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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时光倒流到当年，我一定会多问一句大哥的姓名、是哪个垸的。现在能记得的是他姓李，武穴大法寺（或四望）镇人，1974年生，1995年9月9号从武穴码头出发经武汉到天津塘沽做木匠。
——谨以此文记叙那段难忘的旅程

武穴码头
“终于可以走出武穴，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了！”凭着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告别自出生开始生活了十几年的家乡的日子就这么来了！
长江中游北岸的家乡湖北武穴，前身为广济县，取“广施佛法，普济众生”之意。家乡位于鄂东边缘，北倚大别山余脉，地扼吴头楚尾，历来是鄂、皖、赣毗连地段的“三省七县通衢”，更有“鄂东门户”和“入楚第一港”之称。
对的，说的就是素有“小汉口”之誉的武穴港，长江十大深水良港之一。在长江北岸武汉至安庆433公里的区间内，唯有武穴港可停靠5000吨级以上的客货轮船，客流量在湖北仅次于武汉港。去上海、南京和重庆的大轮都要停靠武穴港，西北溯江而上至省会武汉200多公里。
小时候能来武穴市里的几次机会都是借着家里母猪下崽满月后到市里卖猪仔时搭乘拖拉机去的。集市就在码头边，爸妈卖好猪仔后就带着我们兄妹在江边隔着铁栅栏，看江上来来往往的大客轮和货轮。告诉我们说：“好好读书，以后坐大轮去大城市上学。” 上高中的武穴中学就在江边。我有一次走出武穴，也是唯一的一次出省经历，是到长江对面的江西瑞昌境内的将军山春游。名为出省，其实仅是轮渡过江。在一衣带水的将军山顶，眺望江北的滨江小城武穴，鳞次栉比的各式楼房如火柴盒般大小，与城区接壤的大片田野被乡间小道连接着的村垸点缀，星罗棋布。
这一次是真地要从“小汉口”到大汉口、大武汉了！
出门这天正好是中秋节，与往年都是晚上聚餐赏月不一样，今年全家中午就一起吃过饭，品尝了月饼。下午爸爸带着我从花桥老家搭乘大客车来到武穴码头。密集的人群把候船室挤得水泄不通，售票窗口排着长队，轮到的购票人大喊：“买两张到黄石的散座票！”也有喊着到上海、南京、武汉、宜昌或重庆的。由钢筋条分隔的墙另一侧房间里，一再确认：“要几张？几点的？”随着硬纸质的船票和找零被扔出购票窗口，购票人赶紧收好，拾掇搁在旁边的行李，赶着下一趟轮船了。而嘈杂的人声中，大喇叭在不停地提醒：“开往武汉港的轮船马上就要靠岸了，请乘坐本趟客轮的旅客朋友们尽快检票进站。”
爸爸已经给我买好去武汉的船票了，当然凭着录取通知书可以半价。一个小时后开船。
但问题是我从没出过门，一个人坐船到武汉然后再转火车去一千多公里外的天津，能行吗？
爸爸不是不想去，而是不能去，因为没有路费。双抢后的稻谷都卖了，交够公粮，卖了议价粮就没几个钱，弟弟妹妹的学费还没着落。我上大学的学费还是找舅舅借的。1500元现金，共15张100元钞票，昨天已经让妈妈缝在我的随身内衣里了。
十几岁的孩子带着巨款，一路轮船、火车奔波，路上小偷多，非常让爸爸担心。眼见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急得来回踱步，一筹莫展。
“我问问有没有到天津的老乡，有的话好照应一下！”爸爸突然有了想法。他拿着船票，挨个问：“您是出门到哪儿？”
“去南京……”
“去宜昌……”爸爸一次次地失望。
