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年轻人称马云为马爸爸
打开手机刷电商、聊创业，总能听到一句半开玩笑的称呼——“马爸爸”。有人笑说，这是年轻人对“搞钱密码”的花式追捧，是网络时代的戏谑表达；但如果你翻开中国古代史就会发现，这种“认爸爸”的操作，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老祖宗玩了几千年的“生存智慧”——古人嘴里的义子、螟蛉子、假子，本质上就是古代版的“认爸爸”，背后藏着一套贯穿先秦至明清的利益逻辑与社会规则。
作为深耕古代史的研究者，今天就带大家扒一扒古人“认义子”的前世今生：从《诗经》里的典故溯源，到五代十国的“义儿军”狂欢，再到明清的宗族补充，我们会发现，“马爸爸”的称呼看似新潮，实则是中国古代拟制血亲文化的现代延续，只不过古人的“认爸爸”，比我们想象中更严谨、更功利，也更狗血。
一、溯源：古人“认爸爸”的最早打开方式，不是功利是“凑数”
要聊古人收义子，先得澄清一个误区：我们常说的“螟蛉子”，最初根本不是真正的“义子”。《诗经·小雅·小苑》里写“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意思是细腰蜂（蜾蠃）会把螟蛉的幼虫衔回巢穴，古人误以为细腰蜂是“收养”螟蛉当儿子，于是就用“螟蛉子”代指义子。但这只是古人的认知误差，并非真正的收义子行为——就像今天有人开玩笑喊马云“爸爸”，未必真有“认义父”的打算，最初只是一种比喻。
那么，真正意义上的收义子（有明确收养关系、双方有权利义务），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目前可考证的最早史料，来自先秦时期的宗法记载。先秦是“宗法制”的天下，“同姓不婚、异姓不养”是基本规矩，理论上贵族不能收养异姓子弟，因为这会破坏宗族血脉的纯正性——毕竟当时的核心需求是“传宗接代”，义子再亲，也不是自家血脉。
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左传·成公十一年》记载：“声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为姒。’生声伯而出之，嫁于齐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归声伯。声伯以其外弟为大夫，而嫁其外妹于施孝叔。”这里的“外弟”，就是声伯母亲再嫁后所生的儿子，属于异姓子弟，声伯将其提拔为大夫，虽未明确“收为义子”，但已具备义父子关系的雏形——借助亲属关系（非血缘）拉拢力量，补充宗族势力。
此外，出土的先秦青铜器铭文（如西周晚期的《师訇簋》）中，有“师訇乃祖考，克左右先王”的记载，其中“师訇”与先王的关系并非血缘，推测为“养异姓子为臣”，这是目前考古发现中最早的“拟制血亲”佐证。不过先秦的收义子行为极其罕见，且多局限于贵族阶层，核心目的是“补充宗族人力”，不像后来那样功利，更像是“实在没人了，凑个数撑场面”——这和今天年轻人喊“马爸爸”，最初只是觉得“马云能带来便利”的心态，倒是有几分相似。
二、演变：从“凑数”到“抱大腿”，各朝代的“义子生存法则”
从先秦到明清，收义子的现象从“零星出现”到“全民狂欢”，再到“回归理性”，每个朝代的风格都不一样，核心逻辑只有一个：跟着时代走，怎么有用怎么来。我们按时间线，一个个说清楚：
（一）秦汉：低调发育，主打“应急补位”
秦汉时期，宗法制逐渐松动，但“异姓不养”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这一时期的收义子，主要集中在两种情况：一是贵族无子嗣，收养异姓子弟“承宗祀”；二是官员、豪强收养落魄子弟，作为贴身亲信。
《史记·卫青霍去病列传》记载：“卫青者，平阳人也。其父郑季，为吏，给事平阳侯家，与侯妾卫媪通，生青。青同母兄卫长子，而姊卫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为卫氏。”卫青本姓郑，因母亲是平阳侯府的妾，他被卫青家族“冒姓收养”，虽未明确为“义子”，但本质上是借助收养关系改变身份——这是秦汉时期义子的典型特征：低调，不张扬，核心是“解决实际问题”。
此时的收义子，还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明确的制度规范，更像是“私下操作”。就像今天有人私下喊“马爸爸”，只是个人表达，不会形成“潮流”。
