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民遇水
中国现代最精锐的一支军队，是抗战中由英美训练、孙立人挂帅的“新一军”。这支两万多人远征军残部，到达印度时已不足出征之初的十分之一。后来的战事向人们重申了“兵不在多而在精”这一古老原则。两万精锐之师的战斗力，远胜过二、三十万羸兵。
在近代中国，还有一支较新一军毫不逊色的部队，这便是在英军中服役的“步兵中国军团”，中国人呼为“华勇营”的军队。严格意义来说，他们只能称为“华人部队”，而不是中国军人。这支部队因在庚子年被编入八国联军，而背负“汉奸”之名。这种名声似乎最近几年才泛滥起来，在网上搜“华勇营”三个字，只见将其骂作“汉奸部队”的文章铺天盖地。用喧哗恶毒的词汇来招揽眼球，那些文章本身的价值一无是处，唯一值得关注的，是文中的观点和作文者们的心态。
将这一群在同行中为华人赢得职业军人荣誉的人们，扣以“汉奸”帽子，作为个人行为并不值得赞赏。君子宠辱不惊，更不轻易吹捧或者发难。而当这种行为成为一种煽动性的风气之后，背后所折射的，是一种专事以刁难弱者为能事，而以谄媚强者而不自耻的恶毒风气。此风远非今日才有，亦非中国独有，它源远流长，因为可以作为侵犯他人最好的武器，而深受强权者所喜爱。
在全世界，受此风伤害最深的，恐怕要数中国这一古老民族，所谓“悠久而从未中断的文明”，可以浓缩为几个强权如何使人匍匐于其下苟且偷生的镜头。这些镜头一个是“盛世”：人民闭塞而赤贫，被打散并桎梏在广袤农村，背朝黄土一代代以传中接代为最高追求，少量城市里汇集着来自农民血泪的财富，上层社会声色犬马的生活被粉饰为“繁华与荣耀”。另一个是“乱世”：本族或异族的匪类们四处杀人放火，城市化作残垣断壁，村中冒着浓烟，白骨弃于野，千里无鸡鸣，逃难的人们惊惶而绝望地离开故乡，不知哪里可以安身，只知道眼前脚下是一片必须马上离开的屠宰场。
还有第三个镜头，凝重得令人窒息：有一小群人，想要努力使这个民族摆脱前两个镜头的无尽循环。但仿佛无论如何，他们生的火焰和死的献血，都难以撼动那个摇摆的魔咒，而他们仍然在生，在死。呱呱落地的婴儿洪亮地叫喊声，仿佛想要告诉世界，自己前生，是那颗被挂在城头上示众的头颅。这个镜头从晚清一直持续至今，它究竟会归落何方？
要说起这支参加八国联军的“华勇营”的由来，颇为话长。1895年，战败的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向日本赔款并割让辽东与台湾。清廷排出使团请英、德、俄三国调停，将被称为“北直隶湾”的渤海沿岸利益，出让给三国，让他们出面向日本施加压力以保全辽东半岛。使团兵分两路，俄国人指名非李鸿章不见。李鸿章在俄国受到了使他心满意足的尊崇接待，风光无限的李中堂，摆出一副迁尊降贵的姿态，答应将旅顺、大连两个俄国梦寐以求的远东不冻港租借给俄国作为军港，由俄国出资在南满修建两条铁路，路权归俄国所有，按每50米一人的规格派遣军队驻扎在铁路沿线，以“保护铁路”。
而出使英、德的代表，并没有明确地许给对方利益，仅与对方签下在北直隶湾英、德、俄三方利益均沾，并自动获得最惠国待遇的条款。
三国“调停”之下，日本与清廷达成协议：中国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尽管李鸿章矢口否认自己受贿，坚称自己一生节俭，视财帛若浮云。但保存在俄国的档案仍显示：他在俄期间共收到了价值超过400万卢布的礼物，以及为了接待他的使团，而花费近同等数目的排场费。（总价大概够修三条京汉铁路）
俄国获得了旅、大，德国很快持利益均沾及最惠国条款而来，要求同等待遇。清廷哭着喊：“没跟你们签租让条约啊！”于是著名的典故发生了，德国代表拍着桌子喊：“白纸黑字你们不认，只认军舰和大炮的话，那我国就把军舰开来，让你们去和大炮签字！”后来德国舰队果然开来了，清廷只好就范。
后来康有为流亡海外访问德国时，听见德国人向他讲这个典故，康圣人“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深为同胞耻。”
1897年，德国以武力威胁租借胶东湾，朝野一片哀嚎，几乎没人认为是李鸿章的错，而是洋人霸道欺人！英国人也坐不住了，要求得到德、俄同等的租借地，并告诉清廷，如果纵容俄国在北直隶湾做大，东北、华北迟早都会被它全都吞掉，中国自己的力量无法抗拒外来强敌，只有保持各国均势，才能遏制事态进一步恶化。这次清廷乖了，把威海租让给英国，让北直隶湾形成了俄、德、英三足鼎立的格局，不使一方做大。