“去武汉……”外出武汉是必经之地，总算有点希望。
“那还去别的地方吗？”爸爸接着问，很想听到对方说出“天津”两个字。
“不了，就到汉口。”又是一阵沉默……几乎候船室所有人都知道爸爸在找同行去天津的。
“我到塘沽！”突然一个小伙子叫住爸爸，
“塘沽？塘沽是哪里？”显然爸爸不知道这个地方和天津有什么关系。
“就在天津，是天津的一个区，靠海边。”小伙子平静地回复道。爸爸这才仔细打量起这位年轻人。他中等个子，皮肤黝黑，神态中透露出和不出门的不一样的气质。这个时间点搭船外出，显然是暑期回家忙完双抢农活再出门。
“那太好了！”爸爸喜出望外，遇着大救星了。
“这是我家孩子，去天津上大学，你路上帮忙照应照应啊。”爸爸掏出一根香烟，递过去。
“我不抽烟。”小伙子礼貌地拒绝了。“我们赶紧上船吧。”他手上拎着不大的行李。我也只有一个小的行李包，仅有几套换洗衣服。录取通知书附带的信里说学生宿舍有统一的棉被床单。
就在从候船室进趸船的一段距离，从爸爸和小伙子的对话中，我知道他姓李，武穴大法寺（或四望）镇人，1974年生，当年也就二十出头，初中毕业学手艺，已经在外做木匠好几年了。
得知小李是做木匠的，爸爸尤为兴奋，因为他就是木匠。早年间去过江西德安、九江和江对面的黄石等地做过手艺。一下子找到一个木匠同行一起去天津，这一路上有个照应。其实要照应的事情还蛮多的，上船后到武汉得现买火车票，坐火车得十几个小时，吃喝得有安排，安全都得有保障。

长江客轮
第一次出远门的新鲜感冲淡了我对这些事情毫无着落的担心，但真到了上船时却突然有了一丝不舍。尤其是爸爸，他得留在趸船上。虽然不算太晚，但已经没有返回老家的班车了。后来我得知，爸爸在趸船上整整坐了一个通宵，第二天清晨返回地里割芝麻，因不放心我一个人出远门，和妈妈一起在地里抱头痛哭。
“伢儿，到了写信回家报平安啊！”爸爸把行李包递给我，终于是要分别了。
“劳烦李师傅照顾我儿啊！”爸爸嘱托这新认识的同行。
“冇得事，您放心吧！”李师傅向爸爸挥手回复道。
船终于起锚了，缓缓地离开趸船，往上游缓缓驶出。
码头的喧嚣声渐渐远去，轮船已经行至江心，中秋的圆月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升起。晚上八九点钟了，江风习习，波光粼粼。我站在船头，任凭江风吹拂，看到江面上穿梭的客轮，这长江，是外出的必经之路，有多少少年和乡亲从水路离开家乡，或顺江而下到南京、上海，或溯江而上到武汉、重庆，为求学、为生计而闯荡。
逆水而上的轮船，很快就到了南岸的黄石。很有意思，标有去芜湖、南京、镇江的顺水航行的轮船停靠黄石，都要兜个大圈子，使船逆着水流方向，让船头顶着流水，慢慢地向码头斜渡，然后再平稳地靠岸。轮船掉头和靠岸时都会鸣号示意，低沉的号声使得粼粼的江水越发闪烁。
李师傅坐在散席舱里，人很多。我把行李包托付给他，继续在船上闲逛。客轮上有卧铺舱，而且分一二三等。票务室提醒可以换舱，散座可以换卧铺，不过今天好像已经没有了。旁边有好几个录像厅，小黑板上写着正在放映的香港动作片，布帘掩着的录像厅入口传来影片的打斗声。不过我对这些没有兴趣，不如绕着客舱到处看看。船尾的风景也很好，船舵劈开江水，水花向两侧翻开，而船体保持逆流而上。
时间不觉已经是下半夜了，月亮爬得更高了。静谧的江面，除了轮船行进中的浪花声，再无其它声响。而宽阔的江上，似乎只有我们乘坐的轮船在劈浪前行。按距离推算，应该是到黄州附近了，船在黄州不停靠，但远看江边的巨石应该是东坡赤壁？千年的沧桑改变了黄州赤壁的面貌，不见苏轼临江而诵“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但江月倒映，波光粼粼的水面上，可有苏子泛舟？如能邂逅“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东坡居士，该是何等的幸事！
