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生产力相对低下，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时间的需求主要表现在农时的需求，为安排农时，需要准确的日历。日历和法律的结合就形成了历法，中国古代历法自秦汉以来共有100种以上，远远超出了对普通法律的更改次数。为什么历代如此频繁地更改历法呢？这是有其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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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法是权力的象征

首先，历法是种权力的象征。 封建社会的皇帝宣称其统治是顺天意，皇帝登基以后，都宣称其比前朝皇帝更是真命天子，他给出的历法也比前朝更准，需要重新颁布历法，纪年等都要重新开始。

其次，古代所有的活动都要讲究吉时。如皇帝登基要选择吉时，处决犯人限定在午时三刻，民间婚丧嫁娶都对时间有严格要求，需要历法对吉时能准确预报，并且在重要的时刻，专门有钦天监等类似官署进行天文观测，宣布吉时的到来，如果错过，钦天监官员是要被问斩的。

对于问斩的时间，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古代处斩犯人是按照时辰执行的，不同时辰问斩的处罚是有轻有重的。一般斩刑是正午开刀，让犯人可以转世作鬼；重犯或十恶不赦的犯人，一定选午时三刻开刀，是最严厉的惩罚，让犯人连鬼都作不了，因为这个时候阳气最盛，阴气立刻消散。小说有“午时三刻开斩”之说，就是这个意思。

对于日食等异常情况，古人认为是不吉利的，历法就需要及早预报，以便人们及早避开，需要不断更新历法，对日食等进行准确预报。

鉴于时间的重要性，历代都由当时的精英人物进行天文观测，确定历法，历法是皇权的象征，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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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法是为统治者服务的

为什么要有历法？历法建立的本意是为农业服务，即说明季节及其他天时的变化，以便农民安排生产、生活。在原始的农业社会，人们主要靠农业生活，历法是相当甭要的。但随着历法重要性的提高，它的作用不再局限于为农业服务了。

随着统治者对“天”的神秘性的认识逐渐强化，特别是统治者为强化其统治的神圣性、正统性、合法性、稳定性等的需要，历法的主要功能开始发生转移，除了客观上仍为农业提供时间安排外，更多的是偏向非农业的目的——为占星服务、为政治服务，最终为王权统治的建立和稳定服务。

古代有专门的钦天监等专职天象观测的机构，通过观测确定日历，但这时并不能发布，需要皇帝认定以后，才能以法律的形式颁布，皇帝的钦定即赋予了历法的国家属性，而诏令颁行则将历法直接赋子了国家法律的属性。中国绝大多数历法是由皇帝诏令天文机构和天学人员提出改进或改革方案，最后由皇帝钦定而下诏发布，钦定形式是历法颁行的一个传统。

与一般法律的颁布不同，历法颁布的仪式非常讲究，说明朝廷对历法的重视。从史料可见，早期历法的颁布在仪式上似乎还并没引起朝廷的高度重视，随着统治者对历法意义越来越深人的认识，在颁行的仪式上也就越来越隆重。比如明代颁历，洪武时在九月初一日，永乐时改在十一月初一日，万历后又改为十月初一日，地点先在南京，迁都北京后在奉天门(后改称皇极门，即今太和门)。虽然时间和地点不同，但都十分重视颁历典礼。有记载这样说：“是日御殿，比于大朝会，一切士民虎拜于廷者，例俱得赐"。到了清代，颁历典礼更为隆重。在每年的十月初一日，都要在午门举行仪式。乾隆后为避其“弘历”名讳，将“颁历”改称“颁朔”。由于清代的颁朔典礼十分隆重，故在乾隆五年颁朔时，乾隆一时兴起，作了一首诗《十月朔日颁时宪书》，以表其一统天下之得意心态。历法越来越隆重的颁布仪式，说明历法本身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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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统治就要遵守历法

由于历法的象征意义，封建中央王权对于那些不遵奉历法的地方政权，自然要采取措施以确立和捍卫自己的政权。同样，对于那些曾经臣服的附属国以及将要使之臣服的小国，自然也要向他们颁布历法，以体现自身宗主国的崇高地位，否则就会引发两国之间的政治危机，严重的会引发对附属国的强制行动乃至战争。

以宋代为例，宋代建立后，在与南唐、大理、西夏等地方政权的交往中均把颁赐历法作为实现宗主国统治的一种象征。

南唐与宋仅一江之隔，在宋建立之初即表示臣服以期保留割据政权。公元961年中主李璟死于南昌，其子李煜遭使臣人宋请求承袭国主地位，得到宋太祖的许可后在金陵即位。第二年，宋为了体现其对南唐的宗主国统治地位，遂正式向其颁历；而南唐后主李煜为了求得苟安以保持割据政权，随即开始采用宋朝的历法，奉其正朔。不仅如此，南唐在此后还加紧进贡，甚至政国号为江南。然而，南唐的这一系列臣服行为并没有改变宋统一南北的决心，终于公元975年平灭南唐，不过，宋太祖考虑到南唐在奉正朔方面一贯做得不错， 网开一面并没有声讨李煜罪状。可见，大宋的历法在南唐的认真遵守从另一方面一时拯救了李煜的性命。

