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西汉时期的著名的论说文以奏疏政论文为主，那么东汉著名的论说文则以社会批判文为主。
4王充，东汉初期著名的思想家。《论衡》八十五篇，站在比较接近原始儒学的古文经学立场上，激烈地批判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宗教化庸俗化的今文经学，揭示天人感应以及世俗迷信的荒谬。他只用生活常识进行逻辑推理。语言简朴明快，充满理性精神。
5王符，出身寒门，终身不仕。他作的《潜夫论》批判了东汉中期的社会各方面：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有批判京师贵族奢靡之风的，也有批判门阀制度的。
6仲长统，他的《昌言》是东汉后期批判性著作的代表。这时候的汉朝体制已经全面瓦解，所以思想更加解放，言辞更加犀利。他的自叙志表达了对世俗社会的绝望，对田园隐居的向往。
[if !supportLists]三、[endif]书信抒情文
两汉时期著名的抒情文以书信体为主。可能是因为书信体能更好地直抒胸臆。我们在流传下来的文章中，择其要者而言之。
1东方朔的《答客难》
东方朔是汉武帝时期的宫廷文人，机智多才，却只能充当一个弄臣的角色。他在《答客难》中面对“客”的问难：你这么好学乐道为什么却地位不高？他回答道：自己虽有苏秦张仪之才，但却时代不同了，天下一统，中央集权，“贤与不肖”，实无区别。表达了在专制制度面前，文士的尴尬处境。
这篇文章还不是书信体，有辞赋的味道。
2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在这篇著名的书信体文章中，初次公开表达了自己遭受酷刑后的悲痛欲绝的心情，以及发愤著书的决心。言辞真切感人：
“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具有高尚人格的文士，面对野蛮的专制体制所感到的痛苦与愤慨。当时的任安已经是死囚犯，给一个死囚犯写书信，很可能被举报。司马迁已经将死置之度外，在信中直言：“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也只有在面对死亡时，人才可能大胆地说出平时不敢说的话。自古以来的好文章大多是在这样的情景下产生的。好文章不仅仅是文辞的修饰，更是见识与胆量的体现！难怪司马迁要斥责司马相如的歌功颂德的辞赋是“虚辞烂说”。
关于司马迁的具体情况我们将在后文专章论述。
3杨晖的《报孙会宗书》
杨辉是司马迁的外孙，颇有外租遗风。他被罢官后，回家经商，声闻于外。这在当时的专制制度下，是很危险的。他的朋友孙会宗写信劝诫他。他写了这封信作为回应，不仅为自己辩护，而且讥刺非议他的人乃至朝廷。信被查出，杨辉竟被腰斩。文辞不求华美，但真切感人。
东汉优秀的抒情散文也以书信体为主。可能是因为这种文体方便直抒胸臆、表达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值得一说的，东汉作者更加有意地进行书信体文章的写作，文辞精炼。书信不仅是沟通的方式，更是作者向外界表达自己的方式。因为这些书信往往有公开信的意味，否则我们可能看不到私人性质的书信。书，最后成为一种文体而固定下来。
4李固的《遗黄琼书》
在当时的士大夫集阶层与外戚宦官阶层的激烈冲突中，李固作为文人士大夫，写信劝说黄琼出仕，担当起士人“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责任。表现了文人积极入世的另一面。
“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
5朱穆的《与刘伯宗绝交书》开了“绝交书”的先河。信中斥责刘伯宗对自己前倨后恭，对自己的态度完全视地位变化而定，简短几句话就描绘出一个庸俗官僚的嘴脸。
“我为侍书御史，足下亲来入台。足下今为二千石，我下为郎，乃反因计吏以谒相与。足下岂丞尉之徒，我岂足下部民，欲以此谒为荣宠乎？咄！刘伯宗于仁义道何其薄哉！”
6张奂是东汉后期儒士出身的名将。他的文章《与延笃书》写戍边之苦，文辞精美，感情真挚。
7秦嘉的《与妻徐淑书》写夫妻情感，别有情致。这些私人信件能够保存流传下来，说明当时的人很看重这些闪烁着美好的人性光辉的篇章。也就是很看重文学，因为文学就是表现人性的丰富与美好。这也说明这一时期，文学的自觉意识已经开始萌芽了。
课后自学：本讲讲述了秦汉时期养士风气的延续以及所编的两本书。还讲述了奏疏说理文与书信体的抒情文，介绍了主要的作家作品。你对那些作家作品比较感兴趣？找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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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晁老师主要根据袁行霈主编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以及骆玉明一卷本《简明中国文学史》以及其他资料并结合笔者思考编写。主要面向中小学生以及普通成年读者。计划将其编写成书出版，设计课程。敬请关注。欢迎合作。
晁老师简介：晁若愚，80后，祖籍陕西宝鸡，深圳大学文学院毕业。主要从事教育工作。面向中小学生开设阅读写作书画游学等人文创意课程。爱好广泛，喜欢写作书画印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