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度阴山的《知行合一：王阳明》前，我所知道的王阳明仅仅在于他的四字箴言“知行合一”，而且随着岁月的变迁，学校里告诉我们这四个字的含义是“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行为，并真正地去践行”，这与王老先生所推崇的“良知和行为应该统一，由良知引导行为”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前者重行，后者重知，而归根结底则是对【知】的理解不同。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知”不是“知道”，而是“良知”，是每个人内心与生俱来的道德感知和判断力。找到并遵循内心的良知，复杂的外部世界就将变得格外清晰，之声决断，了然于心。而这也便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
另一个与“知”相关的四字箴言是“格物致知”，这四个字来源于《礼记‧大学》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论述的“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此段。对于“格物致知”理解的不同由此将儒学分化成了两派，一派是以程颐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一派是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理学派认为先有格物，而后才能致知，而心学派则认为知本已有之，格物使其通之。说得通俗点，就是理学派先探究，再用心，而心学派先用心，再探究。
书中有个浅显的关于孝顺父母的例子来说明两家对“格物致知”大相径庭的解释。理学派认为孝顺父母是个比较复杂的过程，需要先去学习如何孝顺父母，最后得出一套理论，然后再开始孝顺父母。而心学派认为只要在孝顺父母这件事上端正好态度，良知便会指引你去如何孝顺父母，这是不需要去向外界学习的。
那为什么王阳明会认为“心即理”呢？这源于他的龙场悟道，在他生活的时代，程朱理学被整个国家奉为圭臬，讲究“存天理，灭人欲”，并认为“性即理”，因此倡导大家通过去外面“格物”以此来获得“天理”。可是，从外面获得的天理如何才能与内心融为一体呢？从外面获得的天理一定就是对的么？如此，便让通晓儒释道三家的王阳明产生了众多迷惘，并最终让他在发配贵州龙场驿时悟出了“心即理”的心学理论，归纳为八个字则是：“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用王阳明的解释就是，人人心中都有良知，良知无所不能，能解决一切问题，不需要任何外来帮助。
因此，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就是判断力。分清善恶是良知作为品德方面的能力，而分清是非就是良知作为智慧方面的能力。我们做任何事都应该遵从自己的良知，凡事在心上下功夫，而不只是到心外去寻求。而他也认为，知的真切笃实就是行，行的明察精觉就是知。如果你只明白了道理但没有实践，便不是真的“知”，如果你只去实践，而没有明白对应的道理，那就不是真的“行”。知是行之始，所以我们更应该在良知上下功夫，省察克制，这样才能做正确的事儿。
而回到前面说的对于“格物致知“的解释，自古以来儒家学派内部也争论不休，到底是探究事物原理而获得知识，还是格除私欲以正心理呢？我个人倒是很赞同清初大儒孙奇逢先生所说的“盖王子得吾性之要，朱子得吾性之全。不得其要，则泛滥而无本；不得其全，则缺略而不该”。心学过于强调内心的修为，而理学过于强调外物的探究，合而为一才是最好的处事方式。
因此何为“知行合一”呢？我个人倒是认为，一方面需要按照心学观点，根据良知找到去做的原因，另一方面需要按照理学观点，一定要躬行实践，探究这样做是否真的合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知其所以然而后为之，才能将我们明白的道理通过实践消化成自己的能量，而不只是拾人牙慧，一知半解，换成现在流行的话说，就不会听了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由此，我也想到了《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中的习惯一“积极主动“，和习惯二”以终为始“，这两个习惯很明显的都是从心驱动，根据原则和价值观，由内而外进行改变。可见，很多我们奉为宝典的外国管理方法，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里早已经有所涉及。不禁产生感慨，传统文化的传承和教育的缺失已经到了多么危险的地步了呀！
最后奉上王阳明先生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就是致良知的步骤，简单易行，希望世上的人可以知行合一，在你开始致良知的时候，听从内心的声音，不要理会外界的评判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