时间已是凌晨，我绕着船舷穿梭了好几个来回了，船头船尾都静坐了不短的工夫。终于是有些困了，散座船舱在一层，我找到李师傅，已经没有可以坐的地方了，我们就坐在行李包上，背靠背将就打了个盹。
“到了！到了！”大家终于喊起来。天已泛白，两岸尽是高楼大厦，轮船已经行驶到武汉市区里了。乘客们睡眼惺忪，打着哈欠，纷纷起身整理行李准备下船。
是真的到武汉了，江边庞大的船形建筑就是武汉港了。这个港口可不得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号称“亚洲第一港”，高峰期年送客人数达到286万人次，日发航班30次左右。

武昌车站
下船时，我们有三个人一起了。李师傅在散席舱认识了另一位老乡，梅川人？可能姓刘？年长我不少，今年正好四十岁，这次去西安做小工。小工肯定没有做手艺的挣得多，但没有泥工、木工手艺，只能到工地搬砖、挑泥桶。
“家里种田一年到头挣不到几个钱，出去试试，说不定强点。”刘叔唠叨不停。“老了，四十岁了，本不该出门。冇得法，孩子上学要钱，拿不出来。”没有谁问他为什么要出门，倒是他自己不停地解释。“不像你们俩，年轻。一个有手艺，一个上大学。”
很快上岸了，一船的乘客都分散到附近的公交车站里不同班次的公交车上。“我们要到武昌火车站坐火车。”李师傅领着我上了车。巧得很，公交车开出武汉港就是天津路，随后驶过武汉长江大桥到江对面的武昌。
武昌火车站就在眼前了，宽阔的站前广场已经人山人海了。在这里才真正体会到“九省通衢”不是白叫的。去天津的票还没有着落，我们顾不上吃早饭，早早地扎进人堆，挤到售票大厅。
“去天津的明天早上有，但没有座位，只有站票。”窗口里边的售票员告诉我们。有站票也行啊。
“好，那买两张。”李师傅帮我买了一张。好了，离大学就只有这一张火车票的距离了。我不禁松了一口气。
刘叔也买到去西安的票，是今天晚上的。
现在离上火车至少有一天的时间了，是否要呆在武昌火车站？车站丝毫不见人少的样子，进站口倒是如同潮汐一般，不时有巨大的人流涌进去，武警战士拿着长竹竿费力地维持着秩序。原来是刚到站一趟列车，上车的旅客太多，若不是武警战士在现场声嘶力竭地叫喊和推着人群，很容易发生踩踏事故。
看这样子，出去不一定能再挤进来。“我们就在车站呆一天吧。”李师傅提议。漫长的旅程才过了一小半。但有火车票在手，也有盼头了。
“我们去广场转转吧。”刘叔说。“还不太饿，先逛逛，等会儿泡方便面吃。”这个想法不错。我们三个就沿着售票厅边缘往外走。
“给我站住！”一声厉喝吓我们一跳。循声望去，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人在我们身后。“我是执勤的，监督卫生。”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他指着自己左臂上的红布，果然有黄色的“执勤”两个字。“随地乱扔烟头，罚款二十！”
什么？！我们三个没有抽烟啊。但眼前的这个男人笃定我们扔了，这几句厉声呵斥，地地道道的武汉话。这武汉话从在班上借读的武汉同学那里听到过，好懂，和家乡话很像，但毕竟没有环境，我们说不出来那个味。
“我们没有扔啊！”刘叔率先回应。“你看在哪儿呢？”我不敢吱声。但觉得刘叔说的有理，对啊，哪儿呢？烟头。
