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个禅师，凡有人向他问禅，他便举起一根手指，其他再不多说什么。这事被他一个年轻的弟子学去了，只要有人问他禅是什么，他也学起师傅的模样，举起一根手指。
一天，年轻弟子又向别人举起了手指，禅师趁他不注意，抽出刀来一刀便把他的手指削了下来。弟子哇地一声大哭起来夺路而逃，这时禅师突然大声叫住他，年轻弟子满含泪水扭头望去，只见禅师又竖起了他那根手指，年轻弟子却想学他竖起手指时，发现早已不在，于是瞬间顿悟。
有人认为禅师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自己可以竖手指，别人竖手指就要把它砍掉。不过不管如何，这个故事体现了中国人传道授业的一种特点，那就是强调暗示和领悟。
我们今天很少运用这种办法来教育学生了。在学校教育里，就算是文史哲一类学科，也有很完整的体系和很强的逻辑性，遑论数理化那样的学科。
体系和逻辑都是西方传过来的舶来品，这种舶来品不仅带来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也促使人用它分析起原本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那部分东西，比如佛学等。
这种独特的视角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当然也有人怀疑，用西方的东西来分析中国的文化，两种不同的路数，分析出来的东西还是原来的那个东西吗？
冯友兰是一个学贯中西的学问家，他有一本书叫做《中国哲学史》，这本书就是充分运用了西方的逻辑学来解读中国的哲学问题的。
他认为，中国人教学历来强调一个“悟”字，不是老师不想多说，实在是中国文化中本来就缺乏逻辑思维这个东西。
他接着说，逻辑思维可以称之为一种“正”的方法，“悟”则是一种“负”的方法。怎么说呢？比如说要学乘法，必先学会加法，一步一个脚印，中间差一个台阶都不行。这就是“正”的方法。
而“悟”，不会告诉你如何去达到那个目标，他只会告诉你不要做什么，或者什么东西不属于这件事情。比如说要告诉你什么是“道”，他只会说，能说出来的都不是道。
这一正一负两种方法，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不足。正的方法清晰明了，但是对于有些东西却说不出来；负的方法虽然晦涩难懂，但是却特别适合描述那种高蹈的事物。
所以冯老先生认为中国引进西方的逻辑与体系，不是冲突，而是进步。一个人无论学习多么高深的东西，刚开始都要从0学起，然后一步一步，逐渐登上顶峰；可是，当越来越接近顶点的时候，人类的语言会越发显得苍白，这个时候又必须用启发和暗示来弥补。
譬如说“道”，道家认为它是宇宙的起源，可是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却难以用语言来说清，因为你一旦把它诉诸言语，就意味着它有了形式，而一旦有了形式它就有了局限、有了边界，就不再成其为生发万物的“道”。
可不说我们又怎么知道它是什么呢？于是我们就只能多少说点我们难以去说的什么，于是就有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句话——
我们不知道“道”是什么，我只能告诉你它不是什么。知道不是什么的什么，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没有什么意义，但这恰恰就是哲学的意义。对于不知道的东西有所体悟，你并不能说他完全什么也不知道。
现如今的世界都是西方学问的天下，但很多学人却认为，将来世界的文化一定会回到中国手里。当然这并不是说西学就要消亡，而是说，虽有西学，但只是作为手段存在，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东学。
这好比一个人，穷的时候渴望吃饱穿暖，但是真正吃饱穿暖以后，他需要的却是更丰富的精神生活。而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特长所在。
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故事，禅师向人竖起手指，他的意思恰恰是让人不要执着于他的那根手指。这是一种典型的“负”的教导方法，当然也就是“禅”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