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数百位甚至上千位学生父母和祖父母，加上一些兄弟姐妹，从美国以至世界各地，正在奔赴达特茅斯学院的路上，他们是去参加一年级新生的家长会。如此劳师动众的“家长会”，很夸张和煽情的画面，是吧？我的儿子安德鲁也是美国达特茅斯学院（Ｄａｒｔｍｏｕｔｈ Ｃｏｌｌｅｇｅ）的一年级新生。位于新汉普夏（Ｎｅｗ Ｈａｍｐｓｈｉｒｅ）的达特茅斯学院是美国八所常春藤大学之一，以其优秀的教学质量和卓越的校友享誉全球。五月初是该校一年级学生家长会时间，我早早地便订好了从硅谷飞波士顿的机票和当地的旅馆，并特意安排目前人在中国工作的孩他爸赶过去。经历了２４
小时的旅途奔波的孩子爸爸半睁着疲倦的眼睛看着我说：“孩子妈，你是不是拿着儿子的鸡毛当令箭？”“不是的，”我声辩“三个月前订旅馆时，学校周围的旅馆便都已售尽。我可不愿意让我们的儿子像是孤儿院的孩子。”其实我也常常向朋友抱怨这孩子怎么挑了个这么远学校，看他一趟还真不容易。让家居加州的我们，得横飞美国６个多小时，再开车２－３小时，与去一趟中国也差不多了。记得孩子在大学申请时，我便或明或暗地希望他去斯坦福大学或加州伯克莱大学，前者离家只有２０分钟，后者也只有１个半小时。然而，我知道，这不是我们作父母的决定，是孩子为自己的人生所作的第一个重要决
定。他是如何选择的？他能做出最佳的决定吗？
选择大学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儿子收到了６所很好的大学的录取通知。我们在申请大学之时已参观过这中间多数的大学，否则会像不少其他家庭一样，在收到录取通知后得去参观各学校。儿子当时的决策过程主要是与各学校的校友谈话，和他的高中同学讨论，并看一些有关学校的校评书籍和网站。美国有关各校评论比比皆是。评论的内容也是五花八门，如学校排名，教学品质，科研质量，老师和学生的比例，学校学费和每个学生的实际花费，学校食堂伙食，男女学生的比例，学生就业率，校友成就，学校的娱乐指数，甚至致男生是否帅气，女生是否漂亮，等等。同时，学校也开始对他们想要得学生开始了宣传攻势，除了邮寄有关的资料外，还派高年级学生打电话，进行友情攻势，邀请去学校参加各类活动。顶尖的私立大学甚至请当地的成功校友进行个别谈话，或邀请参加家庭聚会。
我隐约觉得，在经历了几轮的思考之后，儿子的感情天平已趋向了达特茅斯学院，虽然他说还未决定。他曾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达特茅斯学院最好，女生是常春藤大学中最漂亮的，学校伙食也最好。我第一次听他宣布他的决定是在达特茅斯学院一位校友的家庭聚会上。那位校友是硅谷一间著名公司的老总，曾经是达特茅斯学院历史系的学生。他的三位女儿，除了还在上高中的小女儿，两个大女儿现在都在达特茅斯学院上学。那天的聚会很温馨，有近５０位过去和未来可能的达特茅斯学院的校友参加，人们多是三三两两地相聚谈话，鸡尾酒就着小点心。在聚会结束之前，主人说给已经决定进入达特茅斯学院的新生一个机会谈谈他们为什么选择达特茅斯学院。几个孩子开始说话。有个女孩说学院的某一个学科是世界上最好的，那正是她要学的学科。有个男孩说学校的环境
优雅，是潜心念书的好地方。又有一个男孩说，学校提供的课外活动十分丰富，让他向往。这时，站在我身边的儿子开口了。他说，在与几个学校的校友谈过话之后，他最喜欢达特茅斯学院的校友，他愿意将来成为这样的人。孩子，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达特茅斯学院的校友向你传达了什么样的人生暗号？
我开始有意识地注意达特茅斯学院的校友的言谈举止。他们似乎的确与我和我先生毕业的卡耐基－梅隆大学（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Ｍｅｌｌ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ＭＵ”）毕业的学生不一样。达特茅斯学院的校友们更为轻松，随意。他们喜欢谈论社区服务，为最近社区小学紧张的经费想办法，围绕在那位刚刚从非洲做志愿者回来的女士周围，听她娓娓道来非洲的见闻，他们为全球暖化真诚地忧心，他们交换如何节省能源的小窍门。相比之下，我们ＣＭＵ的学生则更务实和具有“工匠”气质。
