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在职场开始起步

二十、在职场上开始起步

       我和妻子曼丽的职业生涯也从蒲纺起步。曼丽调入蒲纺纺织厂卫生科后不久,在王福顺老科长的关心下,就被选送到崇阳卫校药剂班上学,在全家的大力支持下,离开嗷嗷待哺的幼子,脱产到崇阳卫校学习两年,取得中专文凭,打下扎实的药理基础知识。又在崇阳卫校魏老师的推荐下,参加了全省中医药学徒出师考试,取得药剂师任职资格;在并入蒲纺职工医院药剂科工作期间,参加全国注册药剂师统一考试,经过顽强拼搏,克服基础化学、医古文学科基础薄弱的困难,又取得全国注册药师任职资格。这为她在药剂领域的职业生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我在秘书岗位上的两年时间,逐步熟悉了针织厂生产流程和管理方式,积累了一些人脉资源。1986年底,何根法厂长调湖北省电子工业厅任一把手,王曙明主任随调湖北省纺织总公司物资总公司工作,我在办公室主持工作。不久针织一厂调整班子,张友政厂长调总厂计划处任处长,董先绪厂长上任不久就任命我为办公室副主任。这一年也是针织一厂由盛转衰的转折之年,由于沿海城市兴建经济特区,扩大开放试点,“三来一补”加工企业如同雨后春笋涌现,在服装、制鞋、玩具、箱包、电子、塑料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得到迅猛发展;江苏、浙江等地乡镇企业也异军突起,抢占原属国有企业市场的份额。蒲纺的传统产品不再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由卖方市场迅速转变为买方市场。由于国企“船大难掉头”,加上体制僵化,决策迟缓,市场预警机制失灵,在变化的市场面前显

雷敬元在办公室认真看书学习

得措手不及。工厂主要产品经编外衣布、蚊帐布库存增加,挤占大量流动资金,后为压缩库存降价处理,造成企业大量亏损。工厂内部人心浮动,士气低迷,上下各级组织都在寻求如何解困止亏之路。

       1987年年底,原印染厂厂长叶全福肩负重任,调任针织厂厂长来拯救危局。叶厂长为人儒雅,“文革”前华中工学院造船专业毕业,被分配至上海江南造船厂,其妻子龙医生湖北恩施人,医学院毕业后回到恩施当医生,为了解决夫妻两地分居,也是仰慕蒲纺的名声,两口子一起调往蒲纺。叶厂长能舍弃上海大都市的繁华,中央大企业丰厚的福利和保障,与夫人龙医生一起调到蒲纺,可见蒲纺当时吸纳英才的魅力所在。他们膝下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宣东,在恩施地区出生;一个叫小蒲,调到蒲纺后出生,连儿子名字都带有蒲纺的印记。1991年蒲纺学校参加全省企业子弟学校竞赛,当时获大奖有两名小学生,一名是蒲纺一小五年级的叶小蒲;另一名是蒲纺二小三年级的雷光,都是当时的小学霸。也正是这种机缘使我们两家熟悉走近,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

        叶全福厂长调到蒲纺前,一直在五大队(即机械厂)工作,在80年代中央对干部实行“三化”(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要求下,使一批知识分子有了用武之地,他先后担任计划科长、生产副厂长职务,1983年与厂长胡辉宇一起参与机械厂转产为印染厂的全过程,他们依靠全厂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和一大批懂机械的技术工人,从技术论证、设备选型、平面布置、进厂安装、技术配套等方面,在没有请外援的情况下,做到当年转产、当年投产、当年见成效,受到当时总厂领导的高度赞誉。同时在印染厂投产后,在胡辉宇厂长的倡导下,一改原先坐等客户上门的旧思路,在全国服装面料市场集散地和主要服装销售城市设立营业部,捕捉市场需求,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一时订单量大增,“警服蓝”成为湖北省名优和拳头产品。这些突出的业绩,使胡辉宇进入总厂领导考察的视野,不久就进入班子,担任蒲纺总厂总经济师。叶全福接任印染厂厂长职务,基本上按胡辉宇厂长思路有所创新往前走,使印染厂成为蒲纺支柱企业之一,创造利润和上缴税收也年年拔高。

