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城居住这么多年，萧子让总觉得这座城的东关给人一种心胸开阔的感觉，如果非要比喻，那它就像是一个男人，除了包容这座城市的一切人民，还会接受四季的洗礼。

有时候萧子让也很好奇，为什么当地人非要把东关叫成东城，甚至这里还有一处所在，叫做东城办事处。或许，和这座城之前的布局有关吧，总之，东城街道宽阔，排水系统也很好，因为有沙颍河的存在，所以它给人的感觉，倒是有一种男人的胸怀。

夏天的晚上总是很热，屋里闷得很，安静的能够听见昆虫在叫唤，至于什么昆虫，他也不知道，自从看过法布尔的《昆虫记》之后，他才明白夏季晚上常见的鸣叫昆虫包括蝉、蟋蟀、螽斯，也就是蝈蝈，还有纺织娘等，它们通过翅膀摩擦发出不同节奏的叫声，如蝉的“唧唧唧”、蟋蟀的“吱吱吱”等。他们之所以选择在夜间鸣叫，是因为雄性求偶和领地宣示的行为，如蟋蟀的警告声、蝉的集群鸣叫等。这些声音在安静的夏季夜晚构成夏夜独特的“自然交响曲”，虽可能干扰睡眠，但属于生态正常现象。

此时的萧子让就在听它们的鸣叫，浑身出了一身汗。他坐在屋里，在这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想起了小时候跟着爸爸萧铁鹏一起，全家人骑三轮车去东关买年货的记忆。

当时，北地的西风卷着碎雪沫子打在脸上时，萧子让就知道该盼着那辆红色三轮车了。每年腊月二十五左右，爸爸萧铁鹏总会揣着皱巴巴的烟纸，往屋后头的奶奶家跑一趟，他去奶奶家借三轮车了。

回来时，身后准跟着那辆红得发亮的三轮车，三轮车是爷爷奶奶去孙沟桥头张伟车行买的。当时，村子里都开始流行买三轮车了，大部分都是老年人买，买到家里拉个麦秸啥的，可以用于干庄稼活儿。红色的三轮车把上缠着圈旧布条，车斗边缘还磕掉了一块儿漆，可在萧子让和萧子谦兄弟俩眼里，比村头百里大爷家开的代销店的玻璃柜台还要稀罕。

“坐稳啦啊！”爸爸萧铁鹏跨上车，脚蹬子“咯吱”响了两声，红色三轮车就像一条快活的鱼，扎进了乡间的土路。妈妈坐在车斗沿上，怀里揣着个蓝布包，里面是攒了大半个月的零钱，边角都被摸得软软的。萧子让搂着弟弟的腰，鼻尖蹭着妈妈棉袄上的棉絮味，看着路边的白杨树和桐树往后退，心里早把东关街的热闹盘算了八百遍。

爸爸骑着三轮车，从后萧村的土路前进，路过南关，一溜烟儿地就进东关街了，虽然天空中下着小雪花儿，但是风里都飘着甜香。东关里的人都是来买东西的，街道两边都是小商贩，卖糖瓜的摊子前堆着金灿灿的小山，炸丸子的油锅“滋滋”冒着白烟，穿蓝布棉袄的小贩拖着长腔喊：“新到的大扫帚——扫房不沾灰喽！”红色三轮车在人群里慢慢挪，爸爸萧铁鹏时不时跳下来拽两把，萧子让和萧子谦也下来推两把，车铃铛“叮铃铃”响，惊得路边的麻雀扑棱棱飞。

“先买干货。”妈妈拉着兄弟俩挤到个干货摊前，爸爸跟在后面推着三轮车。摊主是个红脸膛的大叔，见妈妈指着落花生问价，立马堆起笑：“大姐，这花生是新炒的，八毛一斤，称十斤送你俩爪子嗑！”妈妈捏起颗花生，指甲盖一捏，壳子就开了，她慢悠悠地剥着：“贵了。前儿个在西头问了一下，七毛五还给过筛子。”

大叔脸一垮：“大姐你这是砍价呢还是剜心呢？七毛八，少一分不卖！”

妈妈放下花生，拉着萧子让就要走：“那行吧，我们再去转转，反正年货不急买。”

