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高一下学期，文理分科后不久，班里调整了一次座位。一个叫刘晓慧的女生，被安排到了我的后面。
她是从别的班刚分过来的。个子不高，剪着齐耳短发，鼻梁上架着一副掉了漆的眼镜，镜片后那双眼睛大多时候都垂着，像总也抬不起来。她衣服总是那几件，领口和袖口洗得发白。平时一个人低着头学习，成绩算不上拔尖，人却很刻苦。坐在我后面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几乎没说过什么话。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清明节放假，我跟家里人回老家祭祖。车子拐过村道上的一个急弯时，我看见弯道下方一户人家门口，有个熟悉的身影正弯着腰侍弄庄稼——是刘晓慧。
我有些意外，回头问家里人那户人家的情况。
“那里以前是余三妈他们家。”大人说，“余三妈你晓得吧，她男人以前就是我们对门卖抄手那个。我们搬走没两年，她们也搬了，后来房子卖给了对面山上的一家人。听说那家人不怎么容易，具体也不清楚。”
回学校后，我提起清明节那天的事，顺口问了她一句。
“我们家以前住在对面山上。”她低头翻着书，语气平平的，“小时候山上滚石头，把房子砸了，后来才买到现在那个地方。”
“难怪。”我说，“我外婆家以前也在那边。小时候每次回去祭祖，都要先坐一个小时车到太公镇，再转车去龙坪，从龙坪走上去还得一个多小时。后来舅舅买了车，倒是方便些，但也要开一个多小时。那条路又烂又陡，坐一趟挺遭罪的。”
“我现在回家也是先坐车到太公，再转车到龙坪，最后走路回去。”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淡淡笑了笑，“你们这些住在县城的本地人，怕是没怎么走过这种路吧。”
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只好换了个话题：“学校放假总在周五下午，那会儿还有车回去吗？”
“没有。”她说，“所以平时放假我都申请留校，只有长假才回家。”
“只有长假才回去？”我有些意外，“学校连上三周才放一个周末，你不回家，一个人留学校里干吗？”
“周六早上回家，周天一早又要回学校。”她说，“回去也待不了一天，来回车费不少，路又难走，折腾一趟不值当。”
她说这话时依旧低着头，像是在算一道再普通不过的题。我没再问下去。只是后来上课时偶尔回头，看见她仍旧伏在桌上写题，心里会想起她每次回家要走的那段路。以前只觉得她这人闷，不爱说话；后来再看，感觉就有些不一样了。
高一很快过去，到了高二，班里几次调座位，刘晓慧却一直坐在我后面。我也不像从前那么散漫，慢慢开始认真学起来。有时候遇到不会的题，会转过去问她；她也会把眼镜往上推一推，指着书上的步骤，一句一句讲给我听。她讲题时很认真，讲完之后又很快低下头，像刚才多说了几句话，已经算是额外的事了。
一个周六傍晚，我和几个初中同学在街上闲逛。走到客运站外面时，我看见刘晓慧站在路边，神色焦急地四处张望。她平时很少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我便走过去问了一句。
“你怎么在这儿？”
“我家里出了点事。”她声音发紧，“我得马上赶回去。客运站已经没班车了，我想打个车回去。”
“这么急？不能等明天早上吗？天都快黑了，你一个人打车走山路也不安全。”
“等不了。”她眼圈一下就红了，声音也跟着哽住，“我奶奶在家里摔倒了，邻居帮忙送去了太公卫生院，我现在就得回去。”
我没多想，直接说：“我陪你一起去。天都快黑了，从这儿到太公还有一个多小时山路，你一个人我不放心。”
她愣了一下，像是想拒绝，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我们在路边等了十多分钟，才拦下一辆出租车。车子出了县城，一路往山里开。天色一点点暗下来，车里安静得厉害，司机也没怎么说话。我坐在后排，偶尔看她一眼。她一直盯着手机，手攥得很紧，指节都有些发白。
快到太公的时候，她手机忽然响了。她接起来，只听了两句，整个人一下僵住了。
到了太公卫生院，事情已经来不及了。
那一夜我一直陪着她。卫生院走廊里灯光昏黄，空气里混着消毒水和潮湿墙皮的味道。她刚开始还强撑着去问人、签字、跑前跑后，等事情都处理得差不多了，才在走廊的长椅上坐下来，低着头哭了。认识她这么久，我第一次见她这样。
我站在旁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陪着。墙上的挂钟一点一点走着，远处病房偶尔传来几声咳嗽，护士站那边很久都没什么动静。后来她哭累了，慢慢安静下来，眼睛一直望着对面斑驳的墙。
