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大学毕业，在一所华侨中学教书。

      我们的年级组长，是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女性。胖，很胖，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是肉多得堆不下，只好挤出来，垂下去。唯一显小的是眼睛，眯着，像从肉里硬切开的一条缝。

      为人极威严，板着脸，不轻易开口，学生摸不着底细，更怕她，我们也敬畏三分，因为年龄，因为寡言。

      那一个下午，特别清闲，江南初秋的午后，阳光暖暖地照着，特别有一种舒适的慵懒。我们的级组长突然开口说话了——

      “就是今天，就是这样的午后，我的一个同伴死了，三十年了……”

    “我16岁，中学毕业，进不了工厂，又不能在家里吃闲饭，我虽然是城里人，但是城里的贫民阶层。没办法，只好拿上户口簿下乡当知青了。”

    “我虽然做好了准备，但还是被现实震住了。先是坐了半天的火车到建阳县城，搭上去往乡里的汽车，到达乡政府所在的地方已经是天黑了。听了我要去的地方，售票员和司机一直摇头，说太远了，力劝我今晚找个招待所先住下，明天早上再想办法。第二天，我在热心人的帮助下，坐上了一辆拖拉机，一路颠簸，山回路转。一路的转弯，一路的上坡，下坡。我在一个连一个的急转弯中晕头转向。每次，我都期盼着转过这个弯让我喘口气，可是眼前又是一个更大的弯……”

  “终于，司机把拖拉机停在了一个稍平的地儿，边上三三两两的四五座矮小的土筑的房屋。我已经几乎昏厥不能言语了，只想有个地方让我趴下去，躺在那，一辈子都不想起来了。但接下来司机告诉我的话才真正地让我掉进冰窟窿。”

    “司机告诉我，眼前这个地方并不是我要去目的地，还要翻山越岭，走个一天才能到，像我这样的一个姑娘家，一大早起来就算走到天黑，也走不到。”

  我只好住下，等等看有没有人去往那个村庄，好和他（她）结伴同行。我在拖拉机司机家里住了两天，第三天，来了一个年轻人。一看就是一个城里人，白白的，瘦瘦的，很高。一问 也是福州来的。司机很高兴，叫我们两个人明天一大早一起走

    第二天，天才蒙蒙亮，我们就被叫起，草草吃了点东西，就一起出发了。我们按照司机师傅交代的，沿着路一直往前走，不要往分叉路拐。那个年代，男女授受不亲，不能随便说话的，他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远远地跟着。毕竟男女有别，一会儿，我就渐渐觉得越跟越吃力。

        有时，刚好转过一座山 。他就不见了，两边都是绵延起伏的山脉，没有一个人，只有大树覆盖下丝丝的凉气，凉气里各种虫子交织的鸣叫声，间或“呱”的一声不知是什么发出的怪叫声 ，听得人毛骨悚然。我魂飞魄散，急促地跑起来，幸好，跑几步，就看见他站在路边等我。

          可能是看我脸红耳赤，恐惧仓皇。他放慢脚步，一直不离不弃的保持在距离我一米远的前面，让我跟得上他。我知道他的意思，心理有说不出的感激。

      这样走走停停，到村里时，已经天黑了。这时，我才知道他叫徐超。

    后来，知青点陆陆续续又来了几个年轻人，加起来是三男三女。

    知青点外，是起伏连绵的梯田，梯田尽头是巍峨延续的群山。

    我们六个都是城市贫民，在城里过得也是穷日子，但农村下田这种重劳动力活，还真的没有做过。傍晚从田里回来，像散了架似的，整个身体瘫在床铺上，感觉每根骨头都散落开来，哪一根都不是自己的。想抬起腿吧，一阵钻心的疼。支撑着好不容易吃完饭 ，头一载，睡得死猪似的。睁开眼，已是第二天，天大亮。

      这样过了三个月，有一天夜里，突然被隔壁吵杂声吵醒了。是一个男知青下来烧水，说徐超喊肚子疼。

    我们赶紧过去，看见徐超双手摁在下腹部，正在床铺上呻吟，嘴唇白得吓人。大概已经疼了很久了，怕吵醒大家，一直憋着不敢吭声，后来，实在疼得厉害，呻吟声控制不住，把睡在旁边的一个男知青吵醒了。男知青抬头一看，徐超蜷缩成一团，痛得全身打哆嗦。唬得一跳，下来烧水。

