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里日子过得紧，连个钟表也没有。天亮靠鸡叫，白天看日头，夜里望月亮——日子就像田埂上的脚印，一步挨着一步，走得慢，却也没乱过。
我上小学那几年，每天都是被公鸡那一声嘹亮的“喔喔——”叫声拽出被窝的。母亲总会边烧灶火边喊：“鸡叫了，快起快起！”我便揉着眼睛爬起来，背起那个洗得发白的布书包，踏进朦胧的晨光里。身后总跟着大黄。它是我最忠实的伴，我走它也走，我停它便坐下摇尾巴。
可那天早上，有些异样。
鸡还是照常叫了，母亲也照常催了我。我像往常一样出门，大黄也默默跟上。
路上太静了，静得不像是早晨。乡间小路裹着露水，只听得见我的布鞋踩在泥土上“沙沙”的声响，和大黄偶尔呼哧呼哧的鼻息。
平日里走不多远，前头该有火光晃动了——那是早起拾粪的李爷爷的旱烟头；后头也该有细碎的说话声了——那是邻家的小芳，后屋的小燕，大家叽叽喳喳汇成一群，脚步声、说笑声能惊起草丛里的蚱蜢。
可那天整条路空空荡荡，只有我和大黄的影子被拉得细长，贴在灰白的小道上。空气里浮着一层湿冷的雾，吸到鼻子里，凉意能钻到心底去。我的布鞋踩在土路上，脚步声被寂静吸得干干净净，只有风穿过田野，发出呜呜的低吟。
乡间小路也变了模样，往常熟悉的草垛、槐树，都成了蹲伏的墨影。
我心里有些发毛，不由地加快脚步。经过村口那座长满野草的小山包时——大人们总说那里早年间埋过小孩——忽然一股寒意顺着脊梁骨爬上来。我没敢回头，拔腿就跑。大黄仿佛也感觉到了什么，低呜一声，紧跟在我脚边狂奔起来。
我们穿过小山，蹚过小溪。天还是沉沉的，雾霭像灰色的棉絮，把月亮、星星全都吞没了，四下里只有一种混沌的、不分昼夜的青灰色。
终于跑到学校时，我的棉袄已被露水打湿了肩头，裤脚也湿透了。校门紧闭着，一排泥坯教室黑黢黢的，像蹲在雾里的巨兽。教室的门窗紧闭着，像一双双沉睡的眼睛。
我坐到屋檐下的石阶上，大黄挨着我趴下，用体温烘着我冰凉的脚。黑暗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听着风穿过门缝的细微呜咽，等着第一缕天光，等着老师的开门声，等着那些总会迟我一步的、吵吵嚷嚷的小伙伴。
原来夜晚有这么长。长到我看清了东方怎样一丝丝抽出鱼肚白，长到麻雀开始在屋檐下试探地啁啾，长到雾气慢慢褪成乳白色。等了很久，久到我靠着大黄暖烘烘的身子差点睡过去。直到天色渐渐转为鸭蛋青，远处才传来零星的脚步声——王老师提着煤油灯来了，惊讶地看着我：“你这孩子，怎么来得这样早！”我才惊觉自己已经等了这么久——又或许，并没有等太久？
那天傍晚放学，夕阳罕见地露了脸，把田埂染成暖金色。我还没进门，就听见母亲在院里笑着对邻居说：“今早上那公鸡睡迷糊了，也或是做噩梦梦到黄鼠狼来了，半夜就叫了！害得我家娃半夜就去了学校，怕是坐在门口冻坏了…”
我怔在门外，忽然想起清晨那份浸透骨髓的寂静与寒意。
原来，不是世界忘了醒来，而是那只负责敲响晨光的公鸡，偶然打了个盹，提前把黑夜啄开了一道缝。而我——我和我的大黄，就这样跌进了那个尚未到来的、雾蒙蒙的黎明里。
回屋时，母亲摸摸我的头，塞给我一个热乎乎的烤洋芋。笼中的公鸡还在悠闲地踱步，它冠子红红的，眼神明亮，仿佛完全忘了自己那场迷糊的梦。
而大黄趴在我脚边，已经安心地睡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