“这里。”执勤男人指向地面，墙角是有个烟头，但已经很干瘪了。武汉应该有些天没下雨了。香烟过滤嘴海绵表面的黄色纸张有明显的灰尘，怎么看都不是刚扔的。
“怎么可能？”刘叔弯腰捡起烟头，抖了抖。“这么多灰，不可能是我们扔的。再说，我们都不抽烟啊！”
“我说是你扔的就是你扔的，二十，给你收据！”在蛮横面前，任何申辩都是苍白无力。刘叔和我们发觉执勤男人的凶狠眼神，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空气似乎凝固了。
“别给我反抗，我车站派出所有人。”男人不给我们思考的机会。刘叔虽然年长不少，在咄咄逼人的当地恶霸面前，也不敢再申辩了。
男人见我们还没掏钱，晃了晃手里的电棍。我们往周边望去，熙熙攘攘的人群没有谁注意到正在发生什么。而几百米外的岗亭里值班民警显然无暇关注我们所在的角落。
“快点，掏钱！”男人作势扯下收据，不给我们以任何思考机会。刘叔不再说话，右手哆嗦着慢慢伸进口袋。
“二十太多了，我们路费不够……”李师傅缓缓开口，“少点吧，十块？”虽然我们占劣势，但李师傅的话没有一丝哀求和任何惧怕。
“敢跟老子还价？在这里我说了算！”男人没料到这一出。但显然看到李师傅坚毅的表情。怔了一下：“……算了！看在湖北老乡的面子上，就十块了。”显然我们的交谈口音透露出是湖北人。
刘叔掏出一张十元钞票。男人夺过去，顺手扯下一张“二十”的收据。刘叔接过来，正准备顺手一扔，被李师傅拦住。
男人悻悻地走了，寻找下一个猎物去了。
我们长舒了口气。“别扔啊，别让他又罚你乱扔纸屑。”李师傅向刘叔解释。
“唉。真是的，倒了霉了，碰到这样的恶霸地痞。罚二十，太TM狼心（家乡话“贪婪”的意思）了！”刘叔惊魂未定。
“我出五块吧。”李师傅掏出钱，塞给刘叔。“今天不该都由你出钱。”
“说什么呢，我们就莫贴啰。”刘叔推辞不要。五块钱在九十年代也不是小数目。
“小吴，好好读书，有出息了，就不会受欺负！”刘叔看着我，嘱咐道。
眼前发生的事情给了我一个下马威，有点蒙圈。这就是社会的真实面目吗？这就是我要踏上的旅途的样子吗？同时不由得摸了摸内衣里层的学费，还好，还在……
经这么一折腾，我们没了逛逛的兴致。刘叔去西安的车还有大半天才到。我们找了个角落，在候车大厅接了开水，泡起面，草草地吃了，继续等待。
时间就是很奇怪，等待时觉得四五个小时漫长，但过了就滑溜溜地过去了。刘叔等的火车终于到了，他手拎行李肩扛被褥淹没在人群中、挤上开往西安的火车。有时候人和人就是这样，素昧平生，我甚至不能确定他姓刘，但他在四十岁时出门奔波，言语中的无奈一直刻在我的脑海中。我不清楚李师傅是否还记得这位同乡叔叔，在中国农村由农耕社会向城镇化转变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毅然外出务工，不知道他做小工挣钱是否顺利。但这么多年了，他现在也应该即将步入古稀之年了，衷心希望他老人家儿孙满堂、身体健康！
我和李师傅的火车还得明天早上到。等待的时间很久，有一个漫漫长夜。“走，我们买些水果！”李师傅带着我去广场边的水果摊。说来奇怪，我从小对买东西就有些抵触，一来很少有买东西的钱，二来打小都是物物交换。水果，小时候很少吃，唯一记得一次是外地人拉了一车青苹果到垸里，爸妈用稻谷换了些。苹果不大，但甘之如饴的苹果至今仍然觉得口留余香。爸爸用菜刀削皮，削下的苹果皮没断，整个连在一起，长长的打着卷。“这是我在部队时一个首长教我的。”爸爸一边炫耀着削苹果技术，一边把削好的苹果递给我们。“来，你们兄妹三个。一人一个，先给妹妹。”新打的稻草堆里，爸爸不无兴致地给我们讲他当兵的经历，还有龙坪金会元的故事以及明朝才子解缙的传说。
