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经济的发动机
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这样的产业链。
贝尔实验室负责研发，交由西方电气生产，产品甴贝尔系统运营商销售，并按一定比例付给贝尔实验室专利使用费，以保证研发经费的充足。
如此循环下，公司的业务迅猛扩张。
我们公司以创新为荣，我们有创新的优良传统，不仅追求创新的数量，还追求颠覆性的创新。（金钟勋 贝尔实验室总裁。）
贝尔实验室先后有11名科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他曾拥有14位美国科学院院士，29位美国工程院院士。
从1934年开始，贝尔实验室的文件人频繁出现一个新名词——R&D（研究与开发）。在这里大约10%的人从事基础科学研究，90%的人进行技术开发。
因为总裁尤厄特认为：电信业不同于传统工业，只有基础研究的突破，才能带来真正的创新。1947年晶体管的诞生证明了这一点。
这是一个由价值驱动的团体，他们的价值观是：我们因为能得到思想上的自由，保证对创新的追逐，所以我们能拥有最好的品牌。（韦恩华·阿尔卡特 朗讯公司首席执行官）
自由，是科学研究中是最需要被尊重的品质，也是创新者不可或缺的环境。给思想自由的天空，才可能培养出飞翔的能力。
万尼瓦尔·布什在1945年发表的报告《科学，无尽的前沿》，被认为是美国国家科技政策的经典之作。报告要求国家制定政策支持科学事业，同时又强调了在科学研究中保障自由探索精神的必要性。
让政府意志和科学自由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给创新提供了空间。
一方面，美国政府积极鼓励和支持大学从事技术研究，不但提供更多的经费支持，而且不干预大学的科学研究，让科学家有更大的自由。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又通过减免税收，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开发，使得企业在技术开发当中具有更大的动力。
二战后，世界科技正处在一个革新不断地时期。DNA的发现，掀起了生物学革命，高分子化学带来了材料的革命。原子能技术和空间技术也突飞猛进。20世纪50年代，半导体成为美国企业的主导技术产品。
随着世界逐渐进入和平发展时期，科技竞赛的疆场上，公司再一次成为决战的先锋。
正当贝尔实验室将晶体管视为公司绝密时，远东的日本人很快嗅到了它的味道。一些敏锐的小公司开始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刚成立不久的索尼就是其中之一。
盛田昭夫一直梦想着做出便携式收音机，但只有使用晶体管，才能把收音机做得那么小。
种种努力加机缘，1953年10月盛天昭夫飞往纽约，前去签署技术引进的协议。
很快，盛天昭夫的合作伙伴井深大就拿到了美国寄回的合约复印件，但是，当他去通产省办理支付协议款项所需要的资金时，负责分配的外汇的部门领导却大为光火。
二战后，日本的通产省（现经产省）拥有的权力非常大。比如，当时进口需要外汇，外汇分配给哪个企业，是以通产省为中心来决定的。再比如，设备投资的资金分配给哪个企业使用，通产省拥有一定的发言权。
因为事先没有征得同意，就擅自签署合同，井深大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使的愤怒的官员平静下来。
1955年1月，索尼生产出来晶体管收音机的绉形，研究中有出色表现的江崎玲於奈还因此成为日本第一个公司出身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但是，美国公司却在一个月前，将世界上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投放到了市场。
如果同产品早一点许可的话，也许发明权就归索尼了。为此，盛田昭夫一直心存懊恼。
通产省如同“日本公司的总部”，负责协调和选择战略性行业。二战后，这个决定着日本经济走向的政府部门，把目光集中到了美国的先进技术上。
在通产省的统筹下，美国实验室的发明在日本土地上一一开花结果。
二战以后，日本从美国买回了技术、买回了专利，但它不是简单地复制或是简单重复。一美元的专利，它可以投入三美元或者更多的创新经费，使技术进一步的深化，再做出世界上最好的产品。这种二次创新精神在日本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这一时期，很多美国公司靠美苏争霸带来的源源不断地军方订单，过着舒服的日子，而日本公司已经打起了民用电子产品的主意。
欧洲人 曾经嘲笑日本是一个“由晶体管销售人员组成的国家”。但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人这样形容到：“整个世界似乎都在被佳能复制，被索尼拍摄，被松下录影，被精工计时，被夏普的斑斓色彩魅惑。”
日本的企业在制造产品方面是非常具有冒险精神的，在开发集成电路方面，政府得到了企业的积极协助，走向了新的方向。
1975年，通产省宣布，将五家最大的电子工业公司联合起来，实施开发最高集成电路的五年计划，这是不满足于技术引进的日本发出的自主创新宣言。
1979年，日本公司在美国一举占领了40%的存储芯片市场。惠普公司检验了日本芯片，发现故障率仅为美国产品的五分之一。
这个如同一个晴天霹雳，美国公司开始猛醒。这场从公司到国家的科技战，才刚刚开始。
