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四野
晚上八点下了自习，回到家躺在床上一动不想动，真想就这么晕死过去。
半睡半醒间听到母亲在隔壁和老同学聊微信，她的嗓门一向很大。
突然，听到她一声惊呼：“啊！郎瘸子死了！”我一个机灵坐了起来。
然后，母亲又故意放低了声音问：“那郎静容呢？”
不知道那边说了些什么，母亲有些叹息的说：“哎，都是命啊！”
这下子我再也睡不着了，断断续续的回忆起我所知道的所有关于郎静容的事。
我出生在东北一个偏远小镇，镇上统共不过百十来户人家，一群人在这里生儿育女，生老病死，然后他们的子女继续在这里生儿育女，继续在这里生老病死。
镇子不大，每座房子都紧紧相连，整齐排列。
郎静容家就在我家隔壁，真的只有一墙之隔。
在我模糊的记忆里，隐约记得我是很喜欢这个阿静姐姐的，很喜欢她不算漂亮的脸庞上舒淡的眉眼，很喜欢她微翘的嘴角荡漾起两个浅浅的梨涡。
阿静比我大八岁，有时候母亲会让她帮忙照顾我，带我在家门口玩。
可是，每次阿静领我出去时母亲总会叮嘱我一句：“千万不要去阿静家里。”
刚开始我总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阿静姐姐的妈妈是神经病。
我是从一群男孩子嘴里得知这件事的。
彼时，我和阿静正在镇上幼儿园里的沙堆上搭堡垒，一群和阿静差不多大的男孩子吵吵闹闹的走过来，我认出了为首的那个人，是东边包大爷家的包子强，我哥的同学，大家都叫他狗蛋子。
我猜他们本来是要去前面小卖铺的，可是看见我和阿静后改了路线，直直的朝我们走来。
一群人围成一个圈把我们困在里面，然后狗蛋子把我拎了出来，像是朝其他人解释一样，说了一句：“这是源哥小妹。”
其他人也没再管我，或许可以说从一开始他们就不是冲着我来的。
我看到他们一下子把阿静推倒在地，居高临下语气轻蔑的说：“你那个疯子妈妈呢？”
阿静站起身拍拍屁股上的沙子低着头没有说话，这时又一个男生从后面锁住她的脖子微微一用力，很轻松的又把阿静放倒了，阿静狼狈的模样好似取悦了他们一样，他们开始大笑不止，阿静依旧不言语，只是一遍又一遍的起来，一遍又一遍的被放倒。
人群之外我看不到她的表情，斜斜的刘海遮住了她淡秀的眉眼。
他们每次把阿静放倒后都会问一句：“你那个疯子妈妈呢？”
这时，后知后觉的我才终于明白阿静的妈妈是疯子。
事情是怎样结束的我忘了，大概是因为他们玩累了，又或许是笑够了，总之他们走了。
直到狗蛋子走调又张扬的歌声消失在拐角处，阿静才慢慢蹲下来开始哭，我以为她是因为被欺负了才哭的，可是她却小心翼翼的指着满是脚印的沙堆对我说：“堡垒塌了，灰姑娘没有家了。”
一年后，阿静的爸爸在临镇给人家盖房子的时候从屋顶上掉了下来，摔断了一条腿。
为了住院费，他爸爸卖掉了房子，拿到了一万二千元。（很久以后我看到杭州北京的房价后唏嘘不已，她家那一百多平的房子要是照这个价卖，估计她妈的精神病都能治好了。）
可惜，在各种条件都不发达的小镇，她爸的腿还是废了，从此老郎成了郎瘸子。
阿静姐姐也从我家隔壁搬去了西大地附近，虽说隔的也不是很远，但是我却很少再见到她了，只是偶尔在小卖铺碰面，她还会摸摸我的头说：“小雅又长高了”。
六岁那年我上小学。阿静十四岁上初二。
小镇的学校小学初中都是一个院两栋楼。
我上学第一天中午吃饭时阿静来找我，给我塞了一个她自己蒸的肉花卷，刚要走时正好碰到哥哥来给我送午饭，她好像受了什么惊吓一样转身就跑。
哥哥皱皱眉走过来，拿走了我手上的花卷说：“你二姨给你炖了排骨，多吃点，长的胖胖的。”
我指了指他手中的肉花卷说：“我要先吃那个。”
