名。亦姓。【印薮】有白鸾氏。【注】即伯字。”
《说文解字·衡》《说文解字注·衡》：“𡙏，古文衡如此。”
由此可见，任百衍所钤的印面文字“白𡙏”应该读作“伯衡”。这与《萧山任氏家乘》所记载的“庠名百衍，字伯珩”是比较一致的。因为
“衡、珩”两字同音，又基于《康熙字典·珩》：“……又通作衡。”所以笔者把“白𡙏”释作“伯衡”，与家谱记载的“伯珩”并不矛盾。
二、受赠者子健家世生平
1、确认子健身份
确认子健身份，是了解其家世生平的第一步。但是，仅仅着眼于任百衍《秋夜赏月图》团扇面来求证其身份是极其困难的。幸亏萧山博物馆的藏品中可以找到线索。馆藏任百衍作品5幅，其中团扇面有3幅，其题识中都涉及到子健。有两幅团扇面题识为“大碧山馆图”。大碧山馆是清代萧山画家丁文蔚的斋室名。因此，笔者推断子健极有可能是丁氏子弟。查阅《萧山丁氏家谱·卷六巳集》，可以看到“文蔚次子乾一，字子健、别号匡公”等内容。推断由此得到证实。
2、丁子健家世
据《萧山丁氏家谱》记载，丁氏先世居山东临淄，唐昭宗时有丁璞为淮南节度使，徙居浙江萧山，卒谥文靖，葬凌溪后山，遂有萧南丁氏（今萧山区戴村镇丁村、后宅丁氏一族），奉丁璞为始迁祖。
萧南丁氏十九世丁昌，字士荣、号存远，明宣德年间为县城衡河张氏赘婿，居县城西门外运河边（今万寿桥社区一带）。其后代称“邑西丁氏”，又作“在县丁氏”，为萧山望族。其族内名人有丁克扬、丁百川、丁堃三位进士；举人丁文藻、画家丁文蔚兄弟等。
丁子健祖父丁鉴（1797—1865），原名全、又名鍪、字亦三、号虚堂。国学生。
丁子健伯父丁文藻（1817—1855），字赠华、号云九。道光丙午举人，拣选知县。
丁子健父亲丁文蔚（1827—1890），字豹卿、号韵琴、又号蓝叔。国学生，候选州同。咸丰八年改捐知县，指分福建同知。同治五年，经左宗棠奏请，钦派办理福建大营营务。在克复漳州、龙岩、永定、南靖、平和、漳浦、云霄、诏安等县后，保留福建尽先即补知县，特旨赏戴蓝翎，补缺后换戴花翎，加同知衔，署理长乐县知县随带加三级记录八次。著有《大碧山馆诗词》及文抄、画册行世，另辑《明清名家印斑》一册。
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卷二》：“丁豹卿文蔚，萧山人，诸生，工画，折枝花卉鲜丽无比。吾师黄韵甫先生赠以诗云‘我生曾行五千里，咫尺未渡鉴湖水；我生曾交天下士，咫尺不识丁敬礼。’又云‘芬芳何来袭襟袖，折枝更胜耶溪春。’”
盛叔清《清代画史增编·卷二十一》记载丁文蔚，其内容皆引自《寒松阁谈艺琐录》。
赵禄祥《中国美术家大辞典》：“丁文蔚（1827—1890），清末书画家。字豹卿，号韵琴，又号兰叔。浙江萧山人。官至福建长乐知县。工诗文，善书画。花卉师白阳（陈淳）、南田（恽寿平）两家。书画秀雅古逸。篆、隶深得汉人古拙之趣。又善刻竹。家有大碧山馆。一时名士多与交往，侧室王氏艺芳也工于绘画。”
张天禄《福州人名志》：“丁文蔚（1827—1890），字豹卿、号韵琴、又号蓝叔，浙江萧山人。任长乐知县，工诗、书、画，尤爱集写别体古字，画面上经常出现几种字体混合的文句，艺界戏称其书为‘百衲体’。他的题句中多以行楷，间参古篆或变体字，可谓搜尽古怪与奇特字形。家筑‘大碧山馆’，常聚集名士、书画家吟诗、谈艺。”
王瞻民《越中历代画人传》等其他一些资料记述丁文蔚的内容皆大同小异，总不出“工诗书画，秀雅古逸”之类。彭仁甫《近代书画家简介》谓丁文蔚：“又工刻竹。”周明道《萧山书画人物志》谓丁文蔚：“好鼓琴。与会稽赵之谦、李慈铭，邑人任熊颇知好。”
丁子健母亲周氏；董氏；秦云，字佩芬、号山阴女史，善画牡丹。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卷二》：“丁豹卿文蔚……姬人秦佩芬云，亦通六法，画牡丹尤擅长。《倚晴楼（黄燮清有诗集、续集、诗余）》有题其画卷诗云‘归来却展秦女画，笔露所到春萌芽；千英百蕊互间出，姿态似与风欹斜。看花何人得花趣，妙手有此真堪夸；瑶台愧乏李白句，宝树合种丁仙家。’其推奖亦已至矣！”
丁子健生母王艺芳（1859—1905光绪甲辰年腊月），工画，有《枝连理馆遗稿》。民国二十四年《萧山县志稿》卷二十四《人物 列女（下）附才媛》：“丁文蔚妾王氏，名艺芳。知绘事，每画必倩子侄题款，故书无巾帼气。”周明道《萧山书画人物志·王艺芳》内容引自《萧山县志稿》。
