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文元
No.12／第一章／8
第一章 大清宣统三年，即农历辛亥年，公元1911年，清王朝统治的最后一秋，外蒙古库伦“宣布独立”
第八节 三多获悉外蒙暗中派人赴俄求援，亟与交涉，奏准缓办新政
1911年9月3日（农历七月十一日），清廷外务部将俄方交涉外蒙新政的情况电告驻库办事大臣三多，并令其“体察实际情形，酌拟变通办法”。三多接电大惊，这才如梦方醒，始知蒙方为抵制新政，竟已遣使赴俄求援，这无异于反叛行为。
三多立即传土谢图汗达什呢玛、车臣汗那旺那林及商卓特巴（寺庙总管）巴特玛多尔济来署，出示电文，穷究当日如何会议、何人主谋、何人赴俄？巴特玛不敢隐瞒，一一据实陈述，并云：
“我受大清厚恩，彼等会议时，逼我署名，（而我）并未盲从。但我系蒙人，此事未经发觉以前，不敢来辕呈诉。今事已败露，若能速筹善策或且（许）尚可挽回”。
三多遂令巴特玛往见哲佛，请其发电阻止俄兵，立召杭达多尔济克日返回库伦，自己则亲自往访蒙古大臣绷楚克车林贝子，筹商补救之策。三多舌敝唇焦，与外蒙磋议停办新政条件，经再三交涉，哲佛始允发电，但要求停办各项新政，免治赴俄诸人之罪。三多将上述情况奏报清廷。
9月7日，在北京，清廷外务部左丞胡惟德又亲自到俄国驻华使馆会见驻华公使廓索维兹，再次向俄方解释：实行“新政”是为了蒙古人的福利，编练军队是为了维持地方秩序的需要，至于现有的中俄关系，中国政府真诚地希望予以巩固，但看不出中俄关系与纯属中国内政的蒙古问题有何关联。
胡惟德的这些言论，立足于国家领土主权不受侵犯的原则，理由充分，不可辩驳。俄方口头上虽也 “不否认蒙古问题是中国内政”，但为了其自身在蒙利益，决定进一步向清廷施压。
9月9日，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致电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在电文中向清廷提出警告：“如果中国政府不愿听从我们的劝告（停办新政），那么，他要对自己的行动后果负责。”
时值辛亥革命的前夕，清廷内外交困，于是决定对俄国妥协，酌量缓办外蒙新政。9月13日（农历七月二十一日），清廷内阁电示库伦办事大臣三多，称：
“蒙边风气未开，办理新政动多龃龉（jǔ yǔ抵触），操之过促，易启边民外向之心，一切应办新政，如实有碍难之处，均可酌量变通，从缓办理”。
至此，俄国“远东问题特别会议”拟定的阻止清廷在外蒙举办新政的外交交涉获得成功，中蒙局势似乎稍有转机。然而，沙俄很快又决意向库伦增派卫队，加重事态。
9月16日（农历七月二十四日），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递交清廷节略，内称：“本国政府鉴于喀尔喀之现状，已决定在库伦领署增派卫队。”
9月20日（农历七月二十八日），清廷外务部回复俄方，中国在蒙古施行一切，其目的只在振兴商务实业及保存治安。现已电饬库伦办事大臣酌量缓办。蒙古治安本系中国内政，本政府自应竭力担任，（贵方）领署增置卫队之事，深恐徒起惊疑，应请作罢。清廷希望将停办新政的决定告知俄驻华公使，以求得沙俄的谅解。
但是，沙俄无视中国主权，不顾清廷劝阻，于这年10月上旬（农历八月中旬），派出八百多名俄国步兵和哥萨克骑兵，由恰克图强行越境进驻库伦，并陈兵数千于恰克图边界作为声援。
俄军辎重车辆络绎不绝，隆隆驶过库伦街区。三多闻报大惊，当即诘问蒙员，并告知：蒙方要求停办新政，本大臣奏请奉准，乃复（竟然又）如此反复？汝等有何负屈不妨详细直陈，尽可由本大臣奏明办理，何必求援外人？竟自调集俄兵入境，究竟是何用意？
三多又急忙委托清库伦蒙古办事大臣绷楚克车林贝子、商卓特巴巴特玛多尔济、那木萨赖公前与哲布尊丹巴婉商，请哲佛与俄交涉，将已来之俄兵退回，或致电俄方勿再续派，然后再议善后办法。经往返磋商，千回百折，哲布尊丹巴虚与委蛇，最后才勉强应允致电阻止俄方续派兵队。
但事实上，由恰克图一带来库之俄兵仍陆续而至，库伦地区完全处于俄军的控制之下，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亲俄集团更进一步地依附俄国，有恃无恐地进行反叛活动。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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