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电视融合这一边界暧昧，进程不定的过程逐渐在部分国家抵达新阶段，在阈限空间内的集中观看与中心化制播模式日益走向消亡，“电视”一词是否应该同样被“视频平台”“直播”“流媒体”“弹幕视频”等一系列后来者解构？当我们回溯既有的研究，关于“后电视”的种种想象和讨论也逐渐清晰：实际上，简单线性的技术决定论调也早已失去声量，不值一驳，多数技术决定论者承认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影响，争论在于技术的种种偏向、效应是否适应人的需要等，实际上是以“基础设施”的隐喻或者可供性（affordance）等概念工具强调技术对媒介发展的强力影响。
不可否认的是，技术本身的积累发展也有其深刻的逻辑和社会建构因素，但或许我们更需要重提詹金斯在2001年做出的系列判断：不可能有一个箱子将所有媒介最终融合在一起。倒不如说，我们将进入一个媒介无处不在的时代。历史教会我们的是，旧媒体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