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很向往上学的，有时趴在学校操场的墙头上，最让我羡慕的是，老师和学生一起做操，当老师的双手上扬，双脚跳起的时候，手上的金戒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映照在老师的脸上，神采飞扬，美丽如仙。我就和奶奶说：“我也要上学，和那个老师一起做操”。

1942年，春节过后，学校开学了。奶奶选了个吉日，送我去上学。我家离学校，也就三四百米吧，过了家门前的那条还在冰封的小河，上个土坡，就到了西佛街里，往右拐，路过福隆寺，就到了学校。学校大门向南，走过一条胡同，大约 50 米长吧，才能进入校园。

胡同的左侧，是香火常年缭绕的福隆寺。清晨，福隆寺里木鱼哒哒，清脆而又单调，一声声传出很远很远，我在家里也能听到。庙里撞击大铜钟的声音，悠长而又洪亮，夜深人静时分，十里八村的人们都会被震醒。我这几年小学读书生活，可以说，是在木鱼的击打声里，播下知识的种子，是在荡荡的钟声里，溜走了童年。。

胡同的右侧，是一条大道，向北可通达新民府，向南直达八角台（台安县）。大道的另一侧，和学校相对的是一家当铺，这家当铺除了县城有一家外，在方圆百里也是出了名的。在当铺的后院，是一家油坊，专压榨大豆，周围几十里有钱的人家，一大车一大车的拉着大豆，来到这里换油，小门小户的穷人家，只有快过年时，才用布带背来那么可怜的十几斤大豆，换了斤吧的豆油，那得用上一年。我家每年都去换豆油，虽没有一大车一大车的大豆拉进油房，但也不是背着的，一年也能换上五六十斤豆油，那得五六百斤大豆啊。

我进过油房里，先看到的是一个有一人高的立着的大石头碾子，由两个大马拉着转圈，把炕好的大豆，压成扁，再把这些压好的豆粕，送到榨油坊。榨油坊那可真热，十几个壮小伙子，光着臂膀，穿着小裤衩，用铁杠一圈一圈的转，硬是把豆油榨出来。金黄的豆油，掺和着滴滴汗水流进黑黢黢的油桶里，再一滴滴倒入人们的铁锅里。那时10 斤大豆只能榨出1斤多油，豆油是很金贵的。

奶奶一手牵着我的小手向学校走去，一手抚摸我的头。一边走一边嘱咐我，一遍遍地说，“好好念书”，“听老师话”，“别打架”，甚至是连“撒尿找老师”的话都告诉我。

走进校园，胡同两侧是剪得整整齐齐榆树墙，小榆树还没有发芽，墙根还有厚厚的积雪。胡同中间铺着方砖，是一条甬路，直通校园。大门深藏在胡同里，两扇大木门，红漆已经斑驳，门上的大铁钉还一个个牢牢的钉在那里，旁边有个小角门。学生进入校园后，大门关得严严实实的，有人出入就得喊堂役（学校里打铃的），打开小角门。今天是开学的日子，大门敞开，两位老师站在大门旁，学生们走到校门前都站住，对着校门深深地鞠上一躬。奶奶说，“孙子，你也行个礼”，我学大哥哥们那样（没看到有女生），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我就正式的跨入了校门。

校园很方正。校门的左侧，有二间教室，是六年级；右侧也有二间教室，是五年级。对着校门，一排六间房屋。东边两间是校长室；紧挨着一间是主任室；中间是个门洞，穿堂而过径直通向后院；西边三间是老师办公室。穿过门洞，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小操场，下课时学生玩耍的地方。操场的东面，有二间教室，是四年级；操场的西面，也有二间教室，是三年级。操场的北面，与教师的办公室相望的一排教室，共有四间，那是一、二年级教室。在三年级教室和一二年级教室中间，有20 米宽的通道，直达西边的大操场。大操场很方正东西长200米，南北长200 米，在操场的北面有一个高高的领操台。在操场的东北角是一排厕所。操场四周有围墙，围墙的外边，栽种一排排柳树，围墙里种植花草。校园北侧是一条清澈的小河潺潺流过，就是鲍家沟。

奶奶领我到校长室，校长看见我奶奶，立刻站起来，“三婶，您好啊”，赶忙让座。校长叫姚瑞复，说起来我们还是亲戚。他个子不高，30多岁，黄白面孔，头发稀疏，腰板笔直，穿着黑色长衫，脚穿千层底的布鞋，说话十分爽快，十分干练，十分精神。校长叫来主任，给我奶奶斟上了茶，并告诉说，还有几个孩子入学，一会儿去拜孔子。说话间，几个家长陆续领着孩子进来了，都认识我奶奶。他们和校长打过招呼后，站在一旁。这时，主任和一个美丽的女先生走进来了。校长指着女先生说：“孩子们，这位先生就是你们的老师，她叫刚风云。”奶奶让我给先生行礼，这是奶奶再三教过的，当然不怕，大声地问，“先生好”。那几个同学，直往爸爸妈妈身后躲。刚老师说，“不怕，咱们走吧”。

