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峰之祖惟冠山
冠山，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山。这不是我夸大其辞，更不是自吹自擂，即便是在如今如火如荼的全域旅游景点中寂寂无名，我也还是这样认为。比如冠山石室，比如冠山书院，比如冠山诗文，比如冠山石刻，冠山敬惜字纸洞，这冠山“五绝”，可都是历史文化遗产，你真读对了吗？你真读懂了吗？你真读出来了吗？我看未必。
丰周瓢饮话圣贤
一块粗砺的黄沙石头上，镌刻了四个古老的金文篆字，在古代秀才们的眼中，没有听说有任何异议。即使在历朝历代编修的《平定州志》中，也未听说对此四字有不同的解读。突然有一天，这块历经岁月沧桑几千年的顽石，竟然第一次遇见欺世盗名者，在这块石头的上方，又不伦不类地刻上了“傅山题，xxx镌”的字样。从此，这四个字就进入了黑暗的深渊，被人们解读的啼笑皆非。有不识字的，有望文生义的，有触景生情的，有莫衷一是的，还有模棱三可的，站在“文献名邦”大牌坊下面，我真是脸红的厉害。这么一块神圣的山水文化圣地，怎么可以这样肆意糟蹋蓄意践踏恶意踩踏呢？这可是我们的文化瑰宝啊！
傅山来过平定，这是毫无疑问的。傅山也来过冠山，而且傅山在崇古冠山书院步乔宇诗韵还写过《冠山雨中三章》。但是，走遍冠山，也看不到傅青主的诗碑，倒是有他儿子傅眉所题写的一首诗，刻在冠山书院外面的大陂陀石头上。就凭傅眉有题诗在冠山上，稍有儒学常识的人，就可以判断出此处绝无傅山题刻。傅眉是读书人，再有才华，也不至于在自己父亲的题刻旁边留下墨宝，任世人评头论足，比攀高下。何况无论高低，都有不孝之子的大逆不道之嫌。那这“丰周瓢饮”四个字是怎么来的？难道不是出自明末清初的爱国诗人傅青主傅山吗？绝不是。
蹊跷的事情很多：乾隆版《平定州志·山川》载：“冠山，在州西南八里，状如冠，故名。山麓有资福寺，上有元中书左丞吕公书院。明知府孙杰高岭书院，仅存废址及古松一百三十株，山椒有孔子洞，一石琢成。”然后罗列乔宇记略文，并载“冠山两废书院，左右皆前贤题勒石迹。”从金代状元杨云翼，到明嘉靖时山西参政、前提学副使陈棐，到傅眉五言古诗一章，均详细收录，并无“丰周瓢饮”石刻记录。
但是，到了光绪版《平定州志·山川》中，除将乾隆版冠山条目下的内容如数抄录之外，又有新增内容：“按：冠山胜迹甚多，旧志未经备载，今择其要者约略补入。资福寺东偏院，旧为书屋，直隶总督那彦成题额，曰槐音书院。寺北有子孙圣母殿，求子者往往有应。西南隅有水一泓，深广不盈数尺，味甘冽，冬夏不涸，居山者皆取汲于此。旁有石，太原傅山篆书‘丰周瓢饮’四字，语本《水经注》。”在这里，我们终于看到了“丰周瓢饮”。
从州志所记传递的信息来看，“丰周瓢饮”刻石在光绪版修志之前就有，而且是傅山篆书。那为什么乾隆版州志不载呢？而且不仅不载傅山题刻，却要清楚明白地记录傅山之子傅眉题诗，难道是因为傅山反清复明的身份，在乾隆年间依然敏感，不便提及吗？那明朝灭亡都一百多年了，傅山进京都拜见过康熙皇帝了，连康熙皇帝对傅山先生都心存一分敬意，修州志的人们为什么要选择性地漏掉傅山篆书呢？恐怕不这么简单。
倒是州志所指“丰周瓢饮”语出《水经注》，让我们看到了这四字背后的雾里乾坤。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卷四》中写道：“河水又南，崌谷水注之。水出县西北梁山，东南流，横溪水注之。水出三累山，其山层密三成，故俗以三累名山。按《尔雅》，山三成为昆仑邱，斯山岂亦昆仑邱乎？山下水际有二石室，盖隐者之故居矣。细水东流，注于崌谷。侧溪山南有石室，西面有两石室，北面有二石室，皆因阿结牖，连扃接闼，所谓石室相距也。东厢石上，犹传杵臼之迹。庭中亦有旧宇处，尚仿佛前基。北坎室上有微涓石溜，丰周瓢饮，似是栖游隐学之所。昔子夏教授西河，疑即此也，而无以辨之。”
这是1500年前的著作，郦道元是地理学家，也是散文家，他也只是将“三累山”“北坎室”上的“微涓石溜”“丰周瓢饮”照实记录下来，也未敢据为己有。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我所见到的历史文献著作中“丰周瓢饮”最早的出处。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三累山上有丰周瓢饮，冠山上也有丰周瓢饮。既然“丰周瓢饮”石刻在世界上是唯一的，那么，这冠山就是北魏时期所叫的“三累山”。
三累山上有石室，冠山上也有石室。冠山就是由三个平台组成的一座山，而且第二平台称之为“瀛洲”，现在还有“登瀛”石坊。最高的第三平台称之为“蓬莱”，现在还有山泉池以及醒目的“小蓬莱”摩崖石刻。而最下方的第一平台面积最大，由资福寺和槐音书院组成，有寺必有方丈，那这第一平台就应该称之为“方丈”。这不就是活脱脱远古时期的三座仙山依次排列在这里吗？古人把冠山称之为“三累山”，真是恰如其分，名副其实。
三累山是“栖游隐学之所”，而冠山至今都以其书院自豪。有丰周瓢饮作证，有《水经注》佐证，冠山终于可以向世人展示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真容面目与登峰造极之地位了。
