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奏折一（1）【754】2024-3-26
原折：授翰林院侍讲及四川正考官呈请代奏谢恩状
道光二十三年（1843）八月初四日
新补翰林院侍讲充四川正考官曾国藩为呈请代奏，恭谢天恩事。
八月初三日，接到只会转淮吏部咨称七月十五日奉旨：“曾国藩准其补授翰林院侍讲。”钦此。窃国藩楚省菲材，山乡下士。西请待漏，惭四术之多疏；东观校书，尤三长之有忝。本年三月初十日。廷试翰詹，椳以芜词，上邀藻鉴，列置优等，授翰林侍讲。沐殊完之逾恒，俾迁阶以不次。旋于六月二十二日，奉命充四川乡试正考官，温纶再捧，寸衷之惶悚弥深；使节初持，万里而驰躯未已；乃复荷高深之宠，俾真除侍从之班。愧屡沐夫鸿施，曾无坠露轻尘之报；唯勉勤乎蛾术，益凛临深履薄之思。所有国藩感激下忱，理合呈请代奏，叩谢天恩。谨呈。
译：授翰林院侍讲及四川乡试正考官请为代奏谢恩状
新近补授翰林院侍讲充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曾国藩，为恭谢天恩之事请人代为呈递奏章。
八月初三日，接到转来的吏部咨文上说七月十五日奉旨：“曾国藩准予补授翰林院侍讲。”钦此。暗思国藩不过是湖南省一个平庸之辈，偏僻山村里的下等士子而已，供职翰林院，惭愧学术疏浅；协修史书，在众多史官中也只是叨陪末席。今年三月初十日，朝廷考试翰林院与詹事府官员，臣以粗劣的文词，获得皇上的赏识，列于优等，升翰林院侍讲。沐浴着破格的特殊恩宠，得以迁升不按常规。接着在六月二十二日，奉命充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温馨的谕旨再次捧到，心中的惶恐更加深重；初次持节出使，此身已做好万里奔波的准备。又蒙受高厚的宠信，得以正式进入文学侍从序列。惭愧屡次获得宏大的恩赐，却没有给皇上以露珠尘埃似的报答；唯有勤奋学习，时时以临深履薄的心态对待职守。所有国藩的这种感激心情，按理应请人代为具折奏报借以叩谢天恩，谨呈。
评点：清代奏折的传递
在评点曾氏这道奏折之前，笔者（唐浩明先生）先来对清代的奏折作点简单介绍。
在清代，官员们给皇帝的报告有两种。一种是报告例行公事，如财政的收入支出，军营的管理操练等。这种报告叫做题本。先送通政使司收取，由通政使司报妄内阁，由内阁处理后再择要汇报给皇帝。例行公事之外的公私大事，则用奏折的形式直接向皇帝陈述。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可以向皇帝上奏，它有级别何职责的限制。清制规定：中央各部院的堂官即科道言官，地方上的文职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武职将军、都统、提督有权上奏。用今天的职务来套，即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监察纪检方面的官员，文职省长副省长、武职大军区司令员、省军区司令员都有上奏折的权利。由省里派出的管理数府州即负责督粮、盐法事务的高级行政长官道员，遇有要事，也可以专折上奏。此外，负有特殊使命的人，虽不在这个级别之内，也可以临时授予他单独上奏的权利。如曾氏后来带湘军出省打仗，他当时是一在籍守制的人，没有任何职务，但肩负的担子非同一般，他向皇帝请求单独奏事的权利，皇帝同意了。
这两者之外，遇有非要向皇帝通信息不可的话，则只有请够资格的人代为呈递了。
题本、奏折分行到光绪二十七年时，朝廷实行“改题为奏”，即将题本改为奏折，也就是说废除了题本。从那以后，文武大员向皇帝报告情况，便只有单一的奏折了。
各衙门对呈递奏折一事极为看重，尤其是远离京师的地方大员更是视为神圣。各省题本，均由驿站按规矩一站一站地送往北京，通常需要一两个月才能到达通政使司。但奏折不同。他是由发折官员的侍从武弁专差护送到京，并且限定时刻到达。若是紧要公文，则用快递。当时的快递分为四百里、五百里、六百里、八百里等几个等级。若是四百里、五百里则逢站换马；若是六百里八百里，则日夜兼行，逢站不但要换马，说不定还要换人。将奏折送出衙门外，有个专有名词叫做“拜折”。拜折时得举行隆重的仪式。这天一早，衙门警卫森严，卫兵严执刀枪站在甬道两边，僚属们则按品级列排于庭院中。大堂上设香案，将一个尺余见方的木箱供放在香案上，木箱由黄缎包着。一切准备就绪后，奏折的主衔官员穿戴得整整齐齐地走到庭院中，面对着大堂香案上的木箱。这时，辕门外放炮三声，随之鼓乐齐奏，主衔官员对着香火缭绕中的木箱行三跪九叩大礼。礼毕，走进大堂捧起木箱，然后庄严地交给一旁的送折武弁。折弁接住，将木箱双手捧过头顶，疾步下堂，通过庭院甬道走出辕门。此刻辕门再放炮三声，以示恭送。
有趣的是，这个看似神圣的黄缎木箱里其实是空的，奏折并没有放在这里。要等这个仪式结束，衙门内外完全安静下来后，奏折才由人包好，从衙门后门交给折弁带走。为什么要这样做？笔者揣测，可能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热热闹闹中办的是“假的”，“真的”却是在消无声息中进行。读者诸君不妨细细地去观察观察，便可以发现，世间许多事其实都是在这种形式下办成的。
奏折到了北京后，它又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到达皇帝的手里呢？原来，清廷有专门办理此事的机构，名曰奏事处。
奏事处分内外两个部分，外奏事处由御前侍卫大臣兼管，其办事官员系从军机处、内务府及各部院的中级官员中调充。内奏事处的办事人员全由太监充任。
徐珂编的《清稗类钞》中有一则关于内廷奏事的记载。这则记载上说，每天半夜十二点钟，哥部院派人将奏折带到东华门外。没多久，东华门开，这些人随外奏事官进入大内，来到景运门内的九卿朝房，将所带之奏折连同本衙门名片一同交给外奏事官。外奏事官将奏折登录于簿。过一会儿，乾清门打开了，外奏事官捧着所收的奏折进去，讲它们交给奏事官。内奏事官将奏折全部收集后，时间不会超过凌晨两点。乾清门外的石栏杆上搁置着一个白纱灯笼。当这个灯笼从栏杆上移到石阶上时，则表明皇帝对今天奏折的处置意见快要下达，于是哥衙门送折者聚于门外候旨。不久，内奏事官捧着奏折出来，高呼“接事”。大家静听。内奏事官叫某衙门的名，该衙门送折者走上前去。内奏事官一边将奏折递回，一边传达皇帝的旨意，或是“依议”，或是“知道了”，或是“另有旨”。即便数十上百道奏折，内奏事官的传达都不会出错。
从这则记载来看，清代皇帝处置国事的效率之高，简直惊人：一道奏折凌晨递上去，天不亮便有了结果。这样的高效率，倒令人生疑了：一、皇帝每天半夜两点就得起床看奏折，这可能吗？二、如果这一天的奏折有一百多道，他在天亮之前能看得完吗？不过，徐珂是清光绪年间的举人，他虽没亲自去过奏事处，但还是有机会听到过别人说起这类事的，故而这则记载也不可能是毫无根据的瞎说。姑录于此，供读者诸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