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地方。
因为父亲、母亲都有在延安学习和工作的经历，我和父母也都对圣地延安有了这血缘凝就的一种情结，因此，我每次到延安，都是带着一种感情在延安的那一块土地上旅游和行走的。在延安的街头行走的时候对我来说，延安的每一个窑洞，每一条山路，长长的几十里山路，似乎处处都有父亲和母亲的影子，我甚至在想，当年父亲和母亲、我的叔父，他们当年会是在延安的那个窑洞里居住的。走在延安的道路上，仿佛每一寸土地，似乎都有父亲和母亲的脚印，都有姚家两个叔父的足迹，也都有一种特别的情愫溶于其中。
当年母亲的很多抗大时的同学战友，在全国解放后都担任了很重要的职务。文革爆发后，她的一些抗大战友受到运动的冲击。我记得很清楚，文革浩劫期间，西安“武斗”最厉害的时候，全市戒严军管，北京有一家中央机关派员来到西安搞外调，找到了我母亲所在的单位，对她当年在抗大读书的一位同学（在北京已是相当级别的高级干部）进行外调，为了保证外调人员的的安全，不受参与武斗的两个对立派别的误伤，这些外调人员只能由当时的西安军管会派出专车送外调人员来到我家，仔细询问这位同学当时在抗大时的表现，并让我母亲写出书面证明材料，母亲后来实事求是的为她的这个抗大同学作了证。这件事情，我是真的记忆非常深刻。
在延安，当我走过母亲曾经说过的“滚滚的延河”，我总要来到延河的河边看一看，停一停，到河边用手撩一撩延河水，感受一下延河水的温度，体验体验父亲、母亲和叔父他们当年的感觉和心情。说来也巧，2005年在陕北洛川扶贫期间，路过延安，在现在位于延安南关正街67号的交际宾馆还住了一天。
这个交际宾馆的前身就是母亲当年曾经念叨过的延安交际处。这里就有父亲当年留下的战斗足迹。延安交际处是红军长征结束后，我党在延安那个时期的接待机构。从1938年开始，陆续接待了世界学联代表团、印度援华医疗队、华侨司机服务团、国际友人白求恩、路易·艾黎、爱国华侨陈嘉庚等等，还有许多国内享有盛名的社会贤达、国民党高级将领、高级知识分子和许多知名的学者、专家、教授等等。据一些历史资料记载，父亲进入解放区后，有一段时间在延安曾在这里工作过。1948年初收复延安后，5月边区政府机关胜利返回延安，7月17日，边区政府任命父亲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长，交际处内设总务科、交际科，隶属秘书处。11月6日，交际处正式恢复工作，负责掌管外宾招待交际等事宜。由于父亲有这一段在此工作的经历，因此，我在交际宾馆居住的一天，我比平日里显得有些激动，单位同行的同志看这一天我神情有些异样，深感诧异，就问我何故，我告诉他这些原因之后，他说这很正常，这才体现了下一代与父辈的深厚感情和割不断的情结。
因为有此一段典故，我特意在延安交际宾馆的四周走一走，在接待大厅坐一坐，在饭堂找个地方靠一靠，甚至对着天空发一会呆，想象着当年父亲在此工作的情景，不知父亲当年在此工作期间，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工作之余也会思念和想念着他的父亲和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