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绿彩——中国瓷器的小清新
走进这座古镇，原始的居民房，错落相依，再往里走，各种商店迎面展现。一路走进宛如从古到今。就是这座千年古镇——长治县八义镇。
众所周知，山西长治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这给古时期的八义人烧造陶瓷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丰富的煤炭资源是烧造陶瓷的主要燃料。和煤炭共生的还有大量的矸石资源，也叫煤系高岭岩，原生高岭土，原矿带有煤炭的黑色，煅烧后，碳素烧掉，白度大大提高，成为以高岭石亚铁矿物为主要成分的软质黏土矿物。这种煅烧高岭土，可塑性很强，而且烧出来的颜色虽不是极白却是白里透着些许的黄色，犹如我们的肌肤一样，自带着一种历史的色彩，传递着古老的情愫，是烧制红绿彩瓷拉坯的最佳原料。
在这里周围二十多千米的范围之内，广泛蕴藏着五米多厚的煤系高岭土岩，而且绝大多数是直接裸露在地表之上的。开采、运输、煅烧十分方便。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的先民就开始烧制陶器，陶器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进程，是人类第一次用火改变了泥土的化学性状，依照自己的意志创作出一种全新的产物。咱们上党大地八义窑口，经过了从土陶、彩陶、黑陶、红陶，向釉陶发展的过程。这是一个人类物质和精神同步发展的“陶器时代”，体现了人类文明的“普遍性”。
直到八十年代的时候在紧邻着八义镇的南泉庄村村民们还在烧制着碗，罐等日用品销往各地。八义窑生产的红绿彩不仅供应国内，而且远销海外。前几年在朝鲜海域打捞出一艘沉船，里面就装有咱们八义窑烧制的瓷器，有的瓷器上还有“八义瓷器”的字样。
现如今，故宫博物院仍珍藏着一个八义窑烧制的红绿彩瓷大碗，山西省博物馆还珍藏着一只八义窑烧制的黄绿黑彩色瓷虎枕，长治县文博馆也收藏有数件红绿彩瓷虎枕和小型佛像。
往南走就是鹞子山。鹞子山下，圣泉汩汩，就在这里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
北宋末年，金兀术率兵攻进潞州，闻听八义烧造的“红绿彩”瓷器天下有名，为讨好金皇帝，随即下令八义窑的窑工们为金朝太宗皇帝宫里烧造御用实用器物。这是八义瓷进入皇宫成为御用品的开始。当时金朝统治着北方，潞州地方官也竭尽力量献媚于金朝廷。竟然下令八义窑陶工们烧造龙床虎枕。龙床要求能使皇帝躺着舒服，虎枕要求能让百官安然入睡。虎枕倒是没有难倒八义陶工们，个个红、黄、黑色彩谐调，朝廷、王宫、大臣及地方官员争相用之。可是龙床体积大，要求高，几经折腾烧出来的龙床总是达不到要求，七扭八歪，老窑工被杀了头，老窑工的女儿还被逼得跳入熊熊的窑火中祭了窑神。而老窑工的徒弟们还得继续完成师傅的未竞之事。不知又经过多少次的试验、多少次的失败，有一天徒弟们偶然发明了窑中“支点法”，将龙床的瓷胎在窑中支持平稳后，再点火生炉，烈火再大，器物也不会变形。为了避免再次烧坏，窑工们索性一次做了两个龙床瓷胎，谁知竟然两个都烧的很好，颜色协调，表面光滑无瑕，这下陶工们傻眼了，害怕了，因为皇帝只有一个啊，你这烧两个龙床是何意，窑工们不知如何是好，再想到师傅被杀，深感不安，不知道下一次还会再有什么不可完成的任务。于是，陶工们挖了个大坑，把两张龙床埋了，偷偷逃往了南方景德镇一带。