校长、主任和我们一行，走进校长室的里间。这间房有教室一般大，对着房门的东墙上，挂着一幅金黄的布幔，地上铺着红色地毯。屋里的窗明几净，靠南墙放着几把椅子。

主任拉开布幔，一幅人物画像挂在那里，比活人还高，真是身高八尺，长的虽高大但很清瘦而矍铄，这人还是个老头，穿着远古的黄色长衫，还系着飘带，没戴帽子，秃头，大大的突出的前额，脸上布满如刀刻般的深深的皱纹，尖下颏翘起一绺花白的胡须。脚被长衫盖住，只露出白白的厚厚的鞋底，只见长长的衣袖，却不见这老人家的双手。我看见他，有些怕，长得怪怪的，不敢正眼看他，虽然像人，但不像爸爸姑父这样的普通人；有些好奇，这是从哪里来的人啊，莫不是圣人都长得这幅模样；仔细看他，又不凶很善良，看来他倒不是坏人。这时主任点名了：白显耀、张兆民、孙耀先、赵广博，点完名后，我们四人一排站在这老人的像前，姚校长、刚老师还有家长，站在一边。“四位新同学，向圣人孔老夫子，三叩首。”主任大声宣布。我们几个向这老夫子，磕了三个响头。

“拜师开始”，主任又喊道。刚老师正襟危坐在太师椅上，我们又咣咣的给老师磕了三头。抬起头正眼看见我的老师，啊？这不就是那位美丽的先生吗。她就像从年画里走出来一样，细高个，比我妈妈高有半个头，白白的粉粉的脸蛋，一头如墨的长发，光润鲜亮，眼睛大而明亮。她上身穿着绣着大红花、黑底、带大襟的缎子小棉袄；下身穿着黑缎子棉裤，裤脚绣着小粉花，脚穿一双千层底的缎子面的绣花鞋，看来，刚老师还不到20岁吧。

刚老师的父亲是西佛镇的警察署长，在西佛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刚老师有个弟弟叫刚风生，和我同学。听奶奶说，刚风生是要来的，是台安县郊区杨树村吴家甸子，一户姓吴的穷人家的孩子。据说是用二斗半高粱换的，同学间打架，不经意间，就喊出“刚风生二斗半，二斗半刚风生”。刚风生回家就问他妈妈，同学为啥给我起外号，叫“二斗半”。刚老师知道后，狠狠的教训了我们一顿。解放以后，由于刚署长给日本人做事，被打成反革命，在台安县城卖烟卷，艰难度日，不久无疾而终。刚老师出嫁了，后来知道竟是我女婿的姐夫的继母。刚风生也回到他的生母身边了，改名叫吴长生，在家务农，只见过他一面，现在如何不清楚了，如果他健在，和我是同龄。

刚老师，看起来十分的温柔，她那白皙的手，真是无缚鸡之力，软软的一点力气都没有，其实不然，掐人还是蛮痛的。冬天，我们穿的衣服厚，她就掐脸蛋儿，把脸上的肉，拎起老高，可痛了，在脸上留下红红的印记，像被红嘴唇吻了一下；夏天，我们穿的很少，她就掐我们的胳臂，用她如刀般的指甲，掐一点点肉皮，那可真痛，在胳臂上留下红色的或是紫色的小小月牙，不仔细看，是分辨不出挨掐的痕迹的；春天，秋天，我们的屁股就遭殃了，隔着裤子，掐得依然很痛，但是，不会留下一点纪念的。不过他也很少掐我们，一学期也难轮上一次，但我们怕她，也挺愿意亲近她。有时发贱，故意惹刚老师生气，让她掐一下。

刚老师是学校里最爱干净的最美丽的女先生。她要求我们也要干净。我们小时候，十个孩子九个不爱剃头，小孩理发一律用剃头刀子，都是大人给剃，那刀子又不十分快，就是铁片做的，那真是疼啊。孩子不让剃，一说剃头就跑，大人一个摁着，一个剃，就像削葫芦瓢一样，有时剃得像猫啃的，长短不齐，还出了不少血，孩子护头，就是因为疼。上学以后，我们还是不爱剃头，一两个月也不剃，又脏又乱，有的都生虱子了。刚老师就给我们剪头，她手里的推子，“ 嘎达嘎达”像唱歌一样，不一会儿，就把长毛头剪得立立整整，干干净净，一点也不疼，还让我们自己洗洗头，还让用她的洋胰子（香皂）。班里23名同学，都是刚老师给我们剪头。我现在每半个月一定要剪头的，这也许是刚老师留给我的少年的“后遗症”吧。

