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有天一觉醒来，我忽然觉得左半边儿脸似乎特别肿，舌头像是糊了层蜡，几乎尝不出任何味道，眼睛也眨着不痛快——对着镜子端详半天，也没看出什么异常。再过了大半天儿，接了个电话，就愕然发现自己已经丝毫感觉不到左半边儿脸了。
于是大喊我老公，跟他说“完蛋了，我根本感觉不到左脸了”；他看了看我也开始惊呼：“完蛋了，你左脸整个儿掉下来了！”
就在那个时刻，我们整体感觉都特别完蛋。
有时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承受着多大压力
那天是2016年9月18日，星期天。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儿的：
9月10号，我刚刚结束了为期一年的MBA课程，完成了在牛津大学的学业——这也是从小到大我最努力并且最辛苦的一年；
9月17号，退掉了牛津的房子，正式搬到温莎——跟我一起住的有我老公二喜、儿子右右、以及我的BFF兼后来的合伙儿人小虎；
右右刚刚开学，在我新给他找的学校念Reception（感觉相当于国内的学前班儿）；
特别急着要考英国的驾照，因为天儿马上就要转凉了，而且小朋友的新学校离家比较远，所以特别期盼着能赶紧开车接送儿子上下学；
当时已经来了英国一年，接下来的去留未定——我当时正在申请国内最知名电商集团在英国办公室的职位，已经完成了四轮儿面试就等结果；另外也在跟小虎商量着准备创业，之前刚连熬几宿把申请毕业生企业家签证的材料交到了牛津
总结下来，就是刚好赶上了从各个角度来说，生活都比较动荡并且充满未知的一个当口儿。
我其实还觉得自己面对着各种压力心态算是挺好的，虽然的确很忙也很累，但是自以为把毕业、搬家、给儿子找小学、给自己和家人规划下一步的方向什么的这些事儿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虽然有点儿过于紧凑，紧凑到我经常只有仨钟头的觉可睡。
当时想着，扛过这一阵儿，等所有事儿都落听了，没准儿就能轻松几天了。然后就到了这一天。现在回想，觉得一切都像是预先安排好的。
发现我“左脸整个儿掉下来了”之后，我跟二喜都非常抓狂，觉得无论如何大概都得跑一趟急诊室了。急急忙忙换上衣服，才意识到压根儿不知道哪儿有急诊室。于是又打开手机现搜，先看看就近都有什么医院，然后再看哪些医院礼拜天还开门儿，接着挨个儿打过去问人家，“急诊室有么？”
这样儿找了一轮儿之后，终于发现了七八公里外的一个急诊，电话打过去问他们，我左边儿脸掉下来了哎，要不要去看看哇？那头儿的人让我描述了一下儿症状后，正告我：“你必须马上过来。”
急着出门儿才意识到没车以及没法儿开车在小镇简直寸步难行；小虎在此时非常给力，不光迅猛叫到一辆出租，还坚定地表示可以独自在家替我们看孩子。于是我跟二喜忐忑不安地上了车，奔向医院的急诊室。
然后我们在急诊室度过了十个小时。一开始，所有症状都指向中风，所以急诊室的人也非常重视；在经过了一些检查认为应该不是中风之后，节奏就慢了下来；随后，又经过了各种形式的排查——包括了直观的观察、反射测试、验血、以及一个脑部MRI扫描——这些都是为了彻底排除中风、脑瘤、脑溢血等可能。
结论就是在夜里三点的时候，大夫告诉我，得的病是贝尔氏面瘫。这个病的诊断形式比较奇特，因为无法直接判断，只能依靠排除法——其它的可能性都被否定之后，剩下的就是它了。主因一般有两种，病毒感染，或者精神压力。前前后后五六个护士、大夫和专家给我检查过之后，普遍认为我发病的主因是精神压力。
那大概是我第一次切实地明白，精神压力这个东西吧，有时候不管自己精神上觉得压不压，那个力都在。
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发病的第二天大概是最难熬的。
夜里三点，大夫说建议我住院，我说不行我得回家，家里的孩子太小。于是领了药，约了之后的复查，就走到大堂去叫出租车。
本来第二天约了去考驾照；刚知道忽然得了这么个别扭的病就想着算了先别折腾了，可是夜里三点等了半小时出租车之后又觉得，约都约了，考就考吧。
回到家，小虎和右右都已经睡着了。我也简单收拾了一下洗了个澡，就赶紧睡觉了。不到仨钟头之后，我就开始了充满连击的一天。
毫无悬念地，没能通过驾照的考试（而我在那之前其实早已在国内开了快十年车），其实考驾照本来是个小事儿，但由于英国的驾照考试非常难约，这一下儿就意味着又有很久都没法儿开车接送娃，心里感到特别愧疚；紧接着在回家的路上接到了之前面试的公司的电话，非常和善而礼貌地告诉我，最后一轮儿面试没有成功，我对来电话的人表示了特别诚恳的感谢；然后又收到了大学的邮件，通知我们提交的材料不够，在补齐之前，签证担保的申请无法被考虑。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觉得身心俱疲，终于能坐下来吃饭。喝了口橙汁儿，居然顺着嘴角流了出来——因为那时我嘴唇的左半边儿已经完全没有知觉，所以根本没有一点儿力量。