3、丁子健生平（小传）
据《萧山丁氏家谱·卷六 巳集》记载，丁文蔚次子，名乾一，行恂（未序行号），字子健，别号匡公。朝议大夫，福建补用道库大使，邑庠生。生光绪壬午年（1882）十二月十六日戌时（1883-01-24），卒民国乙卯年五月二十一日戌时（1915-07-03）。娶西陵镇（今杭州滨江区西兴镇）议叙知县田寿基次女；继娶安徽吴采蓉次女，生二子俱殇。继侄丁深源兼祧。
三、作者任百衍家世生平
1、任百衍家世
据《萧山任氏家乘》记载，任氏先世居河南息县，南宋建炎年间有任钥为山阴令（今绍兴市），卒葬绍兴桑盆奉圣庵前，被尊为桑盆任氏始祖。
任钥玄孙任定翁，自桑盆徙居萧山昭明乡凤堰里（今城厢街道），于南宋嘉熙元年丁酉（1237）将其父任铨迁葬萧山北干村（今城厢街道），遂有萧山任氏，奉任铨为第一世，任定翁为第二世。萧山任氏素称望族，人才辈出。元末明初，萧山任原礼与刘基、宋濂、高启等人颇有渊源。清代有任辰旦、任沄、任元文、任泩四位进士，以及举人、贡生等。族内书画、篆刻、竹雕、琴棋等艺术人才更是层出不穷。
任百衍祖父任泩（1794—1838），字让川，号𣶒甫，道光三年进士，山东德平县知县，道光丁酉山东乡试同考官。
任百衍父亲任式肩（1814—1861），字仔胜，号小庾，廪膳生。工时艺试帖，有声庠序，乡闱六荐不售，赍志以终。生平专习举业，题咏无多。
任百衍母亲章氏（1812—1841），会稽举人、候选知县章锡金长女。
任百衍生母陈氏（1822—？），武举、抚标守备陈五经三女。
谱载，任熊、任薰兄弟与任百衍的关系是同一高祖的族兄弟。任熊较任百衍年长21岁，任薰较任百衍年长9岁。
2、任百衍生卒年
在公开资料中，彭仁甫《近代书画家简介》、陈炳华《中国近现当代书画家辞典》等书籍都把任百衍的生卒年错误地标注为“1820—1864”。为什么这个生卒年是错误呢？其一，这个生卒年与《萧山任氏家乘》所记载的任百衍父祖的出生年相矛盾。任式肩不可能7虚岁有子，任泩不可能27虚岁有孙；其二，这个生卒年与《萧山丁氏家谱》所记载的丁子健出生年相矛盾。任百衍画作题识中不可能出现一位尚未出生人的名字；其三，这个生卒年与任百衍《花卉四屏》题识所显示的年份相矛盾。上海信仁拍卖公司2006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上任百衍《花卉四屏》设色绢本有题识为：“子能二兄大人雅鉴，丁亥嘉平，吟秋任百衍写于春浦之寄鹤山房。”丁亥，无论是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还是道光七年丁亥（1827），都与这个生卒年相矛盾；其四，据《清代缙绅录集成》相关资料显示，萧山任玉琛出任浮梁知县为“（光绪）七年（1881）六月调”。既然任百衍游浮梁而客任玉琛署中，则这个生卒年与任玉琛出任浮梁知县的年份相矛盾。这个错误的生卒年导致书画界、收藏界和拍卖市场对任百衍作品创作年代的判断也相应地出错。
据沈定庵《记萧山任氏家族任预、任百衍、任霞、任堇四位著名书画家》叙述，沈本人藏有一幅任百衍所作的《冬柳图》，题为“庚戌冬任百衍客苕溪作”。沈定庵判断任百衍“系作于宣统二年庚戌（1910年）故属近百年内人物”。沈定庵对该画创作年代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但也没有给出任百衍确切的出生年。
据《萧山任氏家乘》记载，任百衍出生于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五月十八日（1844-07-03）。谱载出生时间是由族人采编记录，又使任百衍相关资料的内容都能够得到合理解释，应该是真实可信。目前，尚未发现有资料明确记载任百衍的卒年。检视其画作题识所显示的最晚年份是宣统二年庚戌（1910）。例如，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第72期拍卖会任百衍设色纸本《花鸟四屏》题识为“西岩仁丈先生雅教，萧山任百衍写，时庚戌夏五”；沈定庵藏任百衍《冬柳图》题识为“庚戌冬任百衍客苕溪作”。因此，任百衍的生卒年应当标为“1844—1910或后”。
3、任百衍生平（小传）
任百衍（1844—1910或后），谱名骏昂、庠名百衍，字伯衡、又作伯珩，号昌伯、吟秋、吟秋老人。邑庠生。妻蔡氏（蔡子瑜之女），生一子名祖庚。
