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里，母亲喜欢和我｜们一起在院子里磨豆浆，卖豆浆，我们坐在木板凳上用草木灰水洗头发。父亲去世得早。
母亲说，父亲年轻的时候仪表堂堂，为人方正。小时候，父亲时常带我去开会，我那时不知道是在做什么，总是高高兴兴地坐好，然后在位置上沉沉睡去。1931年，我9岁。那时候，南京城经常下雪，我和妹妹有空就从村里溜到街上，去垃圾桶里勤恳的翻翻找找，在路人诧异的眼光里，活像两个小叫花子。我们捡回去的经常是一些破铜烂铁、碎布烂鞋，这些东西入不了寻常人家的眼，也许还会嗤之以鼻。但母亲很高兴，她时常夸我们两个小叫花子减轻了她的负担。我们就会相视一笑，在厨房里闹作一团。母亲很苦，她那双手布满冻疮与疤痕，都是在寒冬腊月替人家洗衣服害的。母亲生性乐观，不仅不会学那些暴脾气的女人泼妇骂街，反倒还常常宽慰我们。说我们是走了大运了，她一个人做了两个人的事，连早已埋在地里的父亲脸上也跟着沾光，我们就相当于有了两个人分量的母爱。若是说我童年记忆里有没有什么母亲打骂我们的场景，大抵是只有两回。
第一回，是我们在村子南边的苟望山的松柏林里掏了野鸡窝，我那时候皮实，跑得快，不仅把野鸡窝掏了，还把野鸡也逮住了。当我们兴高采烈地把东西带回去给母亲邀功时，母亲却把手在围裙里擦了擦，连忙上来拍我们的手，叫我们把野鸡放了。我们那时候不肯，在那个一贫如洗的年代，野鸡是优质的蛋白质补充来源，我们都饥肠辘辘，很想吃到香喷喷的肉。但母亲却把它们都放了，连蛋也还了回去。看着野鸡轻手轻脚的几步一踱，然后突然飞快的躲进树丛，母亲宽慰地笑了。那时候我们只知道自己饿，全然没有考虑到母亲的感受，母亲信佛，是从来不杀生的，连一只苍蝇掉在肩上，也只是让它兀自飞去。第二件事让我痛悔一生。那天我和妹妹在南京大街上照旧捡废品，妹妹脸红得像个红苹果，我在专心挑挑拣拣。突然，我眼前一花，心脏扑通一下一下跳得剧烈，虽然头顶上是骄阳，地上是反射的雪光，但我还是看见了，很敏锐地看见了！我发现了一个银镯子。一个完好的，有着细腻花纹的银镯子。我把东西一下藏进怀里，拉着妹妹二话不说就跑，一直从街上跑回镇里，再从镇里跑回村上，一直到跑回家里。母亲没有夸我，却抽出了身后的竹木条。不由分说扯过我，打了我的屁股，“我教没教过你，让你不能偷东西！”我一下哭了，辩解道：“我没偷，是我捡的！”
妹妹也怯怯地说：“对呀，是哥哥捡的。”母亲不打了，把我们都揽到怀里，哭着说：“捡的我们也不能要！你们父亲在的时候教没教过你们，人再穷，不能穷了志气，人再穷，不能穷了骨气。妈说话算话，这个东西我们不能要，妈明天就给它还回去，好不好？”其实年幼的我不能理解，东西已经在母亲手里了，她想怎么处理是她的事，为什么还要哭泣一般地问我。那语气，简直是在求救。然后，第二天就发生了一件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事情。第二天，由于心里惦记着银镯子的事情，我和朋友们扎江游泳也游得不尽兴，早早就回来了。一回来，我们就隐约听见里屋有人在哭，哭声断断续续显然极力忍耐。我们冲进去一看，是母亲。母亲身上布满鞭痕！我只感到血往脑门头上冲，拉住母亲便问，“是谁把您打成这个样子？”母亲只是哭，不肯告知我缘由。原来母亲今天拿上银手镯去还，由于不知道是哪户人家的遗失，她便挨家挨户去找去问。可是，一户姓李的有钱人家，那婆子们向来蛮横不讲道理，经常仗着主人家的威势，欺负乡里，鱼肉百姓。她们见我母亲是个年轻女人，便倒打一耙，一口咬定是我母亲偷了镯子。我母亲百口莫辩，竟然受此冤枉。
