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光熹微中，老陈佝偻着腰，持着扫帚，一下一下，细细清扫着村路。扫帚摩擦着地面，声音窸窣如诉，偶尔惊飞了枝头几只麻雀，它们振翅飞起，搅动起一层薄薄如纱的晨雾，也搅动了弥漫在空气中的清冷寂静。日复一日，扫帚的节奏仿佛是他生命的节拍，单调却又执着地刻写着光阴。
可一到月底，村部办公室里便成为老陈的“审判”之地。老王主任总在此时拿出那张考核表，上面赫然醒目的红叉，犹如一道血痕，冷冷宣判他每月必定的“不合格”。老王主任总半是玩笑半是叹息道：“老陈啊，你人老实勤快大家谁不知晓？但上面要求，村里总得有人不合格上报的，不然就是咱们工作有问题啊！你人好，就多担待些吧。”
老陈起初还强撑着辩解几句，脸涨得通红，声音却有些发颤：“主任，我……我天天扫得干干净净，您看……您看。”他急切地指向窗外洁净的路面，似乎想抓住一点证据。老王主任却只是挥挥手，眼神里分明飘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带着些微轻蔑的笑意：“啧，老陈，你太较真了！上头有上头的规矩，咱们有咱们的难处不是？况且，你又能怎么样呢？”
“你又能怎么样呢？”这句话像根烧红的针，刺穿了他最后一丝支撑。他喉头滚动着，却再吐不出一个字。后来几次，老陈便只默默点头，攥着被扣掉一大块后所剩无几的工资，沉默着退出办公室。他不敢看主任的眼睛，更不敢看那些工资数，只是佝偻着背，慢慢走回那间清冷的小屋。
村里无人不知老陈的处境，却也无人真正理会。偶尔也有人提起来：“老陈嘛，老实疙瘩一个，好说话。”话里话外，这“好说话”倒像是一枚认命的标签，贴在他身上，又仿佛成了别人袖手旁观的通行证。
只有一次，有人曾提及另一位保洁员张屠户的故事，他火爆脾气，在老王主任刚开口要提考核时，就当场摔了扫帚，据说那扫帚把差点擦着主任的鼻尖飞过。可奇怪的是，自此以后，张屠户的名字竟再也未出现在“不合格”的名单里过。老陈默默听着，眼睛低垂，目光长久停留在桌上那张残疾儿的照片上，照片里的残疾儿笑得灿烂无邪，他粗糙的手指轻轻抚过女儿微笑的脸颊，久久无言。这就是计划生育的家庭。
又到了柿子将熟未熟的季节，村中几棵柿树挂满了累累青果，压得枝条谦逊地弯下了腰。老陈依旧日日早起，准时出现在村路上，依旧是他一个人。扫帚声在晨光里响着，固执得像要扫尽人间不平——而远处老王主任家门前，一辆锃亮崭新的摩托车刚刚停稳，在初露的阳光下反射出刺目的光。
青涩的柿子沉沉坠在枝头，成熟前总要默默担受风雨，也担受着提前伸来的手，直到被苦涩汁液沾染了手掌，才有人恍然明白：原来最柔韧的筋骨，往往包裹在沉默无言的青皮之下。在那样一个世界里，善良的额度被悄然标价，而“老实”竟成了受欺的注脚——这无声的交换里，我们终究失去了多少真正贵重的情感？
青果终究会红，可柿子青时，多少无声的苦涩，在看不见的地方默默酝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