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卷六》：“任吟秋百衍，萧山人。善花卉，极秀雅。曾游浮梁，客任筱园大令玉琛署中，所作甚夥，后因群从咸擅写生，未能夺席，遂改画杨柳，自初春以迄残冬分十二月，菀枯秾瘁，各尽其态。善六法者未有此体物之工也。”
王瞻民《越中历代画人传》谓任百衍“曾游大梁”，其余字句皆与《寒松阁谈艺琐录》相同。应当是引用《寒松阁谈艺琐录》时将“曾游浮梁”误作“曾游大梁”。
上海崇源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2009秋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出现上海古籍书店旧藏的任百衍《清供图》设色纸本立轴。其题识：“己卯秋，余从粤省东归。畮夫先生嘱绘此图。余因棘闱文战匆匆，致久拦案头。闱得毕，闻先生已诏赴玉楼，不胜扼腕再三。今又将远行，爰检出绘成，并书数语以识感慕云尔。吟秋侄任百衍。”
己卯，为光绪五年（1879），其年任百衍36虚岁。由《清供图》题识可知，是年秋，任百衍自广东长途跋涉赶回故乡参加己卯科浙江乡试。此前，任百衍必然多次参加过科举考试；此后，任百衍也一直没有能够中举。可见，任百衍对于科举考试，也是痛苦地经历了从热衷科举到绝意科举的过程。
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任百衍当然是一位画家。但是，从当时的情况看，任百衍应当另有职业。任百衍在秋天“从粤省东归”参加秋季乡试，“闱得毕”，“又将远行”。可见其行程极为“匆匆”。因此，任百衍在广东是有职业的。前文“曾游浮梁”，游，或指游幕。结合绍兴府八县落第文人的职业去向等情况进行分析。笔者推测，任百衍应该是一位幕宾，俗称师爷。因此，任百衍“从粤省东归”，是从师爷任上匆匆赶来参加乡试。由于浮梁茶叶等项赋税的重要性，以及治下景德镇的“瓷都”地位，任玉琛为浮梁知县是一位“花翎同知衔知县”。但也不可能养一批专搞书画诗文的清客。所谓“曾游浮梁，客任筱园大令玉琛署中”，其实是指任百衍曾经游幕于任玉琛为知县的浮梁县署中。
四、创作背景和创作原因
1、清末和“庚子”年的相应情况
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朝野议改科举。道光二十二年（1842）两广总督祁𡎴《请推广文武科试疏》，一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湖广总督张之洞《妥议科举新章折》，这说明逾半个世纪以来，朝野对科举进行改革的议论没有停止。在千年未有的变局中，科举制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任百衍、丁子健他们所出身的传统文化家庭却仍然把科举作为人生的首选目标。今天的丁子健、从前的任百衍都为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理想而努力。
《清史稿》卷一〇八《志八十三 选举三》：“顺治元年，定以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二章第一节：“乡试三年为一科，逢子、午、卯、酉年为正科，遇万寿登极各庆典加科者曰恩科。”
《德宗景皇帝（光绪）实录》卷之四百五十七：“（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十二月甲戌朔二十九日）壬寅（1900-01-29）……又谕：明年朕三旬寿辰。允宜特开庆榜。嘉惠士林。著以明年庚子科为恩科乡试。次年辛丑科为恩科会试。其正科乡会试著递推于辛丑壬寅年举行。”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例当行正科乡试。以光绪帝三旬万寿而为庚子恩科乡试。按中国传统的年龄计算法，其年丁子健19虚岁，正是一位意气风发的少年郎，满怀憧憬，尤其对当年庚子恩科乡试跃跃欲试。任百衍57虚岁，曾经痛苦地经历了从热衷科举到绝意科举的过程。况且，任百衍父亲生平专习举业，多次参加乡试，试卷六次得到选荐，毕生没有中举，赍志以终。因此，父亲和自身的经历使任百衍对科举的认识理性而客观。