（二）魏晋南北朝：乱世求存，义子成“保命符”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乱的时期之一，战乱频繁，宗族解体，百姓流离失所。此时的收义子，彻底摆脱了“宗法制束缚”，核心目的变成了“保命”和“扩军”——只要你有本事、够忠心，就能被豪强、军阀收养，从此有饭吃、有兵带，不用再颠沛流离。
《北齐书·斛律光传》记载：“斛律光，字明月，朔州人也。父金，魏光禄大夫，第一领民酋长。光少工骑射，以武艺知名。魏末，从金西征，周文帝长史莫孝晖时在行间，光驰马射中之，因擒于阵，光时年十七。高祖嘉之，即擢为都督。”斛律光虽为斛律金之子，但当时很多军阀都收养“骁勇之士”为义子，斛律金也不例外，其麾下不少将领都是他的义子，这些义子成为他征战四方的核心力量。
这一时期，“义子”和“部曲”（私人武装）逐渐绑定，收义子就是为了组建自己的私人军队，抵御外敌、争夺地盘。就像今天的年轻人喊“马爸爸”，是希望借助马云的资源实现“逆袭”，魏晋的年轻人认义父，就是希望借助义父的势力“保命求存”，本质都是“抱大腿”。
（三）隋唐：盛极而乱，义子成“权力工具”
隋唐时期，国力强盛，但到了唐末，藩镇割据愈演愈烈，收义子之风达到顶峰，尤其是军阀之间，几乎人人都有义子，甚至组建“义儿军”——把义子当成最核心的战斗力，比亲儿子还信任。
《新五代史·义儿传》开篇就说：“呜呼！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这正是唐末五代义子现象的真实写照。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李克用，他收养了一大批骁勇善战的义子，组成“义儿军”，其中李嗣源、李嗣昭、李存孝等人，都是一代名将，帮李克用平定叛乱、争夺天下。《新五代史·李存孝传》记载：“存孝，代州飞狐人也。本姓安，名敬思。太祖掠地代北，得之，给事帐中，赐姓名，以为子。存孝骁勇冠绝，常将骑为先锋，未尝败绩。”
除了军阀，唐朝的宦官也喜欢收义子。《旧唐书·宦官传》记载：“高力士，潘州人，本姓冯。少阉，与同类金刚二人，圣历元年入内。则天嘉其黠惠，令给事左右。后因小过，挞而逐之。内官高延福收为假子，延福出自武三思家，力士遂往来三思第。岁余，则天复召入禁中，隶司宫台。”高力士本姓冯，被宦官高延福收为义子，借助义父的关系重新进入宫廷，最终成为唐玄宗身边的红人——这说明，唐朝的义子，已经成为“攀附权力”的重要工具。
（四）五代十国：狂欢至死，义子能“当皇帝”
如果说唐末的义子是“权力工具”，那五代十国的义子，就是“权力本身”。这一时期，收义子、杀义父、义子篡位，简直是家常便饭，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义儿传》中直言：“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意思是，五代十国的五个朝代，其实有八个姓氏掌权，其中三个姓氏的皇帝，都是义父收养的义子。
最典型的就是后周世宗柴荣，他本是郭威的内侄，后来被郭威收为义子，郭威称帝后，柴荣被立为太子，郭威去世后，柴荣继承皇位，成为五代时期最有作为的皇帝。还有后唐的李存勖，是李克用的义子（一说亲子，史料有争议），继承李克用的势力后，建立后唐；南唐的李昪，本是孤儿，被徐温收为义子，改名徐知诰，后来夺取徐氏政权，恢复李姓，建立南唐。
当然，也有狗血的结局，比如后梁太祖朱温，他收养义子朱友文（原名康勤），晚年想把皇位传给朱友文，结果亲儿子朱友珪（也被朱温视为义子般培养）不满，发动政变，弑父篡位。《旧五代史·梁书·朱友珪传》记载：“乾化二年六月，太祖不豫，召友文于东都，欲付以后事。友珪妇张氏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传国宝付王氏，吾属死无日矣。’友珪遂与统军韩勍谋乱。丙寅夜，友珪以兵入宫中，太祖惊起，问曰：‘反者谁？’友珪曰：‘非他人也。’太祖怒曰：‘我固疑此贼，恨不早杀之！’友珪亲吏冯廷谔以剑犯太祖，太祖被伤，仆于床，廷谔以剑洞其腹，肠胃皆流。”——这种“义子弑父”的闹剧，在五代十国屡见不鲜，也让“义子”这一称谓，多了几分血腥与功利。
（五）宋辽金元：理性降温，义子回归“宗族补充”
宋朝建立后，重文轻武，藩镇势力被削弱，收义子之风逐渐降温。宋朝的义子，不再是“军阀的工具”，而是回归到“宗族延续”和“私人情谊”上——贵族、士大夫收养义子，主要是为了“承宗祀”（无子嗣时），或者收养孤儿，彰显仁善。
