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敌背后的惺惺相惜
北宋神宗一朝，出过许多赫赫有名的文学大家，王安石和苏轼最被人津津乐道的不光是他们的千古才名，反而，是他们处在大变革时期水火难容的对立姿态。事实上，他们不光是一对政治宿敌，更是当时士大夫队伍里惺惺相恤的知己。
作为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在推行新发的道路上一路狂飙突进，几年中树立起北宋改革派的旗帜，而对新法，大才子苏轼一开始确是犹疑的，当变法如狂风暴雨式波及到到经济民生时，他毫不犹豫的站在了反对派的立场上，更甚者，一向耿直率真的东坡不断向皇帝递呈《上神宗皇帝书》，字字如刀，直指变法的痛处，更直言变法使得“四海骚动，行路怨咨”，此举让王安石很难堪，也让朝中党争越演越烈，但好在王安石一向对事不对人，并未对苏轼心怀芥蒂，反而对他此番不附仰当局的直谏精神心生倾佩。
在那场陡然掀起的政治风浪中，无一例外，所有人都必须做出选择站队，要么反对变法，要么坚守不变，苏轼看到了严苛的变法给底层人民带来的苦难，但王安石抱着只有变革才能拯救百姓于水火的初衷，虽然道不同，但两人都是坦荡的正人君子，分歧均出于一片忠君爱国的赤子之心，并无私怨，这样的人，于公曾势同水火，于私却可以雪中送炭。
元丰二年（1079），苏轼给神宗的谢表中以自嘲口吻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此举被有心人直指包藏祸心，酿成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被捕入狱，形势凶险，而此时，已经罢相三年的王安石却向神宗提笔写下一封为其政敌苏轼求情的奏表，以一句“安有盛世而杀才子乎？”彻底打动皇帝，保住了苏轼一命，王安石的胸襟与气节着实让人敬佩，就连旧党的领袖司马光，也不能不肯定王安石的人格。历史上记载，司马光在王安石死后，仍建议朝廷厚加赠恤：“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大哉。”也正是由于其高尚的品行，王安石赢得了苏东坡由衷的敬重，史载，苏轼在贬谪中，曾拐道淮河、汴水，绕道金陵，专程看望卧病的王安石，表达谢意。而那时，他们在仕途历经几度沉浮，早已没有了当年的锐气，政敌之间，相视一笑泯恩仇，两人同游钟山，把酒临风，不亦乐乎，甚至相约为邻居，留下“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的一段佳话。
至此，俩人终于将长达十几年的政治分歧抛之脑后，青山绿水间，只剩下一对庙堂失意，却乐在知心的老友。
这是一次空前深刻的会面，二年后，饱受爱子离世和新法被废的王安石病逝。
苏王二人不光在做人上令人高山仰止，说道为文，两人更有盛唐时李白、杜甫之感，一个大刀阔斧，豪情万丈；一个精雅奇绝，意韵深远；历史上多有他们你来我往相互切磋的故事，苏轼曾在江宁作《同王胜之游蒋山》诗，王安石读到其中“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一句，几日欣赏玩味，感叹道：“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进而再叹：“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而苏轼在读到王《桂枝香.金陵怀古》时，更加由衷赞叹：“此老乃是野狐精也。”
王安石逝世后，辗转多年为官的苏轼看到新法的另一面，了解到民间疾苦有些是新法实施不当的恶果，有些则是大官僚阶级剥削造成，不能简单归咎对错，他也开始理解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当哲宗即位，新法面临全面废除时，苏轼一反常态，认为新法亦有可取之处，当然，这不代表他对变法有了根本性改观，只能说其为人淡泊旷达，刚正不阿，由此可见，北宋王朝正是有许多像二人一般坦荡荡的君子，才成就了几朝堪称海晏河清的治世。
曾几何时，满头华发的王安石罢相金陵，酣睡酒醒，念及往事，在《千秋岁引》中感叹：“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他情担阁，可惜风流总闲却。”颇为默契的是，远在黄州谪居的苏东坡游览赤壁后，留下“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人生参悟。相信心性澄明通透如他们，最后都早已摆脱了世情俗态，回归了悠然的内心。
滚滚长江东逝水，在岁月的长河中，也许政治上的是非成败已是远去的浪花，星河浩渺，英雄难再，再多的尘世纷扰，功名利禄都不及彼此共饮的知交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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