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和朋友去县交通大队拿车检合格的标志，常年在外，我很少在县城办正经事。偶尔去，也是约三五好友吃饭打球。
到交通大队的时候是下午的2点10分，交通大队玻璃门上明晃晃的一把大锁，门前两个人漫无目的的张望着，和朋友凑过去看了玻璃门上的通知：上班时间8:30—12：00,2:30—5:30。现在不是上班时间，和朋友商量先去吃饭，回来后排队拿标志。
2点26分我们又到了交通大队，门前已经有50多人，门依然锁着。
2点46分，来了一个交通警察，在门前晃了一圈，又走了，门还是没开。
2点56分，一个30多岁的警察打开了门，所有人都冲了进去，我和朋友都是第一次办事，不知道进门是要冲的，落在了最后面。
交通大队有五个工作窗口，只有1号窗口和5号窗口有工作人员。
今天来交通大队的，有办车检合格的、有过户的、也有新车上牌的。所有冲进去的人立马分了两拨，分别挤在1号窗口和5号窗口。朋友身强力壮，在1号队伍里苦苦煎熬了5分钟之后终于到了那个警察的面前。
“你好，我来拿车检合格标志。”朋友在递过去材料后如是说。
“你到5号窗口去拿。”
没有原因也没看材料，朋友就被打发到了5号窗口。
在5号窗口也肉搏了5分钟，见到了警察。
“你好，我来拿车检标志。”
“到1号窗口，我这里办不了。”
朋友就像皮球从1号窗口从踢到了5号窗口，又从5号窗口踢到了1号窗口。朋友看了看手里的材料，疑心材料的问题，因为行驶证是他母亲的，驾驶证是他父亲的。我们到了交通大队对面的复印店里，打算复印他母亲的驾驶证。复印店的老板告诉我们，车检合格只要行驶证就可以。
没有复印驾驶证，我倒是觉得这老板知道的真多，和每年办生源地贷款的那些老板一样博学，他们凭自己的知识，打印一张纸可以要到三块。
重回交通大队已经是下午3点20分，这回五个窗口都有人了。朋友一番苦战之后再次到了1号窗口。
“到2号窗口就可以办理。”
又被踢到了2号窗口，所幸这次2号窗口真可以办，填写一份保险的单子，就可以在3号窗口领到标志。
领完标志，一个大爷对着警察发火了。我没有听清大爷要办什么手续，但他的经历和朋友相似，辗转了好几个窗口依旧没有拿到需要的手续，甚至不知道要在几号窗口办。
“不办就滚！”
大爷最后还是耐心办了手续，我和朋友很听话，立马滚蛋了。
交通大队通常也是调解交通纠纷的地方。出了交通大队的门我们刚好碰到了一对准备私了的车主。车被撞了的车主是2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另外一个是50岁上下的人。听年轻人的描述，事故的主要责任人是后者，他的车停在路上，肇事车突然冲出来撞到了他的车上。
被撞的车主站在台阶上，老人站在平地上。我听到老人已经同意赔他所有修车的钱，但他还是对着交通大队门口20多人问候了老人的全家人，倒是老人像一个犯错的孩子低着头。
我突然觉得这种情景很熟悉。小学时候我犯了错，老师站在讲台上，我站在讲台下，老师每次都说这次你做错了，下次要怎么做，最后在额头重重的弹几下。幸而有老师，我不会站在台阶上。
回家的路上，碰到了弟弟的同学。远远地就认出了他，他在天津上班，回家过年。互相问候了近况。
本来还想多说几句，但他一口普通话让我觉得很别扭。小时候常听见母亲说谁在外面呆了几年已经不会说家乡话了，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在外地读了四年大学，如今即将毕业，可家乡话始终是变不了。贺知章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现在深以为然。在外面待过，也知道普通话的必要性，所有人都来自天南地北，不说普通话没法交流。经常和潘老师说我的普通话不太好，分不清前鼻音和后鼻音，潘老师不在意，总会告诉我语言的本质就是交流情感、沟通想法。
今年暑假在贵州凯里火锅店点菜，老板听不懂普通话（我的确说的不太好），我倒是能听懂凯里话，后来他说话，我比划，一顿饭也吃得其乐融融。
政府人员于人的态度，是经济的一个缩影；人与人的关系，是文化的折射；而人对故乡的认同则是人文的体现。这三个，就是一个地方和文明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