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邓铿与陈炯明的历史渊源、政治动向以及其被刺后的系列人情伦理细节，首先可排除“其因支持北伐，被陈炯明派人暗杀”的说法。
那么，邓铿究竟是为何人所害？
国民党时期，比较盛行的说法是邓铿在代行粤军总司令和省长职权时，严厉贯彻陈炯明的禁烟、禁赌的法令，查获了大量的走私鸦片，令鸦片商损失巨大。而这些鸦片的背后老板就是陈炯明的亲信洪兆麟、陈炯光、杨坤如、陈觉民等粤军将领，他们因而嫉恨在心，遂派人暗杀断财路的邓铿。
这种说法基本上就是将“反派”定位为蠢货，难以让人信服。
其一，自古绝少有富商因生意门路被断，而泄愤去刺杀高级官员的事。既然称作商人，自然懂得权衡利害得失，况且所谓的这些后台老板还是身居高位的在职官员，说他们因为损失了部分黑钱而冒险去杀代省长，实在有拉低“老板们”智商的嫌疑。
另外，禁烟法令是陈炯明颁布的且严格执行的，在大量烟土被查后的风骨节眼上，难道冒险杀了省长的参谋长，省长就不会彻查黑烟吗？可见，即使是很愚蠢的商人，也不会选择这条风险极大的泄愤之计。
其二，这个说法本身就有陈炯明已定为“反派”后的造谣嫌疑。
原第一师的李洁之在回忆录中写过一篇“邓铿之死”（文史资料24辑）的文章，绘声绘色的称，邓铿是因为大力禁烟遭人嫉恨而被杀，凶手陈觉民还在1928年被广州卫戍司令邓世增抓到枪毙了。
虽然李洁之声称其也是听邓世增口头说的，李在文章中还贴出了一段说是军法处的犯人“口供”。这口供和教科书如出一辙，犯人一五一十的交待了罪行，说邓铿首先支持北伐，已经对他嫉恨在心云云...，不过令人惊奇的是，如此重要的事实与口供，既然没有存档也没有见报，当然就只能“听说”了。
结果李的文章，很快收到了政协文史研究会的纠正，纠正告知，其文中的主犯“陈觉民”，证实没有在1928年枪毙，其于1939年在汪伪任职时还登报公示过。
考虑到李本人回忆录本身多天马行空之作，且在一定背景下，所作多有掐媚奉承之意，本人认为其关于邓铿的“道听途说”和“口供”，几无参考的价值。
李顺春（邓铿夫人）透露其临死之前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不外为国事，弄到我这样”。上回有说到，邓铿认识直接行凶的刺客，他应清楚幕后凶手是谁。显然，“禁烟”列不上为“国事”，邓铿口中的“国事”，又会是什么事呢？
邓铿夫人李顺春（右三），1954年于梁鸿楷香港追悼会所摄，中间主祭者为张发奎
邓铿在中华革命党时，颇得孙中山的信任。在孙陈矛盾之际，邓铿处于中间人的旋涡之中，其跟罗翼群表达过，“中山先生遇事过于勇锐，或要求过高，而竞存则过于持重，且每不肯降心相从，常令我左右为难”。
1921年，孙中山在北伐前要求邓铿补充李安邦部枪械，以扩充为警卫团。邓请示陈炯明后，陈不同意，指示将陈炯光（陈炯明弟）部改编为警卫团。
但孙中山又不同意用陈炯光，邓铿在两人间来回沟通，最后陈炯明才答应从第一师中拔出一个团编成大元帅府的警卫团。
同年11月，孙中山向美国买了四架飞机，交待心腹朱卓文（后认为“廖案”凶手）去菲律宾运回来。朱卓文找到邓铿，请邓铿安排军舰去接。邓不敢擅自作主，回复说要请示陈总司令。
朱卓文则大怒，咆哮道这是大元帅的命令，谁敢延误。邓铿答：只知服从陈总司令，不知其他。两人遂大起冲突，后陈炯明得知此事原委，大怒欲下令将朱卓文的航空局解散。
1922年1月，也就是邓铿被害前两个月，孙中山在桂林召集各省军政首长或代表参加北伐启动前的会议，陈炯明和邓铿商议后，计划仅派总部参议罗翼群为粤省代表参加。
陈炯明作出此计划后就回海丰老家了，罗翼群得不到参会要领，找邓铿商量，邓认为这样去徒托空言，还不如不去，遂交待罗翼群亦不用参会了。