这个传说传了千年，人们也挖掘了上千年，但无一例外没有一个人挖到。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人们还在不时的寻觅，还真有位农汉虽然没有寻见龙床，但刨出了个县令。老农在开荒锄地的时候一个意外竟刨出了一窑“红绿彩”碗，虽然不少都是破碎的，但也有几个完整的，老汉就凭这几个拣出来的碗到京城出卖，就捐了个县令。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八义镇东山村里的老人们说，来寻宝的人一直没断，大概在明清的时候，真有人找到了当年为金国皇帝烧制的龙床，但器物太大，精妙绝伦，一时也不好转移，更怕引来杀身之祸，并不敢声张，悄悄的花钱买了这儿的地皮，在上面修建了“烧瓷城”。一住几代，地下的事情代代密不示人。到了解放初期，“城”中出了个南下干部，年轻干部担心战争埋没了这段隐秘的历史，南下时告诉了一位远房亲戚，此事便被传开。“烧瓷城”到现在还保存完好，城下到底有没有龙床？还是个谜，谁也不知道。
传说归传说，但八义窑红绿彩的确在陶瓷界有不可埋没的地位。曾任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冯先铭先生，在其《古陶瓷鉴真》中就评价过，八义窑烧制的红绿彩是我国最早的多彩瓷器，八义窑是红绿彩瓷器的诞生地和发源地，是世界彩色瓷器的“鼻祖”。央视《国宝档案》中说，“红绿彩瓷器的诞生，相当于黑白电视变成彩色电视，是瓷器史上一次里程碑式的创举,红绿彩瓷的出现，将中国乃至世界的瓷器带向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我国瓷器鉴定专家耿宝昌也说过：在景德镇瓷业发展史上，有不少装饰手法源自北方，而红绿彩的传入和使用，更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所以，历来也有“先有八义窑，后有景德镇”的说法。
景德镇方面也承认并奉“裴”氏为先人。裴氏在八义是一个大姓，南泉庄村整个村百分之八十都姓裴。这也侧面证明景德镇瓷器和八义窑红绿彩的历史渊源。
在上世纪50年代，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万里先生首次报道了咱们长治八义生产的白釉红绿彩瓷。咱们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为进一步了解这个古窑的详细情况在1996年11月详细调查和试掘。在《山西长治八义窑试掘报告》中表明，红绿彩瓷器在山西长治八义一带是大量生产的，之前报道的很多发现物也可能是作为一种借鉴的标本器物从这里带过去的。用红绿彩绘画装饰瓷器，是陶瓷艺术长河中创新的一种独具特色的装饰艺术，有着较高的艺术成就。
这种独具特殊的装饰，是什么原因让朴实的陶工们发现的呢？大概是普通的大白碗不好卖吧，想着弄点颜色，画点画什么的，人们会更喜欢，卖的会更快更多，大家的日子也会更好过，毕竟都是普通人家，能多卖一个碗，就多一份收入。所以，这不仅是陶瓷艺术长河中不可忽视的美，也是淳朴的八义人勤劳，爱思考，爱生活的结果。就是这么一件偶然的发现，却促成、推动了彩瓷的发展，演变出了这传世的美。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一瞥，就是日后的惊鸿一瞥，写进了历史。是偶然，也是必然。也许此时此刻，在日后也是不尽回味。历史的缘分和命运就定格在这一刻。
就如每一件陶瓷品，在被推进窑炉的一瞬间，时间的锁扣就关闭了，再不可逆，一刻便是永恒。
史料与时空的对接，也是陶瓷研究最大的特殊性。任何一件器物，只有还原到最贴近时空原点的时候，它的价值才有，达不到这个状态，是不会有的。器物史的背后，是庞杂而纷繁的信息，时间定位在历史的某一时段，器物与时间便恍若复活。
在陶瓷界，我国古代将“白、蓝、黄、绿”等称之为素色，故有素三彩。而红色是我们国家自古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吉祥色，但是在瓷器上烧造出鲜艳的红色却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所以有“三彩加红，价值连城”的说法，可见当时釉色工艺中能烧出红色是多么的可贵。
