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佾篇第三」3
【原文】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译文】
孔子说：“为人不仁，该当如何规范？为人不仁，又当如何教化？”
【注释】
“如……何”为固定句式，通常表示“……能如何”、“……怎么办”等。
“礼”是一切良善制度规范的概称。
“乐”音“月”，本意为音乐，古人用以陶冶情操，古时也属于礼的范畴，其所发挥的作用相当于现代的文化、艺术和教育，亦即“文明教化”。礼是侧重于硬性的规范，而乐则是侧重于柔性的教化。
【评析】
对于以鲁国三桓为代表的“人而不仁”的为政者来说，传统的礼乐确实难以发挥其规范和教化作用。面对诸侯国礼崩乐坏的状况，2500多年前的世界也确实找不到很好的解决办法。这不禁令孔子发出了“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的无奈感叹。当然，感叹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对礼崩乐坏的根本原因进行反思，以发现问题的根源，找到对症的解决方案。
孔子说：“礼以行义”。也就是说，礼乐是用来行义的。那么，什么又是为政之“义”呢？孔子在《礼记·大同篇》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也就是说，为政之“义”至少应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天下为公。权力应当公有，不能由任何个人或组织团体私有。
第二，选贤与能。为政者应当是由选举产生的贤能之士。
第三，讲信修睦。为政者应当接受监督，取信于民；并应化解纷争，形成共识。
以上三点为政之“义”，在孔子身后2500多年的今天看来不但毫不落伍，反倒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所在。可见孔子的仁政“大道”，其实就是普世价值。
但是，2500多年来，孔子的仁政“大道”并未实现，而中国也一直在以暴易暴和王朝兴替的旋涡里挣扎。鲁国三家之所以能侵夺鲁君的公权，季氏之所以能大权独揽，都是靠私人武装的暴力威慑而来。由于权力是依靠暴力所取得和维持，“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自然也就无从谈起。这正是中国历代战乱纷纭、大道不行的根源所在。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也就是说，为了能够切实行义，“礼制”是需要因时损益、不断完善的。因此，要使为政之“义”得以真正实现，就必须要从完善传统“礼制”入手。
完善传统“礼制”的根本，在于使权力受到制约；而制约权力的根本，则是使暴力机器国家化。既然国家暴力机器是由全体人民供养，那就理当服务、保护并效忠于全体人民，而非任何个人或组织团体。只有彻底剪除为政者的暴力羽翼，才能使公器公用，而非公器私用；才能迫使为政者由以力服人，向以理服人、以德服人转变；才能从根本上铲除体制性腐败的土壤。
此外，要完善传统的“礼制”，还需要建立起公开透明、和平有效的权力授予、监督和收回机制；需要使“仁道”政治理念和“礼制”完善机制宪法化；并将发展正见的教育、弘扬正见的文化制度化，以化解社会分歧，形成社会共识。当然，这些举措都必须要在暴力机器国家化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施。
这些针对传统“礼制”的完善之举，其实都借鉴于近现代民主的成功实践。也就是说，当年让孔子无奈感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的难题，在现代民主制度中都已有了解决方案。正因如此，近代儒家学者，如晚清思想家王韬等人才会认为西方的民主实践已将儒家经典中所描述的三代最高理想——“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以及“礼以行义”等化为现实，并因而力推民主。
民主的实现当然离不开民主意识的普遍觉醒，但是关键为政者的推动，仍然是民主化进程中无可替代的重要因素。比如美国的华盛顿、台湾的蒋经国以及不丹的辛格·旺楚克等人，他们主动将权力交还给人民，无一而非兼具大仁、大智、大勇的伟人。尤其不丹国王辛格·旺楚克，毫不贪恋权位，但以人民福祉为念，堪称英明伟大的政治家。
曾在英国受过教育的辛格·旺楚克国王早在1970年代就提出了“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理念。他认为国家应以实现人民幸福为目标，并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极组成的“GNH”指标，并且认为“GNH”指标比“GDP”（国民生产总值）更加重要。因此，不丹的经济高速增长并没有以牺牲环境和放弃自己的文化认同为代价。这与某些发展中国家以牺牲环境和文化认同为代价所取得的经济高增长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
虽然辛格·旺楚克国王深受不丹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但他却认为君主制度有很多缺陷。为了改变世袭君主制“好国王是福，坏国王是祸”的不稳定性，确保不丹的长期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辛格国王终结了世袭君主制，并在不丹推行民主，把权力移交给了人民。其圣贤之举直追尧舜，其大仁大义绝不以其小国寡民的地位而有丝毫减损。这才是为政以德的榜样，是仁道政治的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