孙中山的这个北伐大会不仅没有粤方代表参加，还开得相当不如意，因为湖南的赵恒惕不肯借道北伐。唐继尧在顾品珍之乱，重得云南后，精力放在了稳固政权，对北伐也失去了兴趣。
孙中山因此十分失望，以至于说过，要搞北伐，必须铲除的三个人是赵恒惕、唐继尧与陈炯明。
可见，邓铿被害前夕，孙中山的北伐大计已岌岌可危。赵恒惕、唐继尧的不支持，刺激了他对陈炯明消极态度的怨恨。摆在孙中山眼前的一个事实上，湖南不让路，要北伐的话，他必须得到陈炯明的支持，走广东韶关这一条线，以借道江西北上
北伐大计酝酿已一年之多，大军云集，不动则乱。陈炯明私德服众，在粤资望甚高，大元帅府无口实而欲以一纸之令让陈炯明下台，陈炯明或许无奈，但他的几万部下未必会同意，这招显然不太可行。
要让陈炯明短期时间内改变消极态度，只能采取激进而切实的高威施压手段。而邓铿的性命，即很大可能成为了孙派人马采取行动的棋子。
据台湾汪祖荣博士所述，邓铿被害后，英国和美国的在华情报部门，均向其使馆报告了此事件，均判断邓之死乃孙派人士所为。英国领事的报告有述，邓铿被刺后一个月，孙给陈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参加北伐以及提供五百万元经费。如果办不到，陈必须离职。
在得到的回复不满意后，孙中山于4月21日下令免陈的省长职，以伍廷芳为代理省长。次日，陈炯明即乘车退出广州。英国领事认为，陈的突然退出虽让人觉得意外，但是，“他的参谋长邓铿为国民党所谋杀，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可见，邓铿之死，最大的可能是处于中间人的旋涡，作了孙陈之争的牺牲品。
虽然邓铿与陈炯明私交甚笃，但孙中山毕竟是多年的革命领袖，在斡旋两人矛盾的过程中，邓铿并非有过激表现，如拨给孙中山的警卫团，邓铿送出的三个营长，都是第一师的精英翘楚：薛岳、叶挺、张发奎，体现了对孙中山的充分尊敬。
但是，在陈炯明决意不去参加北伐大会时，作为参谋长的邓铿，理应主动站出来解这个围，但他没有，且建议罗翼群也不用去参加，亦可见邓铿在政治主见上明显倾向于陈。
邓铿为人正派，处事精干有加，私德颇高（辛亥革命后，胡汉民曾意将女儿许以邓），孙派人士在私人上未必对他有多大仇视，但其处于“二号人物”的角色，或许亦不得已牺牲他以达“杀鸡儆猴”之意，以试图解北伐的“燃眉之急”。
有人要问，既然如此，为何孙派不直接刺杀陈炯明而一劳永逸呢？
此为短见，直接刺陈，极大可能引发陈部几万之众愤而反孙，两方开战，胜负尚不好说（几个月后，因“炮轰总统府”开战，当年陈胜孙败），北伐肯定会提前终止，不到万不得已，想必不敢出此下策。而选择“二号人物”下手，对内可达高威恫吓作用，对外亦可栽赃所谓的烟土老板或者刚被驱走的旧桂系，此计方为上策。
我们再回到前文所述细节，邓铿被刺后，在陈炯明司令部奄奄一息中，有人让邓铿写出凶手名字，被现场一党国要人阻止而作罢。
该要人不让写，现场亦没人反驳，恰恰反映当时在场的人，大多对幕后凶手心知肚明，悲哀已远胜于愤慨。
当时尚有不少人对孙陈调和存在幻想（如汪精卫等人），白纸黑字坐实幕后凶手，可能会让双方矛盾无法调和，引发开战的险机。大错既已铸，说出来亦无益，这应符合当时的场景。
或许这就是邓铿所言，自己是为“国事”而死的原因吧。
诚然，百年前的邓铿之死，没有留下现场影音、当事人录音等，亦无可盖棺定论的十足证据。上文所述结论，均为在多位当事人或关联人的回忆录基础上，根据当时的政治环境、人物个性、人情伦理等整理而得。
虽如此，亦不难看出，这宗百年悬案中，陈炯明指使暗杀邓铿的说法基本可以排除（在国民党时期，鲜有此说法），而邓铿因为禁烟问题被刺，可能性亦甚微。而最大的可能性，则应如他所言，自己因“国事”而死。
日月如梭，英雄仍跃于纸间，百年悬案，定论自在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