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那边:罗帮义传》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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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二斤

一九七九年,滇西,大理。

古富村窝在苍山西麓的一道山坳里,几十户人家,土墙瓦房。炊烟一升起,整条山谷都像蒙着一层薄薄的纱。那年头,纱是灰的——柴烟、雾、贫穷,搅在一起,分不清彼此。

我出生在一个落雨的秋夜。

接生婆把我从母亲血水淋漓的身体里捧出来时,手抖了一下。这孩子太小了,小得像一只没长毛的山雀,蜷着,青紫,哭不出声,只有胸口一点若有若无的起伏,证明我还没死。

"不足二斤。"接生婆把我裹进旧棉袄,对守在门外的父亲说,"怕是没指望了。"

父亲蹲在门槛上,一夜没说话。雨下了一夜,他就那么蹲着,像门口新添的一截木桩。

 第二天, 村里人都知道了:罗家生了个二斤重的娃娃。有人摇头,有人叹气,有人的话不好听——"这样的娃娃,早迟是要夭折的,费那个米做什么。"

 第三天, 只有母亲不这样想。

母亲躺在铺上,身下垫着洗得发白的旧褥子。她听不得"夭折"两个字,谁在她跟前说,她就拿眼睛瞪谁。她太瘦了,瘦得脱了形,胸脯干瘪,像两片晒干的菜叶。可就是这样一具干瘪的身体,硬是把乳汁一滴一滴挤了出来,凑成我活命的东西。

有奶吃奶,奶不够,就拿小勺一勺一勺地喂米汤;米汤也不够,就把红薯捣成泥,熬得稀烂,吹凉了,抹在我嘴角。我咽不下去,她就一遍一遍地抹,抹到我喉咙里"咕"地一声咽下去为止。

邻居婶子看不下去,劝她:"你这是何苦。"

母亲望着怀里的我,只说了一句:"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那句话很轻,轻得像山里的风,一吹就散了。可我后来一辈子都记得——当然,我不可能记得那个秋天的雨夜,我是从母亲一遍遍的讲述里记起来的。母亲说一遍,我就在心里刻一遍,刻得比石头上的字还深。

我就这么活下来了。

一个月,三个月,半年。村里等着看"早迟夭折"的人,渐渐闭了嘴。

满月那天,父亲请村里唯一念过私塾的罗老先生给孩子起个名。老先生抱着我掂了掂,说:"这孩子命轻,名字要压得住。就叫帮义吧——帮人帮到底,仗义走一生。"父亲不懂什么寓意,只知道这名字听起来正,就定了。

我虽瘦小,但眼睛亮。抓周那天,满炕的物件,我偏偏抓住了一支铅笔头——半支铅笔,是大哥用过的,短得捏不住,我攥在手里,却像攥住了什么不肯撒手的东西。

父亲看了一眼,没说话,蹲在门槛上抽了一袋烟。

很多年后我想,父亲那一袋烟里,大概什么滋味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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