就目前的发掘资料表明，红绿彩瓷器出现的最早时间为宋金时期发源于北方而没落于南方，带来了景德镇瓷器的发展。这和当时历史有着很大关系。
历史背景：公元960-1279年南宋和金朝对峙时期，而蒙古族又在背后虎视眈眈盯着这块大地。像王安石，辛弃疾，陆游，岳飞等这些爱国诗人，改革家，名族英雄都在这一时期。当时宋高宗迁往南方，经济实力比不得北宋，在处于战争威胁下能够高花费的人不多，作为铜器玉器的替代品，更作为日常生活用品，瓷器在南宋时期大量生产。
另一方面金朝海陵王（完颜亮）从小聪明好学，少年得志，意气风发，这个人也好战，不体恤民情，过重的徭役导致大量人员南迁，包括多数的优秀窑工，从另一方面，南方瓷业的兴盛是在元朝以后，这些事实佐证了北方窑工的南移，带来的瓷业繁荣，也是不争之实。
虽然当时南北方对峙，但宋太宗赵匡胤底子打的好，就是一直到灭亡，也没有发生严重的宦官正乱和地方割据，病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历史上也相对较少。宋代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势，政局相对稳定，生产得到发展，当时经济高速发达，GDP世界第一，这在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当时繁荣的景象。这也给当时陶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只有温饱问题解决，才有对美有追求。尤其是北宋末年，宋徽宗输了帝国，却赢了美，他建立统治者的另一种品格，从不会蛮横粗暴，不炫耀权利和财富。宋自有一种“柔的文化”，当时西夏辽金都比宋强，但宋比他们晚灭亡，南北宋三百多年，比唐朝的260年还长。
红绿彩实际上是红绿双色，间杂着黄色，用仅有的三原色，绘制出古朴大气、粗犷有序的色彩世界。红绿两色所带来的强烈对比，大红大绿，大雅大俗，是红绿彩的审美情趣所在。红绿彩颜色鲜艳，线条自由飘逸，风格豪放，挥洒自如，深受人们喜爱。造型多以简约为主，朴实、天然简洁的道家风范，创造出了中国独有的高雅精神。在理学盛行的宋代，人们寻求的时美学上的质朴、平淡、自然的韵味，可以说红绿彩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
红绿彩作为陶瓷绘画的一种表达方式，创造性的用看似单调的红绿搭配，突破传统观念，将庸俗的色彩巧妙地结合，我们能在其中感受到拙和巧的强烈对比，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大巧若拙将艺术的最高境界同归于真。
除了红绿彩，黒画花是八义窑又一种水平较高的装饰手法，达到了黒画花装饰历史上的顶峰。黒画花属于高温釉下一次烧成，所以有些黒画花被支烧的支钉破坏。黒画花瓷的胎釉同红绿彩瓷基本一致，但用笔不同，体现出一种成熟的高超技巧，有的粗犷不羁，有的花叶侧锋揉拓，呈色或铁锈斑斑，或光泽艳丽，或灰褐淡雅。一些黒画花色调浓淡相间，浑然一体。有的黒画花和釉上绿彩一起使用，独成异彩。
陶瓷绘画的创作，只有进入一种经意不经意的创作状态，将其精神充分结合于创作者的情感之中，才能有传世之作。或许在很多人看来，红绿彩单一平淡，没有精细复杂的工笔，但艺术创作中越是自然平淡才能越接近创作根本。艺术并不是越复杂越好，更多的时应该运用好减法，以体现艺术所有表达的最真实的真谛，这才是艺术中最高的境界。LESS IS MORE。
就是放到现在，红绿彩的艺术也绝不过时。红绿彩艺术和现在极简艺术不谋而合。
《道德经》说，“万物之始，大道至简”，以简单到极致为追求，感官上简约，品味和思想上更为优雅。红绿彩虽简约，却不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