那时农村卫生条件极差，大人又忙，孩子都是自然成长，衣服也不常洗，时不时的大鼻涕流到嘴边。刚老师让我们每人带一方小手绢，其实就是一块布，用线绳系在衣服大襟上，谁的脏了，下课就自己去洗，还是用她的洋胰子。谁要流大鼻涕，就要挨掐了。衣服脏了，她就告诉我们回家去洗，第二天检查。我们班是全校最干净的班级，别的班都羡慕我们。我都快80 岁了，至今还有随身带一方手绢的习惯，不过是把手绢揣在兜里，而不是系在衣服上，这可能是刚老师的“遗风”吧。但是，我洗脸不爱用香皂，这也是刚老师留下的后患，有一次，剪完头后，用了老师太多的洋胰子，把眼睛辣得好长时间睁不开，从那以后，我就不爱用这样玩意了。当时，农村人家使用的是猪胰子，用土办法，做的洗脸香皂。过年杀猪，把猪胰子摘出来，放点碱，用力捣碎，然后，用手团起来，晾干，洗脸使用它去垢。

刚老师有一台洋车（自行车），在西佛是第一台，据说全县也就有3台。她上下班骑在大街上，人们沿街观看。人们说她是西佛小洋人----洋剪子、洋胰子、洋车子，人长得又洋气、又好看。只可远看，不可走进，只能欣赏，不可亵渎。她的圣洁，不只在外表，更在灵魂。我有幸，第一位启蒙老师，竟是如此完美。在我心中永存。据说，他的晚年不幸，60多岁就与世长辞了。

1942年，正是伪满时期。西佛小学，是全镇唯一的完小，也是除县城外，第二大的小学。

日本人派来一个副校长，住在县城，一个月来一回，我们不常见到他。奶奶一再告诫我，“那个日本秃子来了，你躲他远远的”。奶奶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每次来他都训话，师生站在操场上，说些生硬的中国话，有时还冒出一句日本话，我们小孩也听不懂。只记住了他的模样：个子不高，却很粗壮，他不像个校长，倒像一个在地摊练把式的、卖艺的小打手，只不过穿的还很斯文，也穿着中国式长衫，装成有学问的人。秃头，胖胖的大脸，眼睛本来就不大，他还总眯缝着，又戴副看不清眼睛的眼镜，就更加让人感到这家伙心怀叵测，对中国人绝对没安好心。嘴巴上的小胡子，短而黑，齐刷刷，像用胶水粘上的一绺猪毛。

在他讲话前，还要把膏药旗升起，还让我们师生，面向东行90度大礼，遥祭什么狗屁日本昭和天皇。还念什么“奉天承运，大满洲帝国，昭昭诉曰----”狗屁祭文，折腾一个多时辰，小日本出完了洋相，他滚蛋了。

我们虽然松了一口气，可是还得上日语课。一周六节日语课，每天都是第一节（那时国文课一周才五节），从一年级就开始学。同学们不爱学，考不好老师就打，有的同学上课前，双手往墙上蹭，让手掌麻木，准备挨打。最狠的老师是付老师，付老师叫起李富才同学，念日语课文，李富才磕磕巴巴，念不上来，他就用板子狠劲打李富才的头，可怜我的同学，疼得抱头在教室里乱跑乱撞，疼的嗷嗷叫妈啊。我们都吓得哇哇大哭，有的同学都吓尿裤子了。第二天，我们就再也没看见，那个个子不高的小胖墩，我们最喜欢抚摸的那个圆圆的脑袋不见了，我们去找他，他只是抱着红肿的头，一个劲的哭。他终于没有再来学校。

其实，我也不爱学日语，那是什么话啊，说起来就像是嘴里嚼生黄豆似的，嘎嘣嘎嘣的，让人不舒服。

后来听说，李富才13岁时，一场瘟疫夺去了她的幼小生命。

我班同学赵新民的爸爸赵乃愚，是我校的训育主任（德育主任），这人长得很帅气，大个方脸，体态匀称，腰杆笔直，步履矫健，他上过日本的师道学堂，学生都怕他，就是老师也惧他三分。有一次，我和赵新民一起上学，走到校门口，我们行过礼后。正赶上赵乃愚主任在门口，这时赵新民很随便的，随嘴就喊了一声“爸爸”。只听见嗷地一声“赵新民，立正”。把我吓得直打噤噤，接着就听见：啪，啪，啪----，连续的大嘴巴，实实在在的打在赵新民的脸上了，接着又把赵新民踹倒地上，可把我吓坏了，我哇哇大哭。在老师们连拉再劝下，才罢手，大声吼道：“赵新民，记住，以后在学校不许叫我爸爸”。这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惨烈的、最可怕的，爸爸教子事件。呜呼，奴化竟然如此之无情。几天后，赵新民的脸上五条红记犹存。

我在日伪时期，只读了3年半书，印象最深的三件事：勤劳奉士，打兔子，掉下一架B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