接下来的一两天里，症状达到了最严重的状态：左边的舌苔全部脱落了，露出鲜红的舌头，却依然尝不出任何味道（这么严重的味觉损伤对于一直热衷于学习品酒的我来说，算得上是非常毁灭性的打击）；左脸还是一丝儿都动不了，面部神经完全歇菜；左眼闭不上，以至于我每次眨眼都只能单眨右眼，像是人生充满了阴谋；同时，在整个儿左脸几乎彻底僵住，功能尽失的时候，左耳的听力却被无限放大了——一切声响在我的左耳听来都振聋发聩，感觉脑袋时刻准备爆炸。
晚上洗澡，因为左眼闭不上，所以在洗头的时候水跑进了眼睛里；下意识地拿起毛巾去擦，却忘了眼睛依然闭不上，毛巾直接蹭在了眼球上，每一根纤维的质感都变得分外鲜明。
即便在这种看似事事不如意的情况下，生活中的一切也还在继续：二喜还是每天辛勤地买菜做饭并且继续骑着自行车在寒风中接送右右（是的腐国的九月就能挺冷的了）；右右依然在不断适应新的校园生活；而我跟小虎也十分麻利地补齐了大学需要的关于我们创业想法的材料，拿到了当周周四的面试。
回牛津去面试的那天，我还处在发病最严重的时期——面瘫的症状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我说话（这对于一个我这样儿的话唠儿来说简直就是致命打击），我已经很难正常发音，而且我发现英文还比中文更加费劲。如果我想勉强说话，唯一的办法是用手稍微拽住左边儿嘴角儿，同时往上轻提并且往外拉扯，手工配合这一侧所需要的口型。
于是，轮到我们俩面试的时候，我一进门儿就用左手按住左脸，跟评审的三个人讲述了我的病情并且抱歉地告诉他们我只能这样儿说话，仨人均表示非常同情和理解。接下来，我就以全程单手托住左脸的尴尬傲娇姿势，完成了为时40分钟的面试。然后我们俩当场就被告知，牛津大学将会为我们出具毕业生企业家的签证担保（后来，我们真地开始了风风火火的海外创业生涯）。
静待风暴过去
那是一周来听到的唯一的好消息，晚上我们都特别开心，感到终于有一些悬而未决的事情，逐渐开始显现出眉目。对于新的签证，我们当时需要做的就是等待正式毕业，就可以差不多开始申请；这个等待过程，也正好是个可以稍微休息下，逐渐养病的过程。
贝尔氏面瘫是一种自愈性的疾病，也就是说理论上，不用怎么管它，也会逐渐好转。国际上通用的药物干预主要就是在刚刚发病的头十天口服激素，我也是这么做的，接下来似乎就只能听天由命了。这个病虽不直接危及生命，但是特别没谱儿，也就是说压根儿不知道能不能好，也无从判断预后如何。在这期间，我也尝试了喝中药、扎针灸和按摩。
发病后的头三周，我的状况没有一丁点儿的改善，眼看就像是要一直这样儿下去了；到了差不多第四周的时候，我隐约觉得左嘴角儿似乎能微微地颤动了，都特别兴奋地拉着二喜和小虎一起观察了半天。
接下来，病情慢慢地开始有可见的好转，在之后三个月里不断地有所改善。那段时间里，我总是想起多年前看过的一个法国电影儿，片名叫做《生命宛如幽静长河》，剧情跟我当时的境遇基本上可谓毫不相关，但我似乎记得那个电影里说过一句话——静待风暴过去。
就是这句话，感觉给了我特别多的力量——不光是相信状况会有所好转的力量，更重要的是逐渐意识到状况有可能不再会继续好转而依然可以接受现实的力量。
我缓慢的康复进程在进入2017年后不久，就差不多停滞了。以我去年今天确诊时被判定的严重程度来看，恢复得算是还不错了——从外观上几乎已经看不出明显差异，左脸的大部分也运转正常。
现在还难受么？难受呀。每一次眨眼、每说一个字、每吃一口东西，都有各种不对劲的地儿：神经间错乱式的互相牵动（比如用左边儿嘴嚼东西的时候，左眼总是控制不住地想要闭上），左脸力量不足而导致在有些说话语速较快的时候会忽然跟不上趟儿，在比较劳累的时候也会明显感到左侧面部疼痛。
但是这些事儿，都可以不算什么。身心两个方面，起码算是差不多恢复了一个——既然发病的主因是心理压力，那因为任何不完全康复而额外承受的心理负担，都不光于事无补，而且更容易雪上加霜。
我在脸歪了一半儿后不久，就差不多想通了，并且可能是从小到大第一次由衷地庆幸自己本来也长得不怎么好看，所以其实就算是往后一直面瘫也损失不算太大。
回想去年这会儿在急诊室，如果最后没能排除其它那些曾怀疑过的任何一种病症，说不准我也就看不见今年的这一天了。
得以生存的每一天，或许都不会特别容易；但是面对种种人生经历，唯有不断对抗打击，并且在取得些微进步时，毫不吝啬地满心欢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