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在逃避不幸，不幸却不期而至。
（一）
此时的我正承受着这种不幸。
“姓名，年龄，工作单位都写上！”护士掷来一本黄皮册让我登记。
“你是病人的家属？老婆？”护士边说边上下打量着我。
“嗯！”我喉咙跳动一下，声音轻的连自己都听不到。
护士站内聚集的部队领导在来回踱步，极力还原着事发时的场景。
“连队饭前小训练，单杠练习！”
“周朗亲自做示范，六练习，大回环！”
他们每说一句，便警惕地瞥我一眼。
“绕了两圈，结果手松了，头先着地！”
“唉！出乎意料！意想不到啊！”
他们时而小声嘀咕，时而大声疾呼。
外面的聒噪似乎与我无关，我静静地立着，脑海中浮现的全是周朗的画面。
（二）
见过我老公的人都会留下鲜明的印象：高大威猛的身材，厚实的肩膀，周正的外表，外加爽朗的笑声。
在部队，他是“明星”连长：21岁军校毕业当排长，23岁调入机关任参谋，25岁干连长。似乎一切的蓝图都已绘好，接着29岁干营长，33岁......
在外人看来，我和他的结合是郎才女貌，他前途似锦，我有才有貌。比起前程似锦，我更看重他的忠厚老实，我和他从排长时期谈起，到连长时期结婚，相知相爱。
只是这相知相爱如此短暂，蜜月刚过，意外就发生了。
那天中午起床后，他照例手中拿个苹果，和我拥抱亲吻，乐呵呵地离开，并答应晚饭回来吃我包的饺子。
下午五点不到，连部通讯员便猛烈地敲打着家属房的门，喊道：“嫂子，不好了！连长出事了，你快去看看！”
我心里咯噔一下，来不及细问，便和通讯员摔门而去。
迎接我的是一幕凄惨不忍直视的场景：老公散了架一般瘫倒在军医的怀中，迷彩服上布满了沙土，泥土夹杂着汗水敷在脸上，脸色苍白，人中发紫，眼睛紧闭。
“嫂子！你快来！”
“喊喊连长！把他叫醒！”
“嫂——子！快喊啊！”
此时的我更像一根救命稻草被众人瞩目着，管什么嫂子形象、淑女气质，随它去吧！
我扑倒在地上，奋力地拍打着周朗，开始呼喊：
“周朗，周朗，快醒醒，快醒醒啊！”
“亲爱的，亲——爱的，快醒一醒，看看我！”
“朗子，我是你的娜娜，饺子还没吃呢，求你醒过来吧！”
开始是小声呼唤，继而是大声叫喊，最后是苦苦哀求，我用尽了能用的办法，想尽了能叫的昵称。
周朗依然瘫在那里，一动不动。
十分钟过后，救护车赶到，拖着周朗疾驰而去。
（三）
我的公公，也即周朗的父亲，见着我时几乎是在咆哮：“奶日的，你个克夫的娘们，还我儿——子！”
我的婆婆，也即周朗的母亲，低着头，面如死灰，一言不发。良久，突然又将目光射向我，恶狠狠，像要吃了我一样。
他们都是鲁东大地的农民，靠着黄土地谋求生计。结婚前10个月，我第一次见到周朗的父母。周朗的父亲，后来的公公，盯着我的面部看了好久。
事后，婆婆问到公公：这闺女你看满意不？公公：长的还可，就是颧骨有点高，克夫！
这些话由周朗传到我耳朵里时，我不由地乐了，直接顶了一句：“巩俐的颧骨比我高！”
然而几个月后，这样的话语被公公当着众人粗鲁地吐出时，我仿佛被凌辱了一般，嘴唇翕动却发不出声。
面对这个封建、固执的老人，我该怎么办？抗辩吗？大声告诉他我不是克夫的娘们？告诉他我是正常的女人，这盆脏水不该扣在我头上？似乎说什么都是错，只剩下无声的沉默。
五天后，医生将周朗从ICU转到普通病房，宣告了阶段抢救没有成效，他成了植物人。
公公冲上前拉扯着医生的衣领，要讨个说法，被部队的领导劝了下来。
婆婆就近躺在地上，狠狠地拍打着地面，大声叫嚷：“老天爷，你不长眼呐！”
我靠上前想看周朗一眼，谁知公公婆婆却将病床围住，死活不让我看。每靠近一步，就会招来一句辱骂。
“不要靠近我儿子！”
“丧门星！扫把星！”
“败家娘们！克夫命！”
“摔下来的该是你！你该成植物人！”
这些话语像毒针一样刺向我，让我动弹不得，内心积压的怒火喷射而出。
“你们太过分了！”说完，我哭着离开了。
（四）
父母担心我扛不住，也赶了过来。接下来的半个月里，我和父母每天都去病房，想看周朗一面，公公婆婆每次都恶语相加，并将我们推搡在外。
病房里有部队派来的战士作为陪护，负责照料周朗的日常起居。有一天上午，战士悄悄对我说：嫂子，你下午五点过来，他们不在。
这就样，出事后的第21天下午，我终于看到了周朗：瘦削的脸，凸起的颧骨，紧闭的双眼，黯淡无光的皮肤，整个人瘦了一圈。
我紧紧地攥着他惨白的手，眼泪噙在眶中，忍不住恨起来：周朗啊，你这样躺着，你可知道我心里多难受，怎么都让我一人来承担？你父母骂我克夫，不让我见你，你知道我有多难吗?
