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阖变化 一动万随

——西周青铜器铭文书法艺术探微

文/焦东华

殷商晚期的甲骨文和金文，是迄今所见最古老且内容丰富的书法形态。这些文字不仅体系成熟，而且书写技巧极高。研究发现，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族徽铭文，具有较深厚的图画意味；一类是记事金文，庄严而规范。总体看来，商代文字已经具备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所归纳出“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结构。早在武王伐纣之前，先周人已经受到殷商文化的影响，这一点，从陕西各地发现的周早期金文和岐山周原发现的周早期甲骨就能得到充分证明。因此，西周青铜器铭文是在商人文字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其铭文内容较殷商时期则更为丰富，主要包括战争、盟约、任命、赏赐、典礼以及其它各种社会活动的记录等。随着铭文字数的增多，形式也开始不断发展变化。本文试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对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的发展与演变做粗略的整理与研究，叙述这一时期青铜器铭文书写风格嬗变的过程，以期引起诸位读者的关注与更深程度的研究。

一、从装饰性到书写性的风格转变

商代青铜器铭文是书法走向艺术化的初级阶段，对周人书风有开启之功。在周礼制度森严的西周时期，伴随政治制度、宗法制度、礼制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青铜器的铸造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青铜器作为祭祀、出嫁、丧葬、宴享彝器，成为政治制度、宗教礼仪的服务工具，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从青铜器铭文的内容与形式上，透露着先民精妙的构思，蕴含着对巫术、祖宗、神灵的崇敬和畏惧。西周早期青铜器铭文，尚处于模仿前人的阶段，受到诸多限制，但周人自身的民族文化特性总是无意识的被表现出来，铭文书写时那种生硬直折与屈曲圆转的形式较之商人的自然率意相差甚远，多有貌合神离之处。

图一 大盂鼎 西周康王 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礼村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二 大保方鼎 西周成王清道光、咸丰年间 山东省梁山县出土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图三 戍嗣鼎 商末 1959年河南省安阳市后岡殷代圆葬坑出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藏

西周时期所铸造的铭文，内容与形式都比商代更加丰富多样，如记录铸造该铜器的原因，诸如王公大臣为旌表功德，记载君主圣制、重大国事等，通过铭文的形式记录下来传于子孙，以显现自己的荣耀或作为对后世的告诫。譬如，西周康王时器大盂鼎（图一），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礼村，器内壁铭19行291字，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其内容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册命盂的情况，周康王向盂讲述西周的建国经验，以及殷商末年，商人酗酒成性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盂要效法其先人，忠于王室，并赏给他诸多物品。西周早期，对商末流行的奢靡风气加以遏制，禁止酗酒，故而在商朝常见的青铜酒器，到了西周时期便逐渐消失了。

图四 潶伯卣西周早期 1967年甘肃省灵台县西屯公社百草坡西周墓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五 后母戊方鼎 商末 1939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武官村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商末和西周早期人们有意识地追求文字点画的装饰化、规范化，因此难免出现许多精心描摹的痕迹。如“宀”商代铭文盛行写成“

”，呈直线搭接的方式，到了西周中晚期则写成“

”，圆转畅达，书写性用笔逐渐代替了装饰性用笔。再如成王时器大保方鼎（图二），铭文中的“大”字写成“

”，商末戍鼎（图三）中大字写成“”，两字精心描摹的写法十分接近，而到了西周晚期时“大”字则直接写成“

”，简单而易于书写。为了更好的叙述这种变化，下文选出几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来分析青铜器铭文从商末到周初的承袭与嬗变情况：

潶伯卣（图四），1972年甘肃省灵台县西屯公社白草坡西周墓出土。盖器同铭2行6字，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铭文少而精美，整体章法布局生动，字与字之间关联性强，有较强的秩序感。因袭商代晚期书风而小有变化，如“尊、彝”二字的“

”用笔，就是对商人带有装饰性意味“肥笔”的继承，近乎后来波磔的形态。潶伯卣铭文的结构方法，也是继承了商人的空间结构，铭文行款势脉畅通，有迹可寻，左右勾连别出匠心。如“作、宝、彝”三字，“作”字之小，“彝”字之大，它们的勾连、穿插、避让，各尽其势，各随其形，相得益彰。“作”字像是被“彝”字托起而不得脱落，“宝、彝”二字围际空间与各字内部空间的一致性，使二字有着紧密且不可分割的联系，整篇铭文又因“彝”字的稳健显得平和、宁静，这也是承袭商末铭文空间布局的特点，如后母戊方鼎（图五），三字有较强的装饰性，但与族徽文字有别，有较强的书写性和图式性，对西周初期的少字数铭文有很大的影响。此类形式的作品还有商末小臣缶方鼎（图六）、西周早期过伯簋（图七）等。

