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两位“老九”的经历

    老九的概念起源于元代，因为元代将知识分子列为第九个等级。《陔余丛考》记载：元制，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排名乞丐之上。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人们称之为“老九”。并在“老九”前面加了一个“臭”字，“老九”就成了贬义词。

    其实那个时候，“老九”并不多， 新建工厂的“老九”，即工程技术人员就更少了，车间现有的技术人员大多是从优秀的工人中间提上来的，他们没有知识分子的那些顾虑和思想负担，全凭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在现场指导工人师傅的具体操作。虽然他们当中也有肯学习钻研的，但是由于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学习，在理论上还是不能与“老九”们相比。

    “老九”的知识和他们的工作常常得不到尊重。有的工厂领导自身没有文化，却瞧不起文化人。有一个从工人提拔上来的技术员，名字叫龙金生，主管生产的副厂长经常在会上、会下说：“十个大学生比不上一个龙金生。”

    大学生们也有自己的自尊，寒窗苦读的结果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反而常常得到一些人的白眼，于是不甘心总生活在这种尴尬的状态中，就想改变这种现状。

    “老九”之一的岑义，上海交大毕业以后分配到这贫穷落后的夹皮沟。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是他首先要完成的功课，感觉好像文化高成了他的缺点。

    他从心底里的确没有瞧得起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领导，可又不得不服从他们的管制。

    对于部分为了升官的目的来到三线工厂并且如愿以偿的人，他从心底里不服。

    他想，我就不信，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干不过这些目的不纯又没有文化的人。

    他准备用行动证明自己比他们强。

    于是从此积极参与厂里所有政治活动，积极要求进步，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他歌唱得好，在开全厂职工大会的会场上，会前大概有半小时的唱歌时间，单位之间还要要拉歌，看谁唱得好，会唱的歌多，歌声此起彼伏，气氛很活跃。他总是主动的站在凳子上，领唱和指挥本单位职工唱样板戏及其它革命歌曲。唱完一首歌，他舞动着双手大喊一声：

    “X车间来一个，要不要？”本单位的职工马上大声回应道：

    “要！”接着一阵掌声。如果对方没有及时响应，他就指挥大家不停的喊：

    “X车间，唱一个！唱一个！”

    那时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比较多，岑义跟大家一样，充分的展现着年轻人的青春活力。

    一九七三年，他被安排到宣传科帮忙，心想这大概是领导对自己的考验吧？

    他每天按照科长的安排，撰写宣传文章，给领导写发言稿，他的专业知识没有得到重用，语文知识却让他获得了自信。

    他满怀信心的等待组织的接纳，然后能成为一名真正的政工干部。

  然而他不过做了一个短暂的梦，半年多后，回到了技术科，继续做原来的技术工作。

    他父母解放前做糖果卖，请了三个工人，解放后，划分成分，属于“小资产阶级”，地位与农村的富裕中农差不多。虽然属于内部矛盾，可要通过组织的考验，却要比贫农出生的困难很多。

    他书生气十足，怎么“失败”的都不知道，表面上是因为家庭出生为小资产者，很难跨进组织的大门，真实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他没有学会经常到领导家去串串门，“关心关心”领导们的生活。

    他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趴在堆满了技术文件的桌子上，想不出自己今后的人生会是什么样。

    时间到了八十年代，“老九”前面的臭字被抹去了，“老九不能走”的呼声逐渐高涨，知识分子开始获得尊重和重用。是否提拔知识分子到领导岗位上来，成了衡量一个单位是否跟上形势需要，也是领导者的工作是否称职的一个重要标志。

    于是岑义被这改革的浪潮推向了领导岗位，被任命为工具科的科长。

    可此时的“老九”们，虽然精神上地位上升了，可物质待遇上还是比不上一个普通工人，和卖茶叶蛋的人相比，差距就更大了。

    于是他对当官已没有了兴趣，一心只想回到大城市，回到自己母亲的身边。当了一年多的科长以后，他离开了三线，告别了夹皮沟，回到了离老家上海不远的杭州，继续做他的本行，一直到退休。