        在长期共事中,胡总对叶全福厂长谦逊务实、为人低调、细致认真的工作作风也很欣赏,彼此建立起深厚友谊。所以当胡辉宇接替何根法成为蒲纺一把手后,谁去针织一厂破解困局?在胡辉宇厂长心中,叶全福成为不二人选。叶全福厂长上任后,根据市场消费需求的变化,着手产品结构的调整,缩小经编产品的规模,利用总厂技改项目,引进纬编生产线,购入32台日本福原公司生产的多功能纬编大圆机,组建纬编车间。同时对科室管理构架也进行改革,变原来直线职能制调整为扁平事业部制,以提高管理效率,科室改为“三部一室”制,即生产部、财务部、经营部和办公室,赵新国任厂长助理兼生产部长,杜礼明任财务部长,黄国庆任经营部长,由于我前期工作受到叶厂长的肯定和信赖,被任命为厂办公室主任,进入全厂四大部室之一的主职岗位。

       在调整产品结构的同时,叶厂长也在考虑走出“围城”向沿海发展的思路,在与总厂外贸公司总经理张友政商议后,准备在珠海成立一家工贸一体的公司来运作。首先在拱北口岸旁边的步步高酒店租用一套房间,成立珠海蒲纺工贸有限公司,后在对面海边购买了三套住房,作为公司办公和生活所在地,由原针织厂中层干部周建新担任总经理;调印染厂资深财务科长黄欣荣担任会计,其初衷是作为蒲纺外贸产品自营出口的主要通道。针织一厂则利用日本福原公司纬编机进厂后淘汰下来的旧纬编大圆机,在珠海香洲成立珠海蒲发织造厂,由毛松敏担任负责人,肖明方担任技术员,这也是蒲纺针织一厂在经济特区建立较早的针织织造实体公司。

       万事俱备后,在1989年5月,叶全福厂长和张友政总经理相约到珠海和深圳考察,我作为陪同一道前往。先乘坐火车到达广州,受到广州办事处主任李建新的接待,尔后再

                         雷敬元1989年广州出差在海珠广场留影

搭乘大巴前往珠海,入住步步高大酒店。两位领导在公司听取了周建新、黄欣荣关于珠海工贸公司筹办和目前经营情况汇报,中午就在房内做了一顿便餐,在酒店订了几样菜,在市场买回一些基围虾白灼。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大的鲜虾,剥掉皮后肉嘟嘟的,用生抽酱油和芥末蘸着吃,味道非常鲜美。坐在屋内,推开窗子就能望见大海,一阵带着腥味和咸湿的海风吹过来,这是我们第一次嗅到的南国的气息。

        再查看周边地理环境,拱北关闸离步步高酒店只有一步之遥,再往前跨一步,就可进入澳门地界。关闸旁珠海一方有一个大农贸市场,各种生鲜蔬菜和海产品非常丰富。听当地人介绍,澳门居民清晨携带一条“希尔顿”、“三五”、或“剑牌”等内地流行的外烟过关后卖掉,然后再用卖香烟的钱到农贸市场买回居家的生鲜蔬菜、海产品和日常用品带回家,两头都赚可见澳门人的精明。

        晚上当地的客户请我们到拱北旁一所豪华会所吃晚餐,在大堂内昡目五彩灯饰的映衬下,仿佛进入迷宫,七弯八拐进入包房,主宾落座后,年轻貌美的服务员就端上喷上香味的热毛巾给客人擦脸,帮忙整理餐具,这样周全的服务当时在内地哪能见到?尔后上汤、凉碟、热菜依次端上桌,都是平时在内地很少见到的海鲜,如澳龙、海蟹、象鼻蚌,还有叫不出名字或忘记了,总之非常丰盛,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西太平洋的暖风吹拂着这块刚刚开放的城市,特区也敞开胸怀接纳外部世界的生活方式,一切都在变化之中,变化之快如迅雷不及掩耳,大大超出我们原来的认知和预料。