过了很久，我才轻声问：“你家里就只有你和你奶奶吗？没有别的亲人？你爸妈呢？”
“我叔叔在昭通，明天早上才赶得回来。”她声音很低，“我爸在上海，已经买了今晚的火车票，但要后天下午才能到六盘水，大后天估计才能回来。”
“原来你父母都在上海。”我下意识接了一句。
“不是我父母。”她抬起头，眼睛还有些红，“是我爸。”
我愣了愣，才问：“那你妈呢？”
她没有马上说话，只是拿手背擦了擦脸。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她说，她出生没多久，父母就外出打工了。父亲在建筑工地上做事，母亲在厂里上班。她从小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一年里最盼的，就是过年时他们回家。可到了她小学四年级那年，她妈跟别人走了。她爸受不了，离了婚，一个人去了上海。
“从那以后，”她盯着地面，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我就当没有这个妈了。”
那之后我没再问。走廊重新安静下来，只有头顶的日光灯偶尔发出轻微的电流声。她靠在椅背上，像一下子把力气都用光了。我坐在旁边，陪她守到后半夜。后来她迷迷糊糊睡着了，我把外套搭在她身上，自己在旁边坐了一夜。
第二天中午，等她叔叔赶到，我才坐车回学校。
回学校以后，日子又像是恢复了原样。刘晓慧还是坐在我后面，还是低头写题、背书，只是比以前更安静了些。课间我偶尔回头看她一眼，她要是正好抬起头，便会冲我挤出一个很淡的笑，像是在说自己没事。
我们谁也没有再提起那个晚上。
高二结束以后，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把成绩好的学生单独编进了一个新班。原来的班被拆散了，我和刘晓慧也不再同班，只是偶尔还能从别人那里听见她的消息。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听说她比我高了十多分，刚好过了本科线。我原本以为，她这次总该能去个不错的学校了。后来才知道，她报的是省城的一所大专。
以她的分数，本来是可以读三本的。
但她最后还是选了大专。
我没有去问为什么。其实也不难猜。
后来我去外地上大学，关于她的消息，也就越来越少了。
（下）
大学毕业后，我回了老家，在舅舅的帮衬下，跟着他在县上做点小生意。日子说不上多好，也不算差，平平常常地往前过着。
那天忙完手里的事，我和舅舅开车回外婆老家。路过太公镇时，他下车去买东西，我留在车旁等他。就在这时，身后忽然有人叫了我一声。
我回过头，看见一个打扮利落的女人站在不远处。她穿着浅灰色呢子外套，里面是白色打底衫，下身配一条深蓝色牛仔裤，脚上踩着干净的小白鞋。头发扎成低马尾，耳朵上戴着一对很小的珍珠耳钉，整个人清爽、妥帖，和这条有些灰扑扑的小镇街道显得不太一样。
我盯着她看了几秒，觉得眼熟，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是谁。
“是我啊，刘晓慧。”她先笑了。
我一下愣住了。
很多年不见，我竟差点没认出她来。眼前这个人，和记忆里那个总坐在我后面、低头写题、校服袖口洗得发白的女生，几乎已经对不上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她看着我，也有些惊讶。
“外婆去世了。”我说，“今天和舅舅回来给她烧诞辰。走得匆忙，东西没带齐，就在这儿补买点。”
我说着，朝正在店里买东西的舅舅指了指。
“那你呢？”我问，“该不会大学毕业以后，真回来建设家乡了吧？”
“建设家乡？”她笑了一下，“我可没那么高尚。欧燕不是结婚了吗？我这趟回来参加她婚礼。刚好我爸想在太公买套房，我就顺便回来陪他看看。”
我这才注意到她身后还站着个老人，头发已经白了大半，皮肤黝黑，身子也瘦。我差点以为是她爷爷。
“这是我爸。”她说。
我心里微微一顿，还没来得及说什么，舅舅已经在那边喊我。我只好先跟她匆匆告别。临走前，我们互相加了微信，约好过几天一起去参加欧燕的婚礼。
到了婚礼那天早上，我开车去酒店楼下接她。等了十来分钟，她才从里面出来。
她显然是收拾过的。脸上化了淡妆，眉眼干净，嘴唇上是一层很薄的口红，头发也比前几天见面时打理得更仔细。她拉开车门坐进来时，身上带进一阵很淡的香味，不浓，却让人一下注意到。
我发动车子，忍不住笑着问：“怎么这么久才下来？”
“挑衣服挑半天。”她系好安全带，也笑，“太久没参加这种场合了。”
车开出去没多久，我们便聊起这些年的近况。
“我现在在深圳上班，做产品销售。”她说，“一个月就几千块吧，反正我也没什么追求，能把自己养活就行。”
“在深圳几千块钱，怕是光房租都不够吧。”我一边开车，一边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