西周成王时器保卣（图八），其铭文行款有行无列，气脉连贯，体势收放自如，字体工稳修长，用笔有轻重变化，且遒劲有力。一些结构明显且保留着商末以来的描画手法，如“尊、大、王、宝盖”等。显然受到商末时器作册般甗（图九）、戍鼎（图三）等铭文书风的影响。

再看被称为方笔之祖的大盂鼎，铭文字数多达291字，很多点画的形态保留了商末书风的特点，如“

、

、

、

、

、

、

”等字，方笔与肥笔形态较为明显。由于字数多，通篇有界格限定，字之大小整齐划一，故纵有行，横有列，但对行款气脉的关注丝毫不逊，有恬静、肃穆之美。单字结构虽不像西周初期的天亡簋那样天真浪漫，但各尽其势，奔放不羁。此类作品，还有西周中期墙盘与晚期兴锺等，都颇具代表性。

图六 小臣缶方鼎 商帝乙帝辛 故宫博物院藏

图七 过伯簋 西周昭王 辽宁省旅顺博物馆藏

图八 保卣 西周成王 传河南省洛阳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图九 作册般甗 商帝乙帝辛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商人喜好对点画加以修饰，使为数不多的铭文缀合成组，浑然一体，具有较强的装饰化、图案化。点画的复杂化，难以用一次性书写来表现，毛笔书写的特性遭到削弱。而周人在商金文的影响下，除了延续端庄与典雅的风尚之外，逐渐摒弃装饰性描画用笔，点画、结构逐渐向一次性书写过渡，使得线条更加纯化、圆融、饱满。在发挥毛笔自然书写的特性方面有过于前人。即便偶有装饰风格的肥笔出现，亦不伤及大雅。较之于殷商，西周时期的整体书法风貌，体势开阔，气脉雄壮，凸显出周人民族文化的自信与气度，遂激发了对书法形式美的进一步开拓。

二、雍容典雅：西周青铜器铭文书法的典范

相较之下，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与殷商时期的区别，不单是字数增加，更可贵的是独具匠心的构思，以及创造出了更多形式丰富、一动万随的精美之作。

书法作品中蕴含的气脉是最为重要的。所谓气脉，即指贯穿于整幅作品的精神所在。要看整幅作品中，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关连，点画受字形因素的改变及其对空间的围际形态。要做到见微知著，看点画在哪个点上发生变化，并起到什么作用。气是空白的，讲求一致性；脉是可寻的，笔笔连接只是脉络上的形式，并不完全是气的贯通。看起来很平淡的东西，但是空白的品味提上去，就有品质高低的区分。如《艺概·词曲概》中言：“余谓眼乃神光所聚，故有通体之眼，有数句之眼，前前后后无不待眼光照映，若舍章法而专求字句，纵争奇竞巧，岂能开阖变化，一动万随耶。”所谓“通体之眼，数句之眼”如“气脉”一般，变化多样，隐于无形，却蕴含在整篇之中。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中属上乘之作者不胜枚举，分别从早、中、晚时期，择以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以赏析。

西周时期最早的青铜器铭文利簋（图十），周武王时期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铭文点画匀净，结字平稳，对空间的分割也有很好的秩序感，如“

”字，上端五笔竖画，用力均匀，空间一致，下面又是六笔竖画，虽然倾斜角度不同，但空间依然均匀，有很强的统一感。铭文中除了“金、王、武王”等几个字保留着装饰痕迹的用笔外，其它文字皆具有较强的书写性。利簋中“

”字的结构组合同商末戍鼎（图三）的“

”十分相似，如出一人手笔。行款用纵有行，横无列的方式，较之殷商书风的奇宕多姿略有整饬。这些都体现了西周早期铭文对前人的汲取与变化。但这种明显的变化，并不是由西周建立之初就突然转变的，因为，艺术风格的嬗变不会像政治制度的变迁那样立竿见影，它有一定的滞后性。