后来，他们为了好向主上交代，竟然在临走前提议给我母亲一顿鞭刑。后来，我母亲才从小军妈口里得知，那个银镯子是那些下人监守自盗，偷了东西不想被主子发觉，便将印有官印花纹的银手镯扔掉的。偏偏我母亲不知趣，还要找上门来还东西，他们怕主人发觉，肯定要狐假虎威给我母亲一记杀威棒。我哭着跪在地上，一耳光一耳光往自己脸上抽：“我再也不捡别人的东西了！”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持续一生。直到1937年，日军侵华。一开始是没人要逃的，要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故乡，逃到鸟不拉屎的远方，过上朝不保夕颠簸流浪的生活。即使每天都有人离开村里去城里要饭，国民党军队还在画大饼，写大字报，说前线阵营的捷报，说着要保护我们，保护所有人。当我们意识到鬼子是真的来了时，南京城已经封了，我们已经逃不出去了。那天，鬼子要来村里找人，找女人。母亲一夜没睡，当她看到路口的尽头出现第一个明黄色军装的鬼子时，母亲便不顾一切地冲回家里。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母亲，颤抖，亢奋，涕泪横流，她一直对我们说话，却又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她要我们藏进家里地板下的暗仓里。
只说无论我们听到什么，都不准出来。我们一直在哭，母亲先是忍耐，好言相劝，然后见我们还是撕心裂肺地哭，就变了脸色，一人甩下重重的一耳光。她的原话，我能记一辈子。“一个妈妈而已，等以后祖国强盛了，日子好过了，要什么没有呢？”虽然说是劝慰，但更像是绝望的哀悼。我们不敢哭，死命用牙齿咬住舌头，几乎咬断。母亲被人拖走时我听见她也哭了，却没有说出哪怕一个字。母亲离开我们的第二天，南京下了一场大雪，大雪封山，几乎埋葬了所有的一切。我们在暗仓里躲了十七天。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的母亲。无论是后来当叫花子讨生活，还是南下北上，或是后来生活稍微好一点，到了解放后，我都没有再见过我的母亲。但我不管生活再难，也没有扔下我的妹妹。因为我听懂了母亲临走前的号啕大哭，意思是：她不在了，我们兄妹两个儿，要好好地活下去。说来也怪，母亲走后，这几十年里，我再很少见过下雪。我曾认识一位红军战友，他的母亲也死于鬼子的蹂躏。一提到南京大屠杀，他就只说一句：“你别看我现在老了，鬼子敢再来，我一样拿起刺刀跟他们拼！”不过更多时候，他只是一个温和沉默的老者，常跟我一起走在街上，感叹今天的好天气。就像是一首信天游里唱的歌词那样好：妈妈教我信天游，三十里铺来么花狗狗，哥哥妹妹约好赶牲灵，酸曲天天润歌喉……如今我已经93岁了，走在这里，走在人民解放军守护的每一寸土地，我都管它叫春城。
阳光打在散发朝气的绿植上，隐隐地投射下来，远处的松柏树上，偶有黄鹂啼叫，走到哪里，哪里都会有一树梨花，梨花花瓣随着微风轻轻摇曳，一片一片落在心上。取一壶春水，煎一壶清茶。春城里的一切，都没有多年前的慌张。看上去，春终于将冰冷的雪水融化，稀碎和谐温暖的阳光，照射在身上。茶也是久经阳光的，它们在气候和宜的纬度带长大，阳光造就了它们的精华。它们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冬，那样绝望的冬。
雪依旧雪白凋敝的下着，零零落落飘飘洒洒的统治了万物，雪下得大极了，白茫茫的大雪啊，一直下，一直下，像是永远也不会停似的，像是给整个宇宙献上的一块洁白的孝布。其实，我的父亲不是普通人，所以我也不是普通人。他是地下党。小时候，我见过他和同志们开会。在充满阳光的日子里一阵振臂高呼，最后死在了伪军的牢狱里。如今，雪下的春城，有着凋敝万物的气质。我宁愿雪就这样一直下着。下在洒满了月光的来时的小道上，就像是洒满了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