2、“秋八月”的相应情况
任百衍使用“人镜芙蓉”这一典故，如果是在临考时候赠图，不但起不到祝愿的效果，反而涉嫌诅咒今科难以得中，需要等到下次才能考上。因此，必然是在落榜或者受到其他挫折的情况下使用这个典故，既能够劝慰目前的挫折，又预祝将来的成功。
我们需要通过对“秋八月”的相应情况进行分析，来探索任百衍《秋夜赏月图》的创作背景。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二章第三节：“乡试共分三场，考期于八月举行，以初九日为第一场正场，十二日为第二场正场，十五日为第三场正场。先一日（初八、十一、十四）点名发给试卷入场，后一日（初十、十三、十六）交卷出场，是为定例。”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二章第六节：“（乡试）放榜之期，从前大省于九月五日前，中、小省于八月终，后应试人众，试卷增加，考官校阅不及，每以限迫逾期，顺天乡试曾为御史所劾。康熙五十年，一律改在九月，顺天及大省限十五日内，中省限初十日内，小省限初五日内。”
商衍鎏的相关叙述说明，秋八月正是乡试的时间，而放榜则“一律改在九月”。由此可知，任百衍绘画相赠是在丁子健参加乡试期间，还没有到放榜的时候。既然乡试结果尚未公布，那么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任百衍于放榜之前已经在劝慰丁子健了呢？
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二《庚子乡试》：“光绪庚子乡试，各省简放正副考官，寻以拳乱停止考试者十一省。考官多中途折回，或赴行在，或留止他省。迨十月，行在简放学政，其前放考官折回者得十一人。予子士鉴，先充湖北考官，未出京，随扈赴行在所，亦同时拜命。明年辛丑六月补行乡试者五省，则甘肃、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也。”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二章第九节：“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各省均未放主考而停科，辛丑举行亦未普遍，但于壬寅即一律补行。”
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一百六十》：“（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六月十六日即1900年7月12日）丙戌谕：现在中外开衅，各直省军务倥偬。所有本年恩科乡试如果展缓数月，未始不可举行。第恐天气渐寒，各士子倍形劳苦，且远省放榜过迟于公车亦多窒碍。著即展缓至明年三月初八日乡试，八月初八日会试，以示体恤。各省已放正副考官即着回京供职。至庚子正科乡试及次年会试并着按照年分以次递推礼部知道。”
民国二十四年《萧山县志稿》卷十三《历代选举科目表·（光绪）二十八年壬寅》“附记”一栏：“补庚子辛丑科。”
拳乱，指义和团运动。中外开衅，指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上半年，正是义和团运动声势渐趋浩大，行动最为激烈的时候。紧接着爆发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吴庆坻《庚子乡试》等四份资料显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清廷不得已于六月十六日（1900-07-12）发布上谕，当年庚子恩科乡试停考。时局原因使丁子健失去了这次科举考试机会。据李希圣《庚子国变记》、张琦撰稿《庚子国变》等相关资料记述，在随后的一、二个月里，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形势恶化。非但天津、北京相继失陷，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也仓皇西逃。