当时的竞争是在存储芯片上，即英特尔公司发明的动态随机存储芯片。在20世纪80年代，曾有一场风波，那时日本公司正在生产这种产品，并在美国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把很多公司排挤出了这个行业。（保罗·欧德宁 英特尔公司全球总裁）
1985年10月9日，英特尔不得不宣布退出这个自己曾经叱咤风云的市场。副总裁乔治·施奈尔称，那天给他留下的记忆，犹如当年的珍珠港事件那样深刻。
日本公司付出40亿美元的代价打赢价格战后，在存储芯片领域，美国公司全部出局。
这触发了硅谷历史上最糟糕的经济衰退。随后两年里，当地的半导体行业每五个雇员中就有一个失业，就连惠普公司和苹果公司，也不得不向日本要求获得更多的芯片。
看上去就要输掉这场竞争美国公司，将依靠什么东山再起呢？
基本上硅谷的公司都只关注未来的发展，没有人会回头看旧的技术或模式。你的下一个产品才是重点，而非上一个。关键是重新发现自我，发掘新的市场，不断的成长。
1955年，晶体管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小颗粒，离开贝尔实验室，来到加利福尼亚。他想开创自己的事业。小颗粒后来解释道，原因之一，是我发现最有创造力的人却不如产业工人得到的回报多。
八位青年追随者跟着他来到这里。就在圣克拉拉县山谷的一座杏果仓库中，小颗粒半导体公司成立了。
作为企业家的小颗粒后来并不算成功，但是他此举引发的连锁效应，却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里渐渐成了一不修边幅的疯子或天才的创业天堂，彼此不关注身分地位，甚至不关注国籍信仰者，只关注才能。
关于硅谷的神话大多是这样的：一个大学生，一个新鲜的想法，一个车库或者是仓库，然后就是一个小公司。
在我看来中国和韩国的文化，尤其是亚洲国家的文化，人们为了达成共识不惜降低标准。当然，这不是对与错的问题，这是一种他们非常珍视的美德和价值观。但是颠覆性的创新，需要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之下获得激发。（金钟勋 贝尔实验室总裁。）
随肖克力而来的八位年轻人不久就因为技术分岐与他分道扬镳，自行创办了仙童公司；从仙童公司再次出走的三位又创办了英特尔。公司随生随散，分化变形，在硅谷逐渐逐渐成为惯例，人们通常认为“工作是为了活着”，而硅谷人认为“活着是为了工作”。在这里， 创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失败被视为一种值得彰显的资历，因为那表明你曾经尝试过，奋斗过。
在这里，失败并不丢人，反而是荣耀的徽章，你经历的失败越多，人们认为你的经验越丰富。
这就是硅谷的魅力之一，因为即使你的企业失败了，只要你已经付出的最大的努力，对得起你的员工和投资者，你就可以站起来，拍去灰尘，开始下一次新的尝试。
在存储器市场与日本公司一战之后，英特尔公司凭藉微处理器再次起步。事实上，总裁葛鲁夫在数年前就已经开始了研发战略的转移。所以当经历了低迷的硅谷，凭藉个人电脑再次引领世界潮流的时候，英特尔的新产品也再次占领了市场。
曾经准备在计算机领域大展宏图的日本公司，却输掉了新一轮的竞争，这又是为什么呢？
20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开始明确的意识到，计算机领域作为未来的战略性产业具有重要的意义，打算将生产体系向这方面转移，特别是表现在通产省的政策方面。
通产省一直将IB M公司视为头号对手，并按照IBM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电脑产业。当个人电脑君临天下时，而IBM却不慎失去微处理器和操作系统的优势后，日本的电脑公司就和他一起栽倒了。
身为追随者时，通产省的政策让日本公司在追随的道路上取得了领先，却在需要向领导者转变时摔倒。问题的根源是：谁来引导创新的方向？谁来决定科技资源的配置？谁能在第一时间感知市场发出的新信号？
那个时候，在美国，有日本股份公司的论调，即整个日本就是一个股份公司。建立让企业进行竞争的体系是好的，如果政府想让这样的竞争者停止，那么就会失败。
日本通产省前副大臣天谷尚弘曾这样解释日本的成功：实质是动员所有的力量促进经济的增长。那种认为应当信任市场机制，以及上帝的看不见的手会带来合理结果的设想，只是一个与现实少有关联的神话而已。
但是，日本电脑产业遭遇的挫败，让所有想建立一流创新型国家的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
在自由市场中，只要存在竞争，就一直会鼓励创新力、想象力、企业家精神和新的行为方式。归根结底一个人受指挥和控制的经济总是不如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有活力。
事实上，日本最成功的出口工业——照相机、手表、精密设备，都是在通产省的保育箱外面，在残酷的竞争中成长起来的。
让离市场最近的公司用各自的的头脑去创造，而不是由同一个外部大脑具体他们做判断。像当年怀揣梦想的索尼一样的数百万个小公司，恰恰是日本创新力的源头活水。
创造和创新需要思想自由，我们不能靠集中统一、自上而下的方式来搞创新。我们需要很多人考虑不同的、更微观 的事情。（杰尼克·雷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作者：2009年央视《公司的力量》节目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