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1984》后，惊诧于温斯顿的结局，更多的是震撼于作者对于二战后世界秩序重建的担忧--走出了希特勒，走出了纳粹，但代价却是斯大林、英美两国的百万富翁和各个戴高乐式的小元首得势。世界各地的运动似乎正在朝着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制迈进，在经济意义上他是可以行得通，但随之而来的将会是等级森严的阶级体制。全篇就是通过在真理部工作的温斯顿的思想觉醒直至被彻底击溃的过程来预言二战后最坏却也最可能的结果—极权主义体制的盛行，民众不再相信客观真理的存在，并且接受“只要目的正当就可以不择手段”的理论。
《1984》带给人的最震撼最难以接受的事实是，从此，可能再没有历史这回事，一切可以改变，一切可以伪造，并且既定的事实会随着统治的需要不停的改变，直到改成最贴切当下事实的历史，与时俱进的历史—这就是真理部存在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已经不复存在，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并没有能被广为接受的历史这回事，而一旦不需要动用军事手段迫使人们就范，讲求精确的科学也将受到威胁。希特勒可以说是犹太人挑起了战争，而如果他没有被消灭，这番话将成为钦定的历史。他不会说出二加二等于五，因为在弹道学的意义上，二加二必须等于四。”但如果奥威尔所恐惧的那个世界真的来临的话，一个由两个或三个彼此无法征服对方的超级大国共同统治的世界，那时候，如果元首希望的话，二加二就会等于五。所以温斯顿被“盯”上了，因为他掌握一份真正的历史，一份和现在书籍中记载并不相符的历史，而社会并不需要这样的历史存在。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既是全民口号，又是全民管制。而透过作者对这句话的解读，我不仅感受到了奥威尔对二战后世界秩序重建的体制的担忧，还震惊于句话背后的逻辑和内涵。三句话看似是掌权者对民众的要求，对民众的思想管控、全民口号，但其深层意义却是政党维持自己统治的政纲，一个不再局限于家族、姓氏的世袭集团，权力的世袭、财富的世袭。这次才是最可怕的政治集团—寡头统治—将某一世界观和某一生活方式由生者施加于死者，一直传承下去。你永远无法通过掌权者的死亡来结束噩梦。因为氏族你或许还能将他推翻，但当统治阶级在意的不是谁掌握权力，不是保存他的血脉，而是保存它本身，那么社会的等级结构就会一直存在，也就是说，永远有既得利者—正当时的掌权者，并且会利用权力一直将此制度维持下去，直至权力更迭，下一任掌权者继续推行。
既然有集权控制，那么问题也就出现了，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可为什么社会结构如此稳定并且根本没有动乱，或者说即使有动乱也不会对社会造成任何影响？这才是最恐怖的地方—一个根本没有缺陷的社会结构、一个连威胁也被“废物利用”的社会结构。因为“老大哥在看你”，这个标语无处不在，老大哥无处不在，思想警察无处不在，电屏、麦克风无处不在，无论你身处何方，你做的每件事都不会被放过。你拥有绝对的自由，因为没有法律；你方方面面都没有选择的自由，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党的严密掌控下。高度紧绷的思想状态下，“两分钟仇恨仪式”的机制出现了。你的一切情绪都在这个仪式中发泄了出来，你被迫参与其中，却又沉迷于其中，你的任何怀疑叛逆思想情绪都被提前扼杀。全社会的公敌，“艾曼努尔古德斯泰恩”，承担着全民怒火，是两分钟仇恨仪式中被辱骂、泄愤的对象—他因反革命罪行被判处死刑，却神秘的逃走，至此销声匿迹。我们甚至可以合理的怀疑，根本没有这个人，就和“老大哥”一样，因寄托人们精神需求而存在，前者是全民公敌，后者是社会精神领袖。连社会中的反派都是被特意构建出来承担群众怒火的时候，连威胁党统治的叛逆情绪都是被刻意诱导再被宣泄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全民管制。
新的制度下必有一套新的管理手段，管理方法，管理语言，“新话”就这样被创造出来了。我们不需要掌握过多的文字，最简洁，最明了的语言即可。高深的语言被摒弃，过于深邃的思想不是这样的社会所需要的。让我们看一段文字，“《泰晤士报》 3.12.83 报道老大哥当日命令双倍不好提及非人全部重写归档前提交审阅”，意即“1983年12月3日《泰晤士报》关于老大哥命令的报道非常令人不满意，里面提到的个体根本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全文重新改写，并在归档前将稿件送交上级审阅”，新话的发明很单纯—杜绝一切引申义。但如果你觉得思想管控意味着全民愚昧你就错了，因为愚昧意味着没有办法忘记过去的事情，而改变自己的记忆或者篡改文字记录是必要的，于是，就有了“现实控制”，也称“双重思想”。双重思想，你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进行刻意地欺骗，却又坚定地说自己是诚实的；它精心地编造这些谎言，同时又真诚的相信这些谎言。于是，在双重思想的作用下，真实与虚假并存，而谎言总是比真理领先一步，最终，党得以控制历史进程。
我觉得全文最恐怖的地方在于统治阶级对于“思想犯”的处理方式—并不是一味地扼杀，因为所有的荣誉都属于殉难者，迫害只会巩固异端思想；而是将招供的罪行变成事实，再将罪犯存在的痕迹抹除，历史的洪流中根本没有这个人。令人细思极恐的是，既然罪犯的言行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的存在即将被抹除，那么为何还要煞费苦心地审问罪犯？因为思想罪犯是体制的瑕疵，是必须抹掉的污点—将他转化成“我们”中的一员，让他全心全意的归服，再杀了他！此时，当罪犯赴死的时候，他们心中不是异端思想，而是忏悔和对老大哥的热爱。而死亡也是罪犯自己的选择，他们想在自己思想依旧纯洁的时候去死。所以，温斯顿曾写下：思想罪并不导致死亡；思想罪就是死亡。所以，本书的结局，温斯顿并不是一个可以改天换地打破体制的英雄，他死亡了，他在真心顺服老大哥后，选择了死亡。
此书曾被作者命名为《欧洲最后一个男人》，也终于理解作者这部政治寓言的真正含义。
2020.11.22
--by han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