3、揭示历史背景、创作原因及其用意
通过上面两个小节几个段落的分析，任百衍《秋夜赏月图》团扇面创作的历史背景、创作的原因已经比较明朗了。笔者予以稍作整理，以便完整体现。
自鸦片战争以来，科举制面临挑战。但任百衍、丁子健所出身的传统文化家庭却仍然把科举作为人生的首选目标。父亲及自身的经历使任百衍对科举有理性的认识。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义和团运动和紧接着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清廷不得已于六月十六日（1900-07-12）发布上谕，当年庚子恩科乡试停考。这对满怀憧憬、跃跃欲试的少年丁子健打击不小。在随后的一、二个月里，战争形势更趋恶化，又使丁子健觉得看不到下一科的乡试机会。作为科举过来人、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的任百衍出于世交之谊，绘《秋夜赏月图》以劝慰迷茫的丁子健。因此，庚子乡试停考和后来战争形势恶化对丁子健产生了影响是任百衍在“庚子秋八月”这个时间节点上绘画劝慰丁子健的直接原因。
幽深清远的意境，画中书生并未望着皓月蟾桂，而是静观前方。这样的画面，兼以“人镜芙蓉”这一典故，理性的任百衍一方面是劝慰丁子健；另一方面是否在告诫少年丁子健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正视科举呢？
窃以为，对任百衍《秋夜赏月图》进行这样的分析释读，与其历史背景、创作原因、作者意图庶乎不远了。
五、结语
庚子国变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庚子恩科乡试停考是当时社会的重大事件。任百衍《秋夜赏月图》，这幅不足25厘米见方的小小团扇面竟然以庚子国变、庚子停考为创作的历史背景，以庚子停考、战争形势恶化而使丁子健失去考试机会并产生迷茫心理为创作原因，实在出乎笔者意料。这幅画所反映的内容，正是庚子国变、庚子停考等重大历史事件对当时读书人所产生影响的缩影。因此，《秋夜赏月图》在其艺术价值、文化价值之外又具有异乎寻常的历史价值。
2019年11月初，笔者首次阅读《萧山博物馆书画珍品集》而发现任百衍《秋夜赏月图》团扇面。12月19日，经李维松先生联系并陪同至萧山博物馆，在馆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支持下，笔者得以欣赏这件珍品原件。随后开始写作，至完稿已经是2020年1月中旬。突然意识到又是一个庚子年来临了。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忽焉花甲又重逢，中国已然不是120年前的清王朝。在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20周年来临之际，对任百衍的这一画作进行分析释读，其意义不言而喻。
（2020-01-18定稿）
参考资料：
1、萧山博物馆编著. 萧山博物馆书画珍品集[M].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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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北京翰海拍卖有限公司第72期拍卖会任百衍设色纸本《花鸟四屏》[EB/OL]
33、上海信仁拍卖公司2006春季艺术品拍卖会任百衍设色绢本《花卉四屏》[EB/OL]
34、上海崇源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2009秋季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任百衍设色纸本立轴《清供图》[EB/OL]
本文收录于杨国梅主编《拾穗 萧山博物馆开馆十周年论文集》（2020年10月中国书店出版 略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