《宋史·范仲淹传》记载：“仲淹内刚外和，性至孝，以母在时方贫，其后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收养群从子弟，教以诗书，皆有成就。”范仲淹收养宗族子弟为义子，教他们读书做官，既补充了宗族势力，也彰显了自己的仁善之名——这是宋朝义子的主流形态。
辽、金、元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些民族本身就有“收养义子”的习俗（如契丹族的“收继婚”与“义子制度”结合），但随着汉化加深，也逐渐接受了汉族的宗法制，收义子的目的也从“扩军”转向“宗族补充”。《金史·完颜宗望传》记载：“宗望，本名斡离不，太祖第二子也。太祖伐辽，辽人来御，遇于境上。宗望领百骑为先锋，击败辽军，太祖嘉之，赐以良马。宗望又收养义子数人，皆骁勇善战，为其麾下得力干将。”——虽仍有军事用途，但已不再是主流。
（六）明清：规范成型，义子成“宗族附庸”
明清时期，宗法制达到顶峰，收义子的行为被纳入宗族规范，有了明确的规矩：比如，无子嗣的贵族、士大夫，可以收养异姓子弟为义子，但义子不能继承宗族爵位，只能继承部分财产；收养义子必须经过宗族同意，不能私下收养。
这一时期，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朱元璋收义子。朱元璋出身贫寒，早年收养了沐英、李文忠、朱文正等多个义子，这些义子跟着朱元璋南征北战，成为明朝开国的核心力量。《明史·沐英传》记载：“沐英，字文英，定远人。少孤，从母避兵，母又死。太祖与孝慈皇后怜之，抚为子，从朱姓。年十八，授帐前都尉，守镇江。”沐英深受朱元璋信任，后来被派往云南镇守，世代承袭，成为明朝镇守西南的重要力量——这是明清义子“忠诚助力”的典型。
但明清的义子，更多是“宗族的附庸”，比如《清稗类钞·风俗类》记载：“甲乙二人彼此本为友，而乙见甲之富贵日益增益也，益思有以交欢之，且欲附于戚党之列，得便其攀援于异日，夸耀于他人也，乃以子女寄拜甲之膝下，而认之为干亲。”——这种“寄拜干亲”，本质上是“攀附富贵”，和今天年轻人喊“马爸爸”的戏谑心态，几乎如出一辙。不过明清的义子制度，也补充了宗族结构，让无子嗣的家庭得以“延续香火”，同时也成为社会交往的一种方式。
三、揭秘：古人“认义父”，到底图什么？（双方利益大拆解）
无论是古代的收义子，还是今天年轻人喊“马爸爸”，背后都有明确的利益逻辑——没有无缘无故的“认爸爸”，只有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我们从义父和义子双方，拆解一下其中的“算盘”：
（一）义父方：要么“续香火”，要么“扩势力”
1. 延续宗嗣：这是最原始、最核心的需求。《礼记·内则》记载：“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意思是，没有亲生子的人，可以收养同宗的子弟为义子，延续宗族香火。比如，北宋文学家苏轼，晚年无子，收养了侄子苏迈为义子，让其继承自己的家业——这是古人收义子最朴素的目的，就像今天有人希望“传承家业”，找一个靠谱的人托付。
2. 扩充势力：尤其是在乱世，义子就是“最忠诚的兵”。李克用组建“义儿军”，就是因为义子没有血缘牵绊，反而更能死心塌地追随自己——亲儿子可能会争权夺利，但义子只要得到信任和提拔，就会拼尽全力。朱元璋收沐英、李文忠，也是看中了他们的能力，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最终平定天下。
3. 彰显仁善：收养孤儿、落魄子弟，是古代士大夫“修身立德”的重要方式。范仲淹收养宗族子弟，司马光收养孤儿，都是为了彰显自己的仁善之名，同时也能培养自己的势力——一举两得。
4. 巩固联盟：贵族、军阀之间，通过“收义子”绑定利益，形成联盟。比如，五代时期，藩镇之间互相收养对方的子弟为义子，以此巩固军事同盟，避免互相攻击——这就像今天的企业合作，通过“联姻”“合作”绑定利益。
（二）义子方：要么“求生存”，要么“改命运”