图十 利簋 西周武王 1976年陕西省临潼县零口公社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十一 天亡簋 西周武王 1844年陕西省岐山县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十二 兴锺 西周懿孝 1976年12月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公社庄白大队一号窖藏出土 陕西省周原扶风文物管理所藏

还有一部分作品，如同为武王时期的天亡簋，就明显的承袭了商末书风。

天亡簋（图十一），周武王时器，1844年陕西省岐山县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器内底铭文8行78字，记述天亡助武王祭祀，被武王赏赐之事。这种铭文风格点画浑厚，结构奇拙，势脉连贯，与利簋书风不类，深受商代甲骨文书风影响，生动多姿，似奇反正。邱振中先生评此铭：“似乎用一根缰绳把一群天真浪漫的野兽串连在一起——它们跳宕腾挪，绝不安宁，但也始终无法逃逸。”也正是有了这缰绳，才使得通篇的铭文有“一动万随”之感。

西周懿孝时期的兴锺（图十二），是带界格铭文的代表作之一。有了界格的限定，削弱了字与字之间多种空间构成元素，在框格之中的精心布局，代替了两字承接无限变化的可能性。即便如此，周人对文字构成的意识从未被削弱，每个字在限定的界格中，或是左冲右突，或是上覆下仰，或是静如止水，或是势若奔腾。有种不拘于一隅，欲冲破牢笼之意，动静结合，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此铭文书风不再有商末周初时的装饰性用笔，而是纯然书写，一气呵成。

荀伯大父盨（图十三），西周中期器，器盖同铭，3行17字，上海博物馆藏。这一时期的铭文书写，习惯于各尽其形，各尽其势。仔细研究这三行铭文，对比发现中间一行字结构比左右两行复杂，三行的关系很难统一。观其点画遒劲匀净，结构精致巧妙，章法布局尽见佳构。“永”字突然向左移出，让出与第二行之间的空白，调和了“其子子孙”与第二行过于紧密而略显促迫的空间现状，又由于“永”字上端紧紧插入“孙”字左下部的剩余空间，使得二字紧密相扣，生动别致，丝毫没有脱落之感，两字的承接方式较之常态和而不同，颇见匠心，在通篇之中较为关键。大概这就是书谱中所云：“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书者即要关注每个字的大小，体势变化，又要表现出统一性。

师趛鬲（图十四），腹内有铭文5行28字，调拨自文物局，1955年7月入藏故宫博物院。此器被誉为“鬲中之王”。铭文书体结构严谨，点画遒劲，为金文书法的上乘之作。

西周晚期，铭文字数越来越多，进一步整饬篆法，随之而来的是鸿篇巨制、天真萧散的新形式。散氏盘（图十五），西周厉王时期器。陕西省凤翔县出土。铭19行305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结字宽博，体势跌宕，章法自然浪漫，虽有行列束缚，却并未影响单字之体势，吴大澂评散氏盘“大篆以散盘为第一。鄙人所臨大篆亦以散盘为最，当在郑文宝峄山碑之上”。吴氏对散氏盘的评价何以如此之高，其原因在于，一是，此篇铭文艺术价值的确很高；另一方面，囿于他所处年代极少能见到西周时期的长篇铭文。散氏盘看似平稳，其实每个字都蕴涵着强烈的、不安分的体势，表面看似平静，却蕴含了无限的生机。到了比之稍晚的毛公鼎（图十六），用笔已基本摒弃了周初以来对商末装饰性书风的特点。

图十三 荀伯大父盨 西周中期 上海博物馆藏

图十四 师趛鬲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五 散氏盘 西周厉王 陕西省凤翔县出土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六 毛公鼎 西周宣王 清道光末年 陕西省岐山县出土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西周早期与晚期铭文的书写形式，是有本质区别的。早期以天亡簋一类为例，承袭了商代甲骨文形式的构成因素。到了中期，很多铭文书写受到界格的限制，但却仍然能充分表现出字体的形式美。而西周晚期的青铜器铭文则似乎每况日下。纵观书法史，任何时代书体风格的演进，都是源于朴素、生动、充满灵性的艺术形式逐步走向程式化。程式化的反复书写，会使人们审美疲倦，最终走向呆板、僵化，同时，也预示着新的形式即将悄然而生。如此往复，就汇聚成了风格不同，且丰富多彩的书法史。（静笃斋）

本文2014年发表于《文物天地》总28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