      扶着徐超，小心翼翼地喝了几口水。徐超几尽虚脱地瘫在了枕头上，头无力地歪向一边。

    怎么办？我们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凑在一起商量。最后决定找生产队长。很快，生产队长带着村里的一个稍懂点医学知识的土医生来。那个医生摸了摸脉，询问了病情后，沉吟了一下，说：“可能是阑尾炎，这要开刀的。”   

  “开刀，开刀？怎么去呀？到有拖拉机可乘的地方至少要走一个白天。痛成这样，怎么走啊？”

  怎么走呀？

    现在想起来也不知道当时怎么了，最终，放弃了送去医院的打算。只从村民那拿来当地用来治肚子疼的草药，是刚从地里拔的还葱绿着的几种草。

    他们都下田去了——必须下田，不下田要扣工分，要记录下来，影响未来的。我没去， 不是不怕扣，是担心徐超，想到进山时，他一路的等我，我就不忍丢下他。

      我一直守着他，小心翼翼地炖着草药，虔诚地倒到碗里，满怀希望地一瓢一瓢喂他喝。看到徐超的喉头一动，药水吞咽了下去。我就不由自主的鼻子一酸，眼泪情不自禁的想流下来。我相信，喝进去就好了，一定的，当地人都是这样的，喝了草药，过一天，肚子就不疼了。

        可是，没有好转。到了中午，我熬了稀烂的米汤来喂他，徐超吃了不到半碗，就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了。

        傍晚，太阳收敛了光芒，斜斜地沉入群山。我开了灯，15瓦的老式灯，发出红晕微弱的光。把四下里照得更加黯淡，在黯然的灯光里，我只感到寒气逼人。真的，一直到现在，一到秋天的傍晚，我就不由自主的感到一股寒气从脚底升起，到心口，化成悲凉 ，然后，怎么拂之都不去，一只留在心的位置，一直留到现在……

      我非常着急，一会儿一会儿就到门口张望。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他们回来得特别迟。

      看到路的尽头突然晃出个身影，先是看见了我的好朋友，接着，一个接一个……我的眼泪止不住地翻滚而下……

    “怎么样？徐超好了吗？”他们老远喊着问我。

  “没……有，没……”我想说话，可什么也说不出，就嚎啕大哭。见我这样，他们都慌了，赶紧跑去看徐超。

      病人已经奄奄一息，不再挣扎，不再叫痛，一张脸全没了血色，嘴唇发白到紫涨。

“徐超……”对于呼唤声，徐超没有反应，只是很疲乏很无力地躺着……

    夜里 ，  我不敢合眼，怕徐超醒了要喝水。没有星星，乡村的夜是墨一样的黑，一切像死了一样沉寂，只有偶尔的几声犬吠后的呜咽声……

    熬到凌晨时，徐超醒了，要水喝。我惊喜异常，眼泪却滚了下来。喝了一口水，徐超开口了：“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嗯。”我使劲点头，“回家，回家，明天我们就回家。”我们几个头凑头地聚在徐超床头。

    过了一会儿，徐超再没了声响。无论我们怎么呼唤他，他再也不会回应了。

    在村里人帮忙下，我们收敛了徐超。

    徐超永远闭上了双眼，脸上青筋暴起，嘴角裂向一边，曾经白皙的面孔蜡黄蜡黄……

  我们最后把徐超埋在通往城里的路边。封口时，特意留了一条缝——让灵魂能够出来，找到回家的路。烧纸钱时，一边往火堆里扔纸钱，一边喊着：“灵魂啊！回家吧，灵魂啊！……”“灵魂啊，回福州吧……”

    燎燎火光 ，映照着几个年轻人的脸庞。每一张脸庞上都是滚滚泪水，嘴里喊着，…心里哭着…

        那一天，刚好是徐超下乡三月零三天。

      一直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徐超究竟得了什么病，为什么肚子疼，到底是不是阑尾炎……

      眼泪沿着级组长脸上流下来。办公室的每个人都静默着，只有级组长的声音在空气里流动，语调非常平静，但我们感到了一种痛到骨子里的哀伤，让人无法呼吸……

      就算到现在，我还经常会在耳边听到几个年轻人在呼唤——灵魂啊！回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