1. 获得生存依靠：对于孤儿、贫寒子弟来说，认义父，就是“找个靠山”。沐英自幼父母双亡，被朱元璋收养后，才有了饭吃、有了书读，最终成为一代名将；安禄山早年落魄，被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收为义子，才有了机会参军，最终发迹。《旧唐书·安禄山传》记载：“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人也。本无姓氏，名轧荦山。母阿史德氏，为突厥巫，无子，祷于轧荦山，神应而生焉。少孤，随母在突厥中，后母嫁胡将军安波注兄延偃，乃冒姓安氏，名禄山。及长，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张守珪为幽州节度使，禄山盗羊事觉，守珪欲杀之，临刑呼曰：‘大夫不欲灭两蕃邪？何为杀我！’守珪奇其言，壮其貌，释而留之，令与乡人史思明同捉生，行必克获，拔为偏将。守珪常嫌其肥，恐不利野战，禄山因不敢饱食。后以骁勇，渐得守珪亲厚，遂养为假子。”——安禄山凭借义父张守珪的扶持，一步步从“盗羊贼”变成“节度使”，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2. 获得发展机遇：义子可以借助义父的权势、资源，步入仕途、征战立功。李文忠是朱元璋的外甥，被朱元璋收为义子后，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最终被封为曹国公，成为明朝开国名将；高力士被高延福收为义子后，借助义父的关系，重新进入宫廷，成为唐玄宗身边的红人，权倾朝野。
3. 改变社会地位：对于卑微出身的人来说，认义父，是“逆袭”的捷径。朱温早年是“无赖”，被黄巢收为义子后，逐渐成为黄巢麾下的重要将领，后来背叛黄巢，建立后梁，成为皇帝；李昪本是孤儿，被徐温收为义子后，凭借自己的能力和义父的势力，最终建立南唐，成为皇帝——这些义子，都是通过“认义父”，摆脱了卑微的身份，跻身权贵阶层。
四、结局：古人“认爸爸”，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好结局
就像今天有人喊“马爸爸”，可能只是一时兴起，也可能真的得到了帮助；古人的义父子关系，也不是“一认定终身”，有亲如父子的温情，也有反目成仇的血腥，结局各不相同，我们分三类来说：
这类结局，是义父子关系的“理想形态”——义父真心待义子，义子忠心报义父，最终实现互利共赢。最典型的就是朱元璋和沐英。《明史·沐英传》记载：“英在滇，简守令，课农桑，兴学校，治水利，禁豪右兼并。滇池隘，浚而广之，无复水患。居滇十年，恩威并著，民夷怀服。太祖念英功，追封黔宁王，谥昭靖，配享太庙。”沐英一生忠于朱元璋，镇守云南十年，从未反叛，朱元璋也对沐英视如己出，沐英去世后，朱元璋亲自追封，沐氏家族世代镇守云南，延续了明朝对西南的统治——这是义父子关系的“天花板”。
还有范仲淹和他的义子们，范仲淹收养宗族子弟，教他们读书做官，这些义子长大后，也都成为朝廷栋梁，始终铭记范仲淹的恩情，传承他的家风——这种“温情结局”，彰显了义父子关系的正面价值。
这是古代义父子关系最常见的结局，尤其是在乱世，权力面前，亲情（哪怕是拟制的）一文不值。最典型的就是朱温与朱友珪、李克用与李存孝。
李存孝是李克用最得力的义子，骁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但因为遭到其他义子的嫉妒和诬陷，被李克用猜忌，最终被李克用处死。《新五代史·李存孝传》记载：“存孝功最多，而太祖颇忌之。存孝亦自恃功，郁郁不平。太祖与存孝有隙，存孝乃谋叛，降于梁。太祖怒，遣李嗣昭讨之，存孝兵败被擒。太祖临刑，存孝哭曰：‘儿蒙王恩，位至将相，岂敢反邪？乃谗人所害耳！’太祖亦泣，欲赦之，然诸将皆嫉存孝，莫肯为之言，遂杀之。”——一代名将，最终死于义父之手，令人唏嘘。
还有朱温与朱友珪，朱温晚年想把皇位传给义子朱友文，亲儿子朱友珪不满，发动政变，弑父篡位，最终朱友珪也被弟弟朱友贞杀死，后梁也因此走向衰落——这种“弑父篡位”的闹剧，在五代十国屡见不鲜，也让“义子”这一称谓，多了几分血腥。
这里可以对比一个外国案例：布鲁图刺杀义父凯撒，虽然是外国历史，但本质和朱友珪弑父一样，都是“权力压倒亲情”——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代西方，“认爸爸”一旦和权力绑定，就很容易走向反目。
除了温情和狗血，还有一种平淡的结局——义父子之间没有太多功利往来，只是简单的“收养与被收养”，义子长大后，要么回归自己的宗族，要么平淡度日，维系着表面的情谊。
比如，北宋士大夫收养的孤儿，很多都是“象征性”的收养，给他们提供衣食和教育，等他们长大后，就让他们自己谋生，双方不再有太多交集；明清时期的“寄拜干亲”，很多也只是“社交手段”，双方平时很少往来，只是在节日期间互相问候，维系着表面的情谊——这就像今天有人喊“马爸爸”，只是随口一说，并没有真正的利益往来，转身就忘了。
五、延伸：古人“认义子”，对社会有什么影响？