1500年前就有的“丰周瓢饮”镌刻，即使郦道元没有亲眼看到，至少郦道元是知道的。在郦道元1200年之后的大学者傅山先生怎么会将此盛典窃为己有呢？至少是“傅山录”或“傅山书”才对，而不能是“傅山题”呀。傅山是诗文大家，真要在此名山题写，也绝不拾人牙慧。傅山是有骨气的文坛北主，即使是抄录，也一定会如实标明，而绝不会干出如此剽窃不堪之龌龊事。何况傅山先生也是大书法家，这不伦不类的落款格式不会贻笑大方吗？那有先写自己的名讳而再书正文的道理？傅山有傲骨，也绝不会傲慢到如此寡廉鲜耻的地步吧？所以，“丰周瓢饮”绝不出自傅山，也更不是傅山所题。
这“丰周瓢饮”四字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连郦道元都不清楚作者是谁，只是怀疑与孔子学生卜子夏有关。古人的怀疑，往往是有依据的，绝不会凭空捏造，郦道元也不例外。卜子夏“教授西河”，这是历史上文名远播的重大事件，也是“河汾学派”的源头活水，郦道元的怀疑绝不是空穴来风。在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卜子夏是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而卜子夏是山西人，是继承孔子儒学并为后来的广泛传播起过不可替代作用的人。
孔子是周礼的极力维护者，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的思想是：周礼借鉴了夏礼和殷礼，并在夏礼与殷礼的基础上发扬光大而建立起来的，这三代之礼是多么丰富完备啊！我愿意遵从周礼。
周礼的最大特色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把家族和国家融合在一起，把政治和伦理融合在一起，这一制度为周族八百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也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汉初大思想家贾谊在《新书·礼容语》中说：“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而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难怪著名史学家夏曾佑曾这样评价周礼的缔造者周公说：“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大有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夏曾佑《中国古代史》1935年版,第31页）。
而面对集三代之礼之大成的周礼这个广博丰厚的历史文化汪洋大海来说，教授西河的子夏及其弟子们，恐怕能做到“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就很不错了。华夏古文化博大精深，浩如烟海，至今仍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几千年来，穷经皓首的知识分子们，终其一生，也只是学一个皮毛，能得其精髓并有其建树者并不多。求学者既要有舍我其谁的使命感，也要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献身精神，更要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这应该就是“丰周瓢饮”的本意，说明这四个字与春秋儒学有极大的关系。既然郦道元认为与卜子夏教授西河有关，那么，其非出自卜子夏，就出自卜子夏的门徒，创作者虽然不能确定，但由来已久是确凿无疑的。
如果这“丰周瓢饮”出自傅山，郦道元就绝不可能看到。既然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说看见过“丰周瓢饮”，那么，傅山所题就纯属子虚乌有。你也可以说傅山先生饱读诗书，应该在《水经注》当中读过“丰周瓢饮”，然后在登冠山的时候，将“丰周瓢饮”书写在了冠山介石之上，这也是情理之中之事。可问题是在傅山之前1200余年的郦道元见过“丰周瓢饮”，那就只能说明傅山所题是假，我们今天看到的“丰周瓢饮”与1500年前郦道元所看到的“丰周瓢饮”乃是同一石刻。因此“丰周瓢饮”石刻，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何其有幸，这极有可能是两千年前的国宝级绝世文物。
丰周瓢饮，这绝对是作者的一种文学创作，也是一种思想流露。其既不是拾人牙慧的书法卖弄，更不是鹦鹉学舌的学识炫耀。如果是傅山所题写，那就只有一种创造撞车的巧合，也应归之于抄袭行列。即便是傅山所书写，郦道元是绝对看不到的，哪怎么可能出现在他的著作中呢？唯一的解释是“丰周瓢饮”石刻古已有之。既然都不出自郦道元之手，当郦道元看到都怀疑与卜子夏教授西河有关，那么傅山所题就绝对是荒诞不经的无稽之谈了。
这冠山上的“丰周瓢饮”绝不那么简单，至少不是凭空而来，也更不是沽名钓誉者的捏造杜撰，而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山上的一处古老典藏，至于古老到什么程度？恐非人们所能想象。至于其凝结着什么文化情结，恐怕三言两语难以说清。即使管中窥豹，也足以让人瞠目结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