    老当和岑义是同一届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毕业于华中工学院，分配到重庆一家三线厂，七十年代初被调到了夹皮沟。

    知识分子也有单纯的一面，他以为只要好好干，总有出头的一天。他是学机械制造专业的，是他们那一届的高才生。他参与了军用小磨床的设计和制造工艺的编制，在这些方面有许多独特的见解。他除了努力搞好本职工作以外，还在工厂的技术、文化夜校里任教，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毫无报酬的做了几年“文化志愿者”。厂里有几个年轻人就是在他的辅导下考上大学的。

    他老家在湖南，兄弟姊妹三个，他是老大，曾经上过旧学堂的父母认为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辛辛苦苦把他培养成了村里的，也是老当家唯一的大学生。

    工作几年下来，他发现知识并没有改变他的命运，工资待遇只跟工龄挂钩，与文化知识无关，跟贡献大小也没多大关系。改革初期，为了激励大家多干和干好自己的工作，开始有了奖金，可工程技术人员只能拿到一点可怜的基本奖，加大了知识分子与普通工人收入的差距，于是便有了“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

    老当从此老是唉声叹气：“我怎么会生活在一个知识无用的时代呢？”

    他冥思苦想一段时间以后，得出结论：要改变命运，提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质量，靠做技术工作是不行了。

    他出生在农村，知道贫穷与落后的关系，他不甘心每月这点可怜的工资，这点钱只能养活自己，管不了仍在农村、逐渐老去的父母，更是帮不了家乡的兄弟姐妹。他想挣钱，做梦都在数钱。

    他收购大洋、买卖耕牛和玉米，不仅没挣到钱，反而为此被工厂关了十几天的禁闭，反省期间，他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想挣钱有什么错。

    到了八十年代末，他发现当官也能挣钱，于是参与了选拔厂长的竞选，他问一位朋友：“你看我能竞选上吗？”

    朋友回答说：“你的希望不大。”

    “为什么呢？”

    “你虽然是竞争者中唯一的知识分子，有文化专业知识，按说你是比较合适的人选，可你的社会关系不行，靠自己单打独斗是不可能取胜的。”

    可老当还是不信，他经过充分准备，演讲稿无论从内容还是文采上无疑是最好的，可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参加竞选者的四人中，他是得票最少的一个，获胜者是一位计划、调度员，一位初中都没有毕业的人。老当只好随工厂一起搬迁到了长沙。

    转眼到了九十年代，他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还是一事无成。自己有一儿一女，上学要花钱，长大了结婚要花钱，孝敬父母要花钱。心里一着急，便有了急中生智。他胃不太好，于是以此为由申请了病退，他以为做生意能赚钱，于是开始卖猪油。

  因为没有本钱，只能用一些旧木板在开发区工地边上搭一个棚子，做猪油零售，一个月能挣2000元左右，当时他的病退工资只有100多元。

    一年多后的一天，他的朋友询问了他卖猪油的大概情况后，建议他说：

    “你一个本科大学的高材生，高级工程师，不务正业，卖猪油挣这点钱不合算，还经常被城管赶，你应该还是去做自己的专业，如今像你这样的工程师，随便去一家公司，月薪都会在5000元以上。”并说，“做你的本行技术工作是你的强项，有用武之地，又没风险也不累。”

    他听了朋友的劝告，到一家公司应聘，不仅收入高，而且还得到公司领导的尊重，长期的思想压抑开始得到了释放。

    这一年他58岁，在公司里，领导常为生产中碰到的问题征求他的意见，年轻技术人员的求教，他总是高兴的给予解答。他第一次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和还在原单位工作的同事相比，物质生活上得到了改善和提高。

    可是命运时常在捉弄人，在他刚刚拿了两个月正式退休的工资，也就是刚满60岁的时候，突然胃出血。当他被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仿佛觉得自己有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