哥哥立马说：“不行。”
我问：“为什么？”
他说：“脏。”
我争辩：“这是阿静姐姐做的，不脏呢。”
哥哥把花卷捏在手里几乎变形，开口不容置疑：“吃排骨。”
我生气的嘟囔：“坏哥哥。”
哥哥表情有些受伤，却没有说话。
其实，哥哥真的不是坏哥哥，虽然他是镇子里出了名的不良少年，但对我简直无微不至，以至于多年后，每次看到对父亲的描写时，我想到的都是哥哥。
学校真的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这里一天知道的八卦比我在家一年知道的都多。
而且这些八卦没有根据，没有理由，却人尽皆知，人人都深信不疑。
比如：高年级有个女孩和很多男孩子牵扯不清。
比如八年一班有个女的跟临镇的男孩子出去过夜。
比如，那个女孩叫郎静容。
对于这些传言我一向是不信的，阿静才不是她们说的坏女孩。
我有好几次在操场上看到阿静，想跟她打招呼，但她的身边总是围着几个流里流气的混混。
我想了想还是绕开了。
曾经和我一起搭堡垒的阿静是那么近，而如今与我同在一个校园的阿静又感觉离我那么远。
再次与她有交集是在五个月后，晚上放学哥哥接我回家，路过学校后面的树林时，我看到了阿静，几个面生的混混正在撕扯她的衣服，而她正紧紧的揪住自己的领口，发出一声声嘶吼，那么无助绝望。
我赶紧拽了拽哥哥的衣角，哥哥低头看我。
我明明没有难过，声音里却带了哭腔：“哥哥，帮帮阿静。”
哥哥再一次皱眉，摸摸我的头，走过去揽住其中一个人的肩膀，那人回头看了眼哥哥，有些不悦问：“你谁呀？”
哥哥环视了一圈那三个人，说：“临镇的？”
那三个人点点头，说：“是，咋了？”
我哥一笑说：“那你们知不知道，这一片是我地盘。”
那三个人好像听了什么天大的笑话，挣脱了我哥的手说：“找茬？见义勇为？嫩了点吧。”
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以至于我都没有看清是谁先动的手，只听到阿静一声惊呼，四个人已经扭打在一起了。
哥哥虽然平时也不是个消停的主儿，但是同时对抗三个与自己体型相当的人也是十分费力，不一会儿就落了下风。
这时，一直在树下缩着的阿静不知从哪捡了块砖头，一把挥出去给其中一个混混开了瓢。
混混脑袋上不断流出的血成功镇住了所有人，最后另外两个人留下一句：“臭娘们儿，你给我等着。”便带着开瓢的那个跑了。
然后，阿静看着鼻青脸肿的哥哥呜咽的问：“李源你怎么样啊！”
我哥瞥了她一眼：“没事。”说完，拽着我转身就走。
我一面心疼哥哥的伤，一面不忘回头对阿静喊：“阿静姐姐你赶紧回家去吧，一会儿郎大爷该着急了。”
逆着光，我看不清她的脸，但我知道她一直在看着我们，一直。
再后来不久，我听说临镇来了一群人去阿静家闹，说阿静把人打坏了要赔钱，可阿静家早已箪瓢屡空，哪有钱赔。
无奈之下，只得让一群无赖把家里仅剩的几样像样家具全搬走了。
半年以后，阿静被劝退了，因为偷东西。
据说，偷的是狗蛋子的手表。
退学的一周后，阿静离开了小镇。
她走的那天来找了我，在我家的院子里。
我问她：“阿静姐姐要去哪里？”
她说：“不知道，大概是石家庄吧。”
我又问：“那你还会回来吗？”
她说：“不知道，大概会的吧。”
我有些难过，抓住她的袖子说：“我知道你没偷狗蛋子手表。”
她一愣，随即摸摸我的头说：“谢谢。”
阿静走了，在一个无风无云的天气里。
阿静走了的两年后，我也走了，随母亲去大城市过新生活。
离开的时候，我在车站对哥哥说：“哥哥，阿静姐姐没有偷过东西。”
哥哥一愣，像是没反应过来我说的话。
我有些黯然，毕竟过了两年，无足轻重的事早已成了泡影，是我较真儿了。