此外，在宋与西夏的关系上，则更充分反映出对历法的遵守和违背所表达出来的不同后果。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宋夏签订景德和约，授予西夏国主李德明定难军节度、西平王等封号，从而确立了西夏的附属地位。在景德四年(1007 年)，李德明便遣使向宋朝请求颁布历法。这是西夏最早开始奉行宋朝历法。为这次受赐历法，西夏国主“茸馆舍、修道路以待朝命”。而宋朝起初想派一名小官牙校前去赐历，后改派一名候爷前去， 从而显示双方对此都非常重视。自此西夏使用宋朝的历法达30年。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西夏国主还被宋帝赐予“守正功臣”称号，以嘉奖其对宋历法的认真遵守。

宋仁宗天圣九年西夏国主德明死后，其子元昊继位之后便图谋独立，终于宋宝元元年叛宋称帝，国号大夏。元昊表明自己政治独立的一项重要举措即是颁行自己的历法。这引起宋朝廷的愤慨，“诏削夺官爵、互市，揭榜于边，募人能擒元昊若斩首献者，即为定难军节度使”，并与西夏爆发大规模的战争。经过几年战争，终于仁宗庆历四年，宋夏谈判达成和议，元吴向宋称臣并被册封为夏国主，史载“约称臣，奉正朔，改所赐教书为诏而不名，许自置官属”，宋于次年复向西夏颁赐《崇天万年历》。可见，从宋与西夏的关系上，无论宋实行宗主统治还是西夏称臣抑或反叛，双方都以历法是否遵守和背离作为标志，特别是对于宋来说，西夏自己发布历法的那种对宋历的违背行为，无疑是对抗王权、法权之举，是宋统治者不可容忍的，从而引发战争式的暴力制裁。

（古时举行颁历仪式的太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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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历法是顺从天意

正因为传统历法是基于对日月等天体运行时间法则的认知的一种法律表达，遵守历法也就既是对国家法律的遵守，同时更是对时间步伐的遵循。可以说，遵历是世俗法律和神圣自然法则两者统一的要求，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要严格遵守，以符合天意。

朝廷极为重视历法的行用，除了采用隆重仪式将一-朝历法向天下颁布之外，每年的新历即新一年的日历，往往由皇帝在年末亲自颁发，并赐给朝中大臣和地方大吏，而受到恩宠的官员们，也以此作为极大的荣耀，除上表称谢外，还常常写人诗文以志喜庆。白居易在《白居易●谢赐新历日状》》写道:“右，今日蒙恩，赐臣等前件新历日者。臣等拜手蹈舞，鞠躬捧持。开卷受时，见履端之有始；披文阅处，知御历之无穷。庆贺既深，感戴无极，谨奉状陈谢。”这就说明了他接受新的历法时的恭敬与感激。

（白居易）

如果说传统历法的遵守体现了对天之时间步伐的紧跟的话，那么它的改革则体现了为进一步 紧跟而对天之时间步伐的适应。在中国古代，遵守历法是上至统治者下至民间百姓都要去做的事，而历法改革则仅是统治者所为，这是由历法浓厚的王权正统性的政治象征意义所决定的。

在中国古代，历法改革主要有两种动机，一是政治层面的动机， 一是技 术层面的动机。这两个层面的动机看似差别很大，甚至性质也似乎不同，但是在皇帝是天子的中国古代，它们却是统-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古人对上天时间法则的认知和追寻。

先看技术层面的改历，历史上因预报日食、月食失误而遭受处罚的天文官大有人在，这充分表明了当权者对日食、月食预报的重视。为避免受到惩罚，也更是为了了有效救护，历代天文官们就会不遗余力地去探求日食、月食的发生规律，从而使得预报越来越准确，当然伴随的是历法的推陈出新或改革。

再看政治层面的历法改革。改朝换代，昭示着天命的转移和变革，新朝为了标榜其统治是顺天意，必然要废除旧历法，颁布新历法，以获取王权正统和社会承认的象征意义。此外，在非改朝换代时期，也即一朝存续期间，如出现灾异、祥瑞等也会引发政治层面的历法改革。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然而，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当场发布的第一道法令， 不是关于军事、政治或外交的，而是改用阳历令，宣布自当日起在全国改行阳历。可见，传统社会“颁朔”的政治意义一“历法是统治权的象征”，依然在新政权中得到了清晰的展现。

文章来源《时间的故事》李孝辉 窦忠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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