        第二天到香洲考察了蒲发织造厂的生产情况,企业租用了当地煤气公司一座简陋厂房,听负责人毛松敏介绍,工厂购买当地棉纱或工厂拉货顺道车带来蒲纺纺织厂的棉纱,再织造成纬编坯布对外销售。在珠海办完事后,我们从珠海乘坐快船(也俗称飞船)前往深圳,开船不久就突遇台风,平静的海面上翻滚着波涛,船在浪峰间剧烈地颠簸摇晃着,我看见叶厂长的脸此时变得煞白,知道他晕船了,我扶着他挪到船头位置上,这里摇晃的幅度要小一些。我却若无其事,站在船的舷窗边,望着翻腾吐着白沫的浪花,烟雾茫茫铅灰色的海面,感受着大自然的神奇力量。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航程到达深圳,登上码头天已经黑下来,梦幻的霓虹灯在这座年轻城市的夜空中闪烁,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见证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速度。在深圳我们拜访了鄂纺联(蒲纺参股单位)深圳办事处的顾水桥,谈了纺织品出口的有关问题。

        回到蒲纺后,叶厂长又策划了一件走出去的举措,将我厂引入常州仿贾卡提花经编、京山提花经编机后,淘汰的部分常德纺织机械厂生产的两梳节Z303经编机,与广东汕头当地一家厂商合资,共同组建一家经编织造厂,专门生产经编蚊帐布在当地销售。由退下来的原厂长董先绪领衔,供应科计划员姜贵君作为助手,协助对方进行企业日常生产管理和销售经营,我厂派出部分保全机修和挡车工负责日常生产。董厂长在广州火车站转乘到汕头车次时,把装有开办费,人员日常流动资金的密码箱,夹在两腿之间,抬头去看火车时刻表,等时刻表看清楚了,再低下头看夹在两腿间的密码箱却不翼而飞,再寻找人海茫茫,不见踪影,才知道广州站的毛贼小偷手段之厉害。出师未捷,先折军旗,不免影响士气。后合资厂经营管理不善,发生亏损,调出的经编机再托运回厂不划算,只能在当地低价处理,人员全部撤回。

        后来这件事当作蒲纺针织一厂走出大山,到沿海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例被众人诟病。岁月过往,当时的环境和条件现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冷静理智来分析,冲破大山禁锢,寻求发展机遇这个思路没有错,但地理位置选择稍欠妥当。如果当时把合资地点选在福建长乐,那里是全国著名的“经编之乡”,又是经编产品的生产销售的集散地,供应和服务配套链条完整,凭借当地这些优势成功的希望就会大一些;同时还有一个选人用人的问题,老厂长年事已高,思维比较因循守旧,缺乏沿海经营管理的经验与魄力,这些都是导致合资企业得不到长远发展的根本原因。

        再说珠海工贸公司和蒲发织造厂以后的结局,珠海濒临澳门,澳门主要是博彩业和旅游业,多元化发展转型尚未完成。珠海特区在发展进程中被定位为旅游和宜居的海滨城市,发展工业不是主旋律。工贸公司在珠海发展的空间和政策层面上都受到一些限制。后来蒲纺单独成立外贸公司并在湖北省取得自营进出口权后,珠海工贸公司慢慢被边缘化;而深圳背靠香港,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贸易转口“桥头堡”和外商投资来源地,因而珠海蒲发织造厂放置在深圳比较合适,发展工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织造厂后来因负责人毛松敏跳槽到珠海东方集团担任高管,后继无人,经营管理日益松懈下滑,在市场竞争中落败。部分资产被继任者肖明方私自变卖,此事被赤壁市检察院立案后,警察带着武器开着一辆专车到珠海缉捕他,不知谁走漏消息,他提前逃脱在人间玩起了“蒸发”游戏而不知所终。这是后话,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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