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老家还开有一家酒店，请了华中科大的博士帮我管着”老板坐在我的对面“侃侃而谈”。
我挑起盘里一块西红柿炒蛋塞到嘴里缓慢嚼着，顺便瞥了一眼妈妈。妈妈坐在我的右边，眼睛像两颗淋过水的黑葡萄，一会儿望着我，一会儿望向老板。至于黑葡萄这样的措辞，是爸爸跟我说的，年轻时，爸爸第一次看到妈妈，就因为那双眼睛爱上了她。想到爸爸，我嚼着酸溜溜的西红柿，嘴里不是滋味，心里也不是滋味。在我挑起第二块西红柿的时候才发现，桌角有只只剩上半截身体的苍蝇，腹部流出的红色内脏将他的遗体牢固的粘在桌角，大概是被某种利器所伤，比如苍蝇拍，因时日太久，那苍蝇已成干尸。
“看到外面的法拉利了吗?我的！”老板继续吹嘘着。
炎热的夏天，若没有空调，有个风扇也说的过去，尤其是在南方这种地方。老板用体恤领擦了一下自己脸上的汗珠。
“这么热，那老板带我们出去兜个风呗。”我问。
“我很忙，哪有时间?”
“没时间还在这跟我们唠嗑?”我问。
“行吧，你这孩子，我也不跟你多说了，我去忙我的了。”
老板语气很不耐烦了，走时还看了母亲一眼，满眼写着“不可教也”四字。
显然餐馆人手不够，老板回了厨房帮忙。旁边那台古董似的电视还播着胡主席的旧新闻，但对这里的人来说，这可是新新闻。裁合成的视频，直指一件事，国家虚拟经济。这个视频我已经看了很多遍了，几乎每个桌上落满苍蝇尸体的餐馆都会播放，让人沉浸在社会主义的和谐氛围里。
“哎，你这个孩子！怎么就没人说的懂你呢，你不知道妈妈的辛苦！”妈妈说。
太热了，我已经不想去安抚母亲的情绪了。这已经是多少次了，每天回答千篇一律的话。
我躺在火车的硬卧中铺，回想着那个跟妈妈在一起的炎热夏天。火车推销员洪亮的声音打断了我的回忆。
“老花镜，老花镜，五十岁，六十岁，七十岁都可以带，自动变焦，美国黑科技。走过路过，别错过。”
“他是怎么变焦的?”一个微弱的声音，从我下铺传来。
“怎么变焦的?你带上就变焦了，我们不需要追究原理，就像飞机为什么飞，飞机你坐就是了，要知道怎么飞，那得从小学讲起了，这个眼镜是德国制造的，外部看起来很普通，但你带上试一下，绝对不一样的感觉。”
“哦”
“要买一副吗？给爸爸，给妈妈。”
“不需要了。”
没想到世界从来如此。即便这对话打断了我的回忆，却如此有趣的在结束那一刻又衔接起了我的回忆。
“孩子，你是大学生，这个道理你应该是懂得。”这是那个用体恤衣角擦脸上汗水的老板说过的。
当他们不知道怎么回答时，通常会把“为什么会这样”的问题径直扭曲成“这么简单你都不懂?”，如此一来，问题便不需要解释了，还会让你手足无措，懊恼自己为什么提出了这么蠢的问题。
回想起跟妈妈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最先袭来的是某种感觉，这感觉犹如整个人于夏日午后行走在炙烤的马路上，浑身沉在温热里，逃不出来。
推销员的声音已经消失了，车行至历州站，行人大包小包上来下去，女人们被挤的咿呀直叫，男人们被挤的破口大骂，大概火车一年中最可怕的时间就是春运了。
我提过行李，被人群推搡着下了车，冬风中凝结着水一样的冰凉，我深吸一口空气，得来的是这个城市的温度。跟在人群后面，久违的故土。
我习惯性的慢慢跟在人群后面，时间对我来说并不仓促，我也并不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正赶到出站口，手机紧来一条短信：张小姐，我在出站口接你，穿黑衣服。
我低首回了他句：好的，收到了。
抬眼那一瞬，我后悔发了这句话，人潮尽是黑色，想来他大概是个粗人。我也是了，时常混在人群里，看上去机警灵敏，却也不过盲目的随着人潮，从不在意周围穿的都是黑色。
作罢，我低首又回了一句：我穿着红衣服。
见了面，是个五六十岁的男人，我叫他张叔，他佝偻着腰，嘴哆嗦着朝手上呵气。见我时，他笑的明媚起来，执手要帮我拿行李。我见他并不壮实，便说“不用了，张叔，你在前面带路，我拿行李就好了。”
我跟着他到了县站又换了去往张村的车。车内还施行售票员制，没有制服，辨认售票员的唯一的途径就是那嗷一嗓子的“上车打票！打票了上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