“哎哎！”大叔赶紧拦，“七毛五就七毛五，给你称十斤！中不中？”妈妈这才笑了，指挥着摊主装袋，又顺带买了瓜子和水果糖，临走时还抓了把陈皮塞进兄弟俩手里。萧子让和萧子谦高兴坏了，跟着妈妈看这儿看那儿，感觉哪儿都是新鲜的。

红色三轮车的车斗渐渐堆起了小山。爸爸萧铁鹏扛着两把比人还高的大扫帚放上去，后来发现装不下，就把扫帚把插进三轮车前面的把手上，用红色绳子系了下。

妈妈提着捆人造肉和腐竹，塑料袋“哗啦啦”响。铝盆和铝锅摞在一起，碰出“当当”的脆响；苹果装在三轮车斗子里，红扑扑的脸蛋挤着脸蛋；蜡烛和香用红绳捆着，放在三轮车最里面最稳当的角落。萧子谦眼尖，指着个挂着蝇拍子和篦子的摊子喊：“妈！看那儿！那儿有卖篦子的。”妈妈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又开始了新一轮“拉锯战”：“篦子多少钱？”

“五毛。”

“太贵了。三毛，你看这齿都不匀。”

“大姐，四毛，不能再少了！”

“三毛五，再送个蝇拍子。”摊主看妈妈要走的架势，慌忙急得摆手：“你这大姐太会算了！拿走拿走！”

太阳偏西时，雪花儿不见了，但是空气中还是干冷干冷的，红色三轮车已经装得像一座小山。爸爸萧铁鹏带着白色手套骑着车，妈妈坐在后面扶着东西，萧子让和萧子谦没地方坐，就一边一个跟着三轮车慢慢走，时不时地伸手推一把。

夕阳把他们一家人的影子拉得老长，红色三轮车的车斗里，落花生的焦香混着苹果的甜气，还有蜡烛淡淡的松脂味，在寒冷的风里缠成一团。萧子谦走累了，妈妈就从兜里掏出颗水果糖塞给他，糖纸在嘴里化开，甜丝丝的味道从舌尖暖到心里。

因为东西多，一三轮车的年货，爸爸骑车很慢，等到一家人到家时，天已经擦黑了。爸爸萧铁鹏把红三轮车停在大门口，兄弟俩扶着妈妈跳下车就往屋里跑，喊着：“终于到家啦，年货卖回来啦”。萧子让打来了堂屋门，妈妈和爸爸一趟趟往屋里搬东西，萧子让和萧子谦也忙着搬东西。

妈妈腰里的蓝布包空了，里面的零钱换成了满屋子的烟火气。妈妈系上围裙，开始分类收拾：干货装进玻璃罐，铝盆铝锅擦得锃亮，香烛摆在柜子最高层，人造肉和腐竹泡进温水里。萧子让趴在炕沿上，看着妈妈把水果糖倒进铁皮盒，听见爸爸在院里给红色三轮车链条上油，“沙沙”的摩擦声里，年的味道就像泡发的腐竹，一点点胀满了整个屋子。

“都骑过了，你还上啥油啊？”妈妈看见爸爸给三轮车上油说。

“你看你说哩，借人家的车使，不得爱惜点儿么，下次再借也不难了。”爸爸说。

“那是你娘哩三轮车，上油不上油，她还说你呦！”妈妈瞥了一眼爸爸。

“你看你妈按的啥心思！”爸爸看了一眼旁边的萧子让说。

“啥心思？好心思。”妈妈说完就接着去鼓捣年货去了。

后来很多年，萧子让再也没见过那辆红色的三轮车。萧子让兄弟俩也长大了，时代也变化着，再也没有一家人去东关买年货的场景了。

爷爷奶奶家后来买了电动三轮车，以前的红色三轮车已经骑报废了，在院子里风刮雨淋的久了，就被当废品卖了；东关街如今也拓宽成了水泥路，小贩们搬进了宽敞的超市。

可每到腊月，萧子让总会想起那个坐在红色三轮车上的午后，爸爸骑着三轮车，妈妈在摊前慢悠悠砍价的样子，想起车斗里堆得冒尖的年货，还有风里那股子甜丝丝、暖融融的过年的味道——那是他心里最扎实的年，是红色三轮车轱辘，载着一家人的盼头，是碾过岁月的痕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