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3年，大清顺治10年，荷兰商人到广东虎门港提出通商贸易，引起了朝廷上下的一批热议，有人同意，有人反对，顺治皇帝的态度也有些摇摆。虽然一开始没有得到同意，但是荷兰对广东商人展开了大肆行贿，1653年10月，顺治皇帝正式接见了荷兰使团，之后皇帝下达诏书，特许荷兰八年来中国朝贡一次，“八年一贡”还是只允许20人到京城，可见当时大清皇帝态度还是高高在上。1661年，1662年和1664年，清朝先后三次颁布迁界禁海令，对沿海工商业造成了巨大打击，海禁政策持续了20多年，直到1684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平定三藩之后才稍有松懈。正式宣布设立粤、闽、浙、江为四大海关，标志着海关制度的创立。
就在粤海关设立的第二年，广东颁布了《分别住行货税》，规定了国内贸易作为“住”税，到税课司缴纳，对外贸易作为“行”税，到海关缴纳等，这边是商行的起源，那些特许从事洋货贸易的商人史称“十三行商人”。十三行的来历有很多说法，有人说是第一批有特许资质的人包括十三家族。所以称为十三行。无论如何，十三行商人的出现是对外贸易制度变革的产物。此后多年，商行逐渐发展，到18世纪中期，商行形成了严密的组织，相应的制度也日趋完善，俨然成为了一个垄断型的商帮。
在清代外贸历史上，乾隆22年（1757年）是一个转折，乾隆关闭了闽、浙、江三大海关，宣布广州“一口通商”。从此广东成为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窗口，其他三大港口相继沦落。
十三行商人的崛起，是清代企业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表明在17世纪到19世纪的100多年间，帝国以独特的外贸授权制度牢牢地控制住了国际贸易的主动权，而作为这一制度唯一的授权人，十三行因此也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其中最为富有的要数当时十三行公行的商总：潘启。他以卓越的经商才干，在20世纪一跃成为中国南方最为富有的商人。
从晋商、徽商和广东十三行这三大商帮的行迹，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进入17世纪之后，中国的工商业已经深深地陷入到了官商模式之中而不能自拔。
在对外贸易中，不得不提的是英国的东印度公司，该公司实际上是英国在印度的代理，也是历史上第一个股份制公司。在将近120年的时间里，英国东印度公司都扮演着一个采购者的角色，与中国从事对外贸易，但常年都是贸易逆差数十万两白银。甚至在19世纪初，英国每年对华贸易的逆差高达300万两白银，1781-1790流入中国白银为1640万两。对华贸易的不利形势，是从鸦片贸易的兴起才有所改变。
所有开展对华贸易的西方列国，其兴衰起伏，又与它们各自国力的变化有关。在17世纪初期，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以及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人是最活跃的主角，随后，它们被英国人超越，进入18世纪的后期，来自北美的美国商人成了一支新兴的力量。
与英国人相比，美国人与中国的对外贸易要晚了100年，在刚刚经历了年的独立战争，在1784年，美国的“中国皇后号”商场从纽约港出发，来到广州。两年后，美国国会正式任命第一位驻广州的领事。从此，一条新的贸易通道被打开，1786到1883年，美国来华的商船达到1004艘，仅次于英国，成为对华贸易的第二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