后来，在离程的火车上，我收到了哥哥的短信。
他说：“我知道。”
我以为，我和阿静都离开了小镇，天南海北，终于成了陌生人。谁知，我还是太天真。
多年后的一天，在小镇时便与母亲关系很好的艳辉阿姨来哈尔滨办事，在母亲的热情邀请下暂住我家。
老乡见面要聊的无非就是家乡人的近况，这么多年的变化。
大多数人我都记不清了，所以她们说的事我也不太感兴趣。
唯一在我心里翻起涟漪的事是，阿静在外面做了小姐。
我记得母亲得知此事时的表情，惊讶无比却又理所当然。
确实，一个十五岁的乡下女孩，没有学历，没有关系，该怎么在异乡生活下去。
又是据说。
阿静当年离开小镇后，买了一张去石家庄的票，为了省钱，睡了一夜火车站。
捡垃圾，吃剩饭，被骗进了传销组织。
后来好像是因为传销组织不挣钱，就把她们几个年纪较小的女孩送到了地下夜店做小姐。
这期间，夜店老板各种压榨克扣，阿静辛辛苦苦挣的钱几乎全进了老板的裤兜。
她试过逃跑，但被抓了回来，一群人把她打的头破血流差点儿没了半条命，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敢动过逃跑的念头。
直到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个叫峰哥的男人，是石家庄有名的黑社会大哥。
店里的姑娘站成一排，峰哥嘴里叼根中华，眯了眯眼吐了个烟圈指着阿静说：“就你了。”
那晚峰哥走时往阿静胸罩里塞了五百块钱，阿静没有交给老板而是偷偷缝在了胸罩里，就在峰哥塞的位置。
从此以后，峰哥每次来都会叫阿静陪着。
阿静人乖懂事不多话，深得峰哥的心。
一天晚上，峰哥在被窝里一手搂着阿静，一手掐着烟，缓缓地问：“想不想离开夜店。”
阿静身子一僵，惊喜却又有些不敢相信的问：“可以吗？”
峰哥笑笑吐了个烟圈，然后用实际行动回答了阿静的话。
三天后，阿静站在峰哥给她租的房子里，哭的不能自已。
曾经自己搭上半条命也没能逃离的魔窟，原来只要别人的一句话就行。
阿静就这么被包养了。
她像一只被圈养的金丝雀，唯一的用途就是哄主人开心。
可是，男人终究是薄情的，尤其是峰哥这样的男人。
峰哥渐渐减少了去找阿静的次数，阿静每天的职责成了等待，从清晨到日落。
一天傍晚，阿静收到峰哥短信，约她去世贸大厦的一家咖啡厅。
她如约而至，等来的却不是峰哥，而是一个中年女人，身后还有两个人高马大的男人。
那中年妇女看到阿静一声冷哼，一阵掌风刮过，左脸火辣辣的疼。
爱看戏是中国人的本性，这边发生的一切如愿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那中年妇女满意的看着眼前的情况，对着阿静毫不留情的开口：“贱人，破坏人家庭，抢我老公，不要脸的货。”
妇女边骂边扇阿静嘴巴子，从始至终阿静都没有还口，只是静静的站在那里，脸色苍白，任凭自尊被狠狠的踩在脚下，一如多年前幼儿园沙堆旁一样。
后来，妇女骂够了也打够了，开始坐下心平气和的谈条件了。
而阿静的脸早已高高肿起，嘴角还残留着血丝。
妇女说：“你要怎样才能离开我老公？”
阿静没说话，妇女冷笑说：“你才多大，二十四？还是更小？怎么就不学好出来做了婊子。”
随后，从包里拿出六千块钱甩给阿静说：“小姑娘，懂点规矩，拿着钱滚的远远的。”
阿静捏着裙角，把钱还给妇女说：“我不要。”
妇女刚要说话，阿静又开口说：“我会走。”
随即不等妇女反应，转身离开咖啡厅。
回到出租屋收拾了行李，来时是一个皮箱，走时还是一个皮箱。
阿静剪开了有些磨坏的浅粉色胸罩，取出了这些年攒下的一万元钱。
想了想，还是留下了当初峰哥给她的那五百元钱放在了桌子上。