一刻钟过后，战士督促我们离开，为了避免无谓的事端，我悻悻地离开了。
（五）
现实生活将我吹得东歪西倒，而我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生活。
一边是导师督促着赶紧回校完成论文答辩，另一边是丈夫躺在狭窄的病床上还没醒来。我时常痛恨自己懦弱，老公是自己的，而我却不敢陪伴，距离咫尺，却似天涯。
或许是人性使然，或许是对现实生活的妥协，2个月后，我选择了离开。离开前，我要了陪护战士的号码，每周都打一次，以期在死灰中寻找一丝寄托。
就这样坚持了一年，一年内我瞒着家人去了医院2次，一次隐约看到周朗的侧脸，一次只看到了苍白的手。每次都像个小偷一样，透过门玻璃四处张望。
一年后，我硕士毕业了，在工作地选择上，既没有选择在山东老家，也没有选择周朗所在的城市宁波，而是选择了杭州。
我当然知道，选择杭州是一种逃避，逃避内心的灰色记忆，逃避亲人的“步步紧逼”。
我的二姨直接说：不要再报希望了，你就当他死了，别把自己耽误了！我的母亲天天“念经”：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从小我就是亲人眼中的乖乖女，顺从成了我的特质，长辈的话语总是权威不可辩驳。从地理上来看，我与周朗开始若即或离，与陪护战士的通话也变成了每月一次，有时还断断续续。
两年后，二姨兴冲冲地打来电话，说帮我找了律师，可以起诉离婚，不要再耽搁了！我听了几句，挂断了电话。
工作之后，银行的同事陆陆续续要给我介绍对象，我回答说结婚了。他们不信，说从来没见过我老公。我说，他是个工程师，被公司派遣去援非了，忙着在国外赚“美刀”呢！
赚着“美刀”的老公终究没有同事见到过，时间一久，一些是非便凭空生起：她老公肯定在外面养小三了，她老公听说是出车祸去世了，她是同性恋吧？
也曾有两个男同事，大着胆子向我表白，我便通过微信将结婚证发给他们看，证实我已婚事实，让他们不要徒劳无功，只是心里激起的涟漪却无法抚平。
（六）
我是个正常的女人，同时也是个痛苦的女人。
我痛苦是因为一段爱难以泯灭，一段爱却正在燃起，这让我坐立不安。
大伟是公司另一部门的同事，向我表白的两个同事之一，比我小2岁，他说喜欢我的阴郁。在他写下第19封表白信后，我告诉了他周朗是植物人的事实，他毫不犹豫地写下第20封信。
与周朗相比，大伟看起来更加乐观阳光，这让我积郁良久的我如沐春风。就这样，我背叛了病床上的前夫，在他躺下的5年后与其他男人有了“苟且”。
我跟大伟说，让我再等2年，如果周朗醒过来，我还是他的妻子。大伟说，可以。
随后的两年，是自我救赎的两年。每天痛苦矛盾的心理时刻折磨着我，我既希望周朗能即刻醒来，原谅我的过错，又暗想他不要醒过来了，就这样平静地躺着吧。我不停地往返于杭州与宁波之间，希望尽到妻子一些本分，希望用劳碌来麻痹自我。
7年弹指间，公公的头发已大白，婆婆的背驼得很厉害。见着我来，他们也不再辱骂驱赶，只是默不作声。周朗躺在床上，枯瘦如柴，眼窝深陷，像个皮囊。
我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去看他了，我像是要做临行道别一样，对着他从头到脚反复打量，这是一具曾经再熟悉不过的躯体，现在却这般陌生。我端来温水，拧干毛巾，对着已经陌生的躯体仔细擦洗，眼泪止不住地流。
就在我洗好毛巾倒完水准备离开时，他的眼皮好像跳动了一下，一颗晶莹透亮的透明液体挂在眼角。
我慌忙地不知所措，拿上肩包夺门而出。
门外，大伟向我招招手，我们一起钻进车内，径直向法院驶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