“我跟我妈住。”她低头看着自己刚做的指甲，“不用交房租，平时吃饭也是她管。每个月赚的钱，差不多都能留给自己当零花。”
我手一抖，差点没踩好刹车。前面刚好变了红灯，我猛地一脚刹住，后座上的包一下滑到了地上。她弯腰把包捡起来，重新放好，又靠回座位上。
车里安静了一会儿。
“你现在……跟你妈住一起？”我还是问了出来。
“嗯。”她看着窗外，语气很平，“大学毕业以后，我去了昆明、广州、成都、上海，跑了不少地方，也换过几份工作。后来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她现在又成家了，对方是香港人，在东莞开厂子，一家人住在深圳。”
她停了一下，像是在想该怎么往下说。
“我以前在广州租房子，一个月一千八，还是隔断间，隔壁说话都听得清清楚楚。吃饭省着花，月底一算，什么都剩不下。”她笑了笑，低头抠了抠指甲边缘，“现在跟她住，房子够大，吃饭不用花钱，每个月挣的钱都是自己的。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周末还能出去逛街、喝下午茶。说实话，这种日子以前我想都不敢想。”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是轻快的，像在讲一件再实在不过的事。
“那你是原谅她了？”我问。
她没有立刻回答，只是把手举到眼前看了看，像是在端详指甲上的颜色。过了一会儿，才淡淡地说：“也谈不上原谅不原谅。都过去了。”
车里收音机放着首老歌，声音很小，断断续续地钻进来。
“其实后来我也想明白了。”她又开口，“我以前一直觉得，人只要肯吃苦，往前熬，总会熬出点东西来。可折腾了这么多年，发现到头来都差不多。那既然这样，干吗还非得跟自己过不去？”
她说这话时还带着笑，像是早就把这些想通了。可她手指一直没停，反复去抠指甲边的一小块倒刺，那里已经有些发红。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继续往前开。
后来她又说起深圳的日子。说周末可以去海边走走，和朋友约着喝下午茶，偶尔给房间买束花，插在瓶子里，看着也高兴。她说这些时，神情轻松，甚至有点明亮。可我听着，心里却总有种说不出的别扭。
等我问起她爸，她语气就更淡了。
“他这些年还是在外面打工，一个人挣，一个人花。前几天把攒下来的钱都拿出来，在太公买了套养老房。以后老了，大概就回来住吧。”
她说得平平常常，像是在讲一个和自己关系不大的亲戚。我没再往下问。
到了婚礼现场，我们被安排坐在同一桌。没多久，一个叫谢媛的女生端着酒杯走过来。她也是我们高一时的同班同学，毕业以后就没见过了。
她拍了拍刘晓慧的肩，先愣了一下，才睁大眼睛说：“晓慧？真的是你？我刚才差点没认出来。你变化也太大了吧。”
刘晓慧端起杯子跟她碰了一下，笑着说：“哪有，就是胖了点。”
“胖什么胖，你这叫刚刚好。”谢媛上下打量她，目光落在她耳朵上，“这个耳钉是那个牌子的吧？我上次在专柜看过，不便宜呢。”
“还好，打折的时候买的。”刘晓慧伸手碰了碰耳垂，笑得很自然，“你呢？听说你都在昆明买房了？”
“别提了，房贷压死人。”谢媛立刻接过话头，“工资一到手就没了，哪像你们在大城市的。”
“大城市也有大城市的难处。”刘晓慧说。
她这话说得很顺，像是已经说过很多遍了。
谢媛后来被别人叫走了。刘晓慧重新坐下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杯沿上留下一个淡淡的口红印，她用拇指轻轻擦了一下，又把杯子放回桌上。
整场婚宴，她都显得很从容。有人来敬酒，她就笑着应；有人问起工作，她只说自己在深圳做点小生意，很快又把话题引到别人身上去。她像是很懂得怎么让对方舒服，怎么把场面撑住，却很少真正说到自己。
我坐在旁边，看着她和别人说笑，有时会突然有些恍惚。她笑起来比以前好看得多，整个人也柔和、明亮了许多。可我越看，越觉得自己好像还是认不全她。记忆里那个沉默、清瘦、总低头写题的女生还在，可眼前这个会化妆、会说场面话、会轻轻松松提起过去的人，也是真的。
婚宴快结束的时候，有个男生提议说，难得人来得这么齐，不如再找个地方坐坐，喝点酒、聊聊天。几个人正商量去哪儿，刘晓慧忽然开口：“楼上不是有棋牌室吗？开几桌打麻将好了。”
她声音不大，刚好能让附近一圈人都听见。大家一下笑起来，起哄着往楼上走。
刘晓慧也跟着站起身，低头理了理裙摆，又回过头朝我招了招手：“走啊，发什么呆。”
酒店大厅的灯落在她脸上，耳垂上的珍珠轻轻晃了一下。她笑得明亮，神情自然，像是任何一个正在参加老同学婚礼的年轻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