这次出远门，是要买些苹果充饥了，路上得十几个小时。
天色渐渐暗下来。“今晚我们就在广场上睡吧。”李师傅把我们的行李包搁在水泥地上当枕头，再去买了两套拼接起来的报纸铺在地上当床单。其实不光是我们，广场上等车的人们都这样过夜。人们三五成群，大人用天南地北的话语聊天，前半夜有小孩叽喳不停，到处跑动。慢慢地人声安静下来了，逐渐有鼾声响起，不少人入睡了。
虽说是中秋，但还不冷，水泥地面晒了一天甚至有点发烫。和衣躺在报纸上，我享受着这两天少有的舒适。李师傅就在我旁边，不过我们也没有多说话，除了互相看着东西轮流上卫生间外几乎没有交流。
行李包边还搁着从家里带来的月饼，我看见晴朗的天空中悬着的一轮圆月，比昨晚在船上看到的月亮还要圆、还要亮，真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玉盘般的月亮其实是明暗不一，隐约有玉兔和嫦娥的模样。这一轮圆月，此刻也照着老家房子的院子，爸妈也许也正担心我到哪里了，是否买到火车票？是否一路顺利平安？已经离开家一天一夜了，这是迄今为止我离家的最长时间了。外面那么复杂，那么乱，为什么要离开家呢？想到这里，我不由得有些伤感。皎洁的月光下，嘈杂纷乱的武昌火车站难得地清静下来。我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北上列车
“快起来！”李师傅拍着我的肩膀。“我们的火车快到了。抓紧时间进站上车了。”
我倏地起身，收起报纸，拎起行李包。和李师傅一起往进站口跑去。这是一趟早班车，看样子是从广州发的车，到武昌火车站应该走了一半的路程，离天津还有一千三百多公里。绿皮车特快，时速也只有约80–100公里，武昌至天津需14–20小时，算上晚点，更没准了。
我们买的是无座票，这一趟站下来得受罪了。我凭着在火车站广场休息一晚，体力有所恢复。火车发出后，很快进入河南境内，京广铁路穿越河南腹地，经过很多产煤的城市，看到很多长长的运煤火车。我目不暇接地观望着窗外的风景，全然忘记了久站的辛苦。
李师傅在前后几个车厢寻找空座，一有空位就招呼我过来坐。又是漫长的一天，车里不停地有人上下，火车在有些站一停就是一两个小时。我靠着面包和苹果充饥，同时时刻保持警惕，护着身上的用来交学费的现金。火车晃晃荡荡，终于在将近二十四个小时后除河南、经过山东、河北到了终点天津站。
不想这么快就到了，我比开学时间整整提前了一天到达天津。到的时候又是一个清晨，从老家出发算起，已经是三天三夜了。没有学校安排的接站，按照学校发的信上提示，有天津站出发的八路公交车到学校所在的八里台。
一路照应我的李师傅还得坐长途大巴去塘沽。他指给我八路公交车站的位置，就跳上一辆去塘沽的大巴车。“我走了啊！”李师傅的话音刚落，车子就启动开走了。我踏上八路公交车，赶早去“知中国者，必知八里台”所在的南开大学。
而安顿下来的第一件事是给爸妈写信报平安，信寄出后花了整整一个星期信才到爸妈手上，我收到爸妈的回信是在两周以后，时间已是国庆节了。
与萍水相逢的李师傅匆匆一别，自此再无消息。算起来，李师傅今年也年过半百、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了。不知道这么多年来，李师傅过得怎么样？是否一直在天津？非常期望能和您取得联系，道一声谢谢，有机会在老家见面一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