古人收义子，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更是影响当时社会、宗法制度、政治格局的“大事”，其影响有正面，也有负面：
1. 对宗法制度的影响：一方面，义子制度补充了宗法制，让无子嗣的家庭得以“延续香火”，巩固了宗族结构；另一方面，义子制度也破坏了宗法制的“血缘纯正性”，尤其是异姓义子的收养，让宗族关系变得复杂，甚至引发宗族内部的矛盾——比如，义子与亲生子之间的财产继承纠纷，在古代屡见不鲜。
2. 对政治格局的影响：在乱世，义子制度推动了藩镇割据的形成，比如唐末的“义儿军”，让军阀的私人势力越来越强，中央集权被削弱，最终导致唐朝灭亡；但在治世，义子制度也能帮助统治者巩固统治，比如朱元璋的义子们，帮助明朝平定天下，镇守边疆，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3. 对社会风俗的影响：收义子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俗，从贵族阶层蔓延到平民阶层，成为人们“攀附富贵”“维系情谊”的重要方式。明清时期的“寄拜干亲”，就是这种风俗的延伸，甚至影响到今天——比如，我们今天仍有“认干亲”的习俗，本质上就是古代义子制度的延续。
六、结语：“马爸爸”的称呼，藏着古人的生存智慧
看到这里，你应该明白，年轻人称马云为“马爸爸”，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中国古代义子文化的现代延续。古人认义父，是为了生存、为了权力、为了延续香火；今天年轻人喊“马爸爸”，是为了调侃、为了寄托希望、为了借助资源实现逆袭——本质上，都是“互利共赢”的利益逻辑，都是“抱大腿”的生存智慧。
不过，古人的义子制度，有明确的规矩和底线，无论是义父还是义子，都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而今天的“马爸爸”，更多是一种戏谑的网络称谓，没有实际的权利义务，也没有明确的规矩——这是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区别。
但无论时代如何变化，“认爸爸”背后的逻辑从未改变：人们总是希望借助更强大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目标。古人的义子，是乱世中的“保命符”；今天的“马爸爸”，是和平年代的“调侃与寄托”。读懂了古人收义子的历史，我们就读懂了“马爸爸”称呼背后的文化基因——这就是历史的魅力，它总能在看似新潮的现象中，找到古老的根源。
参考资料
【1】《诗经・小雅・小宛》，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
【2】《左传・成公十一年》，中华书局点校本
【3】西周《师訇簋》铭文，考古出土金文资料
【4】《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5】《北齐书・斛律光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6】《新五代史・义儿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7】《新五代史・李存孝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8】《旧唐书・宦官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9】《旧五代史・梁书・朱友珪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10】《宋史・范仲淹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11】《金史・完颜宗望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12】《明史・沐英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13】《清稗类钞・风俗类・乾儿》，中华书局点校本
【14】《礼记・内则》，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
【15】《旧唐书・安禄山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