这样比喻我们ＣＭＵ的校友并无贬义。我们是一群多么杰出的“工匠”啊。即使是像我这样一位ＣＭＵ不起眼的校友，所出版的作品已成为世界数十万在学校和工作岗位上的“科技工匠”的教学和参考书。我的同时期的同学们更是个个了得。雅虎的执行副总裁陆奇博士，毕业于ＣＭＵ计算机系，协助杨志远将雅虎从一个车库中的公司推向互联网时代的巨人。毕业于ＣＭＵ电机系的黄小力博士是硅谷的连环创业者，在为社会带来科技创新的同时，也为自己带来可观的财富。比我早两年毕业的物理系的Ｂｒｕｃｅ ＭｃＷｉｌｌｉａｍｓ博士，用从高科技公司所获得的财富，最近在ＣＭＵ物理系建立了一个研究宇宙暗物质的中心。还有众多的同学，或在世界各高校执鞭任教，为人类培养更多的“工匠”，或在各高科技公司执科技之牛耳。也有的同学从“工匠”的行业中稍稍出位。如那位让微软和谷歌法庭上大打出手的计算机系的李开复博士，在先后管理微软和谷歌大小“工匠”的同时，也会对后辈在为人处事上循循开导，教给他们人生“选择的智慧”。又如另一位与我同年完成博士学位的计算机系的同学，Ｒａｎｄｙ Ｐａｕｓｃｈ博士，后来成为一位ＣＭＵ杰出的教授，他用他生命最后的能量和智慧向全世界超过千万的学生和普通人，讲授“最后的一课”，成为美国时代周刊２００８ 年影响世界的１００人之一。我们的儿子在他与父母和其朋友们的十数年的交往中应该已充分地感受到了我们的工匠本色。
作为父母，我们是多么期望将自己的一生积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成功，我们的失败，我们的人脉，以及我们的财富，全部传给孩子，让他们能站在我们虽矮小但充满爱护的肩膀之上。老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天下的父母，都很类似。我们首先期望孩子能自食其力，而将我们所熟悉的“打地洞”的方法教给他们，让他们接着“打洞”是最现实和风险最小的生存方式。这也是孩子爸爸在极力推销ＣＭＵ以及与ＣＭＵ同类的学校如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或加州伯克莱大学等而不果之后，对儿子的决定有几分失落的原因。爸爸感觉到孩子很可能要走上另一条道路，一条我们不熟悉的道路。当然我们也期望孩子能超越自己，那么孩子需要更多的勇气和智慧，承担更多的风险和经受失败的考验，而父母的能提供的帮助则甚少。其实不管用世人的眼光来看，一个人的成就如何，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孩子一生有幸福和满足的感受相伴。但是什么是幸福？我们自己找到幸福和满足了吗？
我曾经以为自己有了答案，在每达到一个人生的小目标之时，如上大学，赴美留学，与所爱的人结婚成家，完成博士学位，孩子出生，转换事业轨道，创造一件作品，争取更多的财富，等等，这些都曾让我很有成就感，很幸福，很满足。但是现在，我很迷茫。有一天，与孩子爸爸去海边散步，看见一个无家可归者在海边晒太阳，他从身边的垃圾桶里捡起一个苹果，用衣角擦擦，吃了。我们于是谈起了这些无家可归者对社会的贡献。是的，他们的“贡献”是很小。然而他们对社会和环境也很少消耗和破坏。而我们这些所谓的社会精英，似乎有不少这样那样的贡献，但我们消耗了多少财富，那是在透支地球和子孙的资源。况且，我们那些所谓推动社会发展的“贡献”，果真对人类有益吗？人类为什么要发展那么快？正负相抵，我们真的比这些无家可归者对人类和地球更有价值
吗？从此以后，我在买东西的时候便多了一份罪恶感，对自己曾经的些许“成就”也充满怀疑，回首再看自己忙碌的“工匠”生涯也似乎是茫然无物。这样说出来会让别人觉得“矫情”，因为我不会因此而去做“无家可归者”。但是，一个对自己的人生的价值怀疑的人，不能说有一个幸福和满足的人生。
所以，不管我们如何思考，如何感受，孩子，你有权力选择你自己人生的道路而不要被父母的意愿限制，有权定义自己的成败而不要被世俗的价值左右，有权感受自己期望的幸福和满足而不是套用社会认可的标准幸福模式。我们作为你的父母，仅仅是你人生的配角而已，也会是你人生最忠实的观众和拉拉队员。在第一个学年即将结束之际，你过得好吗，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