关了灯，离开了出租屋。
车站买票，售票小姐说：“不好意思，没有去宝清市的卧铺了。”
阿静淡淡的说：“那硬座呢？”
“也没有了，不过，还有站票可以么？”
“是今晚离开的吗？”
“是。”
“那好，就站票吧。”
阿静站了十四个小时，回到了出生的家乡。
阿静回来的三天后，她妈妈去世了。
阿静花了五千块葬了母亲，剩下的五千块是留给父亲的。
原来自己人不人鬼不鬼的活了这么多年挣的钱只是为了埋葬自己的父母。
忙完母亲的葬礼，阿静便着手在村口开了家小卖铺，没有营业执照，没有各种证书。
可是，乡下从来都是一个唾沫能把人淹死的地方。
乡下人最淳朴也最恶毒。
他们对着阿静指指点点，每次在路上总有年纪大的老人故意很大声的冲着阿静吐口水，然后他手里牵着的小孙子也会照葫芦画瓢的吐口水，爷孙俩相视一笑，像是完成了一种仪式。
阿静成了小镇的污点，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自然没有人去她的店里买东西。
她心里明白了之后，就静悄悄的把店关了，就如同开业一样，无声无息。
郎瘸子自从娶了个疯女人开始就被人戳脊梁骨，好不容易大家不笑话他女人了，又开始议论起了他女儿。
他知道大家为什么笑话他的阿静，也明白阿静这些年在外面做了些什么，可是任外面人怎么说，他都没有怨过阿静，因为也许就只有他知道，阿静心里有多苦。
为了活下去，阿静跟着包工队，去各个镇子给人家盖房子。
别看她是个瘦弱的女人，干的活却不比任何男人少，上房贴瓦，刮大白，和水泥，垒砖头。
队里有个外县的小伙子有意无意的总是想找阿静说话，这时另一个男人揽过小伙子不屑的说：“别寻思了，原来出去当过小姐的，你也不嫌脏。”
那小伙子像是吃了苍蝇屎一样，恨不得离阿静八丈远。
日子一天天过去，阿静一天比一天瘦，明明是二十几岁花一样的年纪，两鬓却开始出现了银丝，从前葱白般的手指干裂的像是树皮。
天气日渐转凉，阿静家却没有暖气。
郎瘸子从三天前就开始咳嗽，一天比一天严重。
这天在外间做饭的阿静听到里屋又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声，皱了皱眉，推开门走了进去。
郎瘸子一看阿静进来赶紧用手盖住床单，阿静一把拉开他的手，只见素色的床单上印着斑斑血迹。
去县里正规一点的医院，一顿检查。
三天后，收到确诊，肺癌晚期。
郎瘸子晚上坐在床头一根一根的捋着阿静的长发说：“静丫头，爸不治了。”
阿静霍的一下坐起来，双眼通红瞪着郎瘸子，郎瘸子也不回避，说：“治不好的，也是白花钱，我早点走也好，省得拖累你，再说你妈自己在那边，少不了被人欺负，我去了陪陪她。”
郎瘸子到底没有治，小半年后死在了自家床上。
阿静拿出了剩下的五千元把郎瘸子葬在了她妈妈旁边。
没有殡仪队，没有亲朋好友来吊唁。
只有阿静一个人三瓶雪花送走了她爸。
再后来，阿静又走了。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也不会有人问。
艳辉阿姨微信里献宝一样告诉我母亲郎瘸子去世了以后，我的世界里，阿静姐姐的故事就结束了。
没有人知道那个姑娘在哪里漂泊，没有人知道她是否过得幸福。
知道她曾经的人不知道她的结局。
看到她结局的人不了解她的曾经。
我希望会有一个地方是她的救赎，让她安顿余生，会有一个人，救她逃离深渊，给她力量，陪她终老。
哥哥结婚时，在众多的红包中参杂着一张贺卡：李源，祝你幸福。
落款是：郎静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