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源头是北魏孝文帝改革，迁都洛阳，试图夺取东晋的正朔地位，洛阳为天下之中，政治地位，政权合法性毋庸置疑。 但是，原来首都大同北边的六镇士卒却因为远离政治中心而被边缘化，本来是拱卫首都，政治地位显赫，现在却成了被抛弃的群体，引起了他们的极度不满，导致六镇边民起义，形成以武川镇军阀为首的豪族共同体。 然后入驻关中，与关中士族相勾结，在宇文泰手下融合为胡汉一体化的关陇集团，成为了隋唐帝国形成的基础。 整个思路就是:孝文帝改革迁都洛阳——六镇边民被边缘化————六镇起义——形成武川镇豪杰+关中士族——关陇集团。

日本京都学派代表人物谷川道雄先生在研究隋唐时的心理历程中披露，如何理解隋唐帝国时代，二战之后日本学界对他的影响较大，第一点影响是十分关注民众的动向；第二点即力图以民众与国家权力的相互对立关系为中心把握唐代史。但是他后来出现了疑问，觉得自己无法抓住隋唐时代产生的历史本质。在唐史研究过程中产生了不满的心情。

他认为把隋唐帝国形成的历史现实作为一个问题来考虑时，应该考虑作为其深层基础的民众生活。所以他将研究对象上溯至北魏时期。谷川先生设想，作为一个已经具备完成形态的王朝，唐代一定还有一个先行的未完成的阶段，在那里应该存在着构成该历史阶段基础的社会形态。所以基于以上设想，谷川开始对先隋唐时代即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历史展开了探索。

谷川先生将隋唐帝国的形成追溯至北魏末年的六镇之乱。内乱形成了武川镇军阀集团，进而与关陇地区的汉人士族结合起来，形成了“关陇集团。”而这正是隋唐帝国形成的统治基础。因此我们将探讨一下武川镇军阀的形成。

而谷川先生基于此提出了“豪族共同体理论。”武川镇作为北魏边镇，其镇民大多由各个地方迁移于此，他们的先祖都为各自所属部族的酋帅，在某一时期由于北魏的国防政策被认定为良家子迁移至北镇，北镇于是成为他们的第二故乡。他们在边镇形成了新的地域社会。所以说武川镇实际是他乡人集居的地方。而这些“豪杰们”受到民众的敬服，民众愿意听从他们的号召。武川豪杰们在北镇威名远扬主要靠的是他们的勇武。“豪杰”之间通过通婚、交友的横向关系结成纽带，他们行侠仗义，乐善好施，结交壮士，获得民众的信赖与支持，从宇文泰与独孤信的关系中，可窥一二。

北镇的“豪杰”们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形成了同类意识非常强烈的社会，说它是一个潜在的政治军事组织也可以。而这种潜在的政治军事组织已被北镇反乱为发端，逐渐浮出水面。

叛乱首先在沃野镇发起，席卷北方边镇，但是当叛军攻打武川镇的时候，遭到了武川豪族的抵抗。但最终失败，武川豪杰们也被迫加入叛军，开始了颠沛流离的军事生涯，以贺拔氏为首的武川镇豪杰最后投奔尔朱荣，并在晋阳安身。一部分镇民被迫南迁，被安置在河北中部，这其中有宇文氏、独孤氏。河北镇民再次发动叛乱，后来被尔朱荣镇压，于是北镇镇民尽归尔朱荣。宇文氏、独孤氏也达晋阳。因此武川豪杰们终于在晋阳重新聚在一起。

尔朱荣派遣贺拔岳为首的武川豪杰西征关陇，以此为纽带，武川豪杰形成了军团，可以说是一种乡兵集团。

之后，北魏政治格局发生巨变，尔朱荣被杀，高欢歼灭尔朱氏一族，填补了尔朱荣留下的权力真空。于是，北魏政权的矛盾成为洛阳朝廷与高欢集团的对抗。

这时贺拔岳与侯莫陈悦率领的关陇军成为第三种军事力量而存在。双方试图拉拢关陇军。534年，贺拔岳被侯莫陈悦所害，武川旧将们失去主心骨，发生混乱，何去何从？一部分建议投奔贺拔胜，一部分要同高欢决战，后来大多数将领议定迎立贺拔岳所信任的夏州刺史宇文泰。于是，宇文泰掌控了关陇军，并开始着手建立关中集团。所以，当贺拔岳旧部拥戴宇文泰并成为一只独力的力量时，实际上也就迈出了关陇政权形成的第一步。而北魏朝廷与高欢集团的矛盾也日趋激化，最终孝武帝从洛阳出逃，至关中宇文泰处。宇文泰以长安为首都拥戴孝武帝，西魏在法理上得以成立，这实际上也就宣告宇文泰率领的关陇军在政治上独立，而武川镇豪杰们也重新凝聚整合，形成了新的政治集团。

谷川的“豪族共同体”理论强调的是世族对农村共同体的领导作用，不赞同世族主要依存于国家权力的官僚贵族论，也不赞同大土地所有制为六朝世族成立基础的观点。世族的社会地位取得来自乡里社会的人身评介，乡里社会的支持是贵族阶级的阶级基础。汉代群众居住单位是里，领导里的是三老阶层，是三老维持地方社会的秩序。父老和子弟的这种世代关系便成了社会构成原理。特定的家成长之后形成了豪族阶级。在汉帝国崩溃时便是依靠豪族之家来维持生存。豪族对奴、客的统治和隶属关系决不是当时社会构成体的根本基础而是豪族和独立家族生活的人（指宗族和乡党的成员）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维系全靠各个人的道德心做到，即所谓的“望”。

最后谷川这样给下定义：“这样就产生望族和宗族乡党之间的“共存关系”，这种以望族为中心所形成的血缘和地缘的社会集团，叫做豪族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破坏来自豪族本身的破坏，即望族在乡里社会的领导地位保证了他们的特权，但他们渴望在中央做官又倾向于逐渐脱离乡里社会，而在中央做官又让他们趋向奢侈腐败，于是这种共同体之间的调和关系就崩溃了。

总之谷川强调把握中国史的关键在于要理解精神世界和共同体的作用。换言之，研究历史的基本方法应该从研究人类的思想意识形态着手。谷川试图以豪族共同体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社会的内在规律。这个理论提出之后，虽然经历了尖锐的批评和论争，谷川至今初衷未改。事实证明谷川的精神因素解答已经和经济因素解答、文化因素解答一样成为历史研究的崭新视角。

参考文献

[1] （日）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2] （唐）李大师、李延寿著：《北史》卷五十七周宗室传，中华书局， 1974 年.

[3] （唐）令狐德棻等：《周书》卷一文帝纪，中华书局，1971年.

[4]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5] 尹建东：“豪族共同体”论辨析. [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1年.

[6] 李济沧：论谷川道雄的中国史研究[J].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