英国在全球的扩张已经来到了极点，抽调不出兵力驻防威海，于是在中国招募华人参军，募兵广告在天津《直报》和上海《申报》上刊登：要求身高5尺7寸（约170cm）以上，胸围35英寸以上（约89cm），年龄19-24岁，退伍士兵优先。新兵期半年，月薪5-6元，列兵8元，士官最高达12元，每季发一套新装，日常伙食“全面免费供应米、面、肉、干柴”，两年内无劣迹者每月多得30铜板（3角）……。
当时清军绿营通饷是2两，有些部队发双份，除了袁世凯的小站新军之外，喝兵血的情况几乎无处不在，清军实际待遇远没有对外宣称的高。
我们顺便看看有关此事的两份英国电报，瞧瞧人家的行政风格：
1898年10月11日，首相索莱茨伯里，致电驻清公使麦克唐纳：“是否反对陆军部派一名军官即刻前往香港，为威海卫招募一营中国士兵？”当日，公使回电：“没有人提出异议。”
1899年，一支包括7个连队，534名官兵的“华勇营”，在威海卫服役，既有农民子弟，也有退伍清军。山东人居多，其余大多是直隶人，“但他们不如山东人优秀”。平均身高176cm，体格健壮。士兵签约三年，有需要可延长至四年，签约期内可以派往全球任何地区执行任务。
建制有步兵连、骑兵连、长枪连、机枪连、炮队，医疗队、军乐队、译员，一应齐全。装备着最先进的马克沁机枪。这支部队的训练非常严格，英国军方信奉“优秀战士来自有效训练”，“士兵兜里有饷钱，手中有武器，闲游浪荡下来就会堕落为罪犯”这些传统信条。每天的日程都被排得满满地，鲜有“放羊”的时候。如果犯有站岗打瞌睡、不守纪律、小额赌博等行为，会被关禁闭。而犯有大额赌博、敲诈、抢劫行为的，将遭到“解雇”。有趣的是，有很多人在清军中染成兵游子作风，禁闭室又干净又宽大，每天吃得好睡得香，还可以逃脱操练。所以刚开始时候这些兵游子们以违纪为乐。以至于英国军官要将这些兵痞们清理出去。华勇营士兵虽然没有被解雇的记录，但被关禁闭的记录每年约有40起，在中国军队里并不算高，甚至算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在英军里却高得令人咂舌。
英国军官后来发现，用口头和实际的嘉奖，可以大幅降低违纪行为，违纪现象迅速得到控制。除了日常训练之外，华勇营的业余生活有足球、板球运动。在春夏浏公岛上游客多时，他们会为游客们表演操列以赢得喝彩和游客们的犒赏；秋冬每月有两天的猎野兔活动，庄稼收割后在田间赛马角力。
针对当时鼓噪一时的黄种人尤其中国人的天生低下论，很多采访华勇营以后的外国媒体纷纷作出反驳，他们高度称赞这些中国士兵。这些士兵们谨慎沉着、吃苦耐劳，面对逆境和劳苦很少抱怨，在艰难环境中表现出的团队互助精神远超过欧洲士兵；器械操作方面，六百码（大约550米）射击几乎百发百中，操作大炮之精准快捷令人惊叹。这些媒体普遍得出结论，中国人并非生性低劣，他们需要的是有效的领导和管理模式。
华勇营的人数长期保持在900人上下，最多时曾达到1200人，其最重要的两次军事行动，在近、现代中国史充满争议，以至于在后来的“反帝国主义话语体系”中，落得“汉奸”之名。
《订租威海卫专条》后，双方需要勘定边界。此时排外的义合拳已经席卷整个华北，战事虽然还未正式爆发，关于洋人的各种流言蜚语却已经四散传播。虽然新任山东巡抚袁世凯并不支持义合拳，但作为拳乱的发源地，在地方官的教唆下，排外情绪仍在山东泛滥成灾。
义合拳原本并无太大野心，他们和教民之间的冲突可以视为民事冲突。有了官府撑腰后，这股力量迅速演变成为那种我们在开篇时所提到“奉旨害人”毒流。他们肆无忌惮残害同胞，破坏来之不易的一缝渐开民智。关于义合拳我们尽量略过，这场变乱值得另起文章大书特书，日后再道不迟。
在“华勇营”总指挥鲍恩上校所著的《华勇营出军记》中，对部下的中国士兵一片赞誉，其中有一些称赞他们“忠诚”、“完全值得信赖”、“接到向同胞开枪命令后毫不犹豫”一类的词汇，大大地强化了这支“汉奸部队”的名声。他的书中提到经常有父亲隔着营房向自己的儿子喊话，要儿子回家种地。有一位父亲告诉他的儿子乱事将起，让儿子赶紧扔下手中枪，随他回家。儿子回答说，即便战争爆发，他也会留在军营。
但实际情况并不象鲍恩所渲染的那样，华勇营共出现过800多名逃兵，相当于这支军队本身的规模，集中发生在勘界时期和后来英日交恶时期。1900年3月25日，谣言称英国人将对租界内的中国居民课以重税，甚至牲畜、家禽亦无幸免。在乡绅们鼓动下，当地村民装备起来准备袭击勘界队，因为英方事先得到情报，华勇营奉命在袭击未发生前解除了村民们的武装，并逮捕了三名带头乡绅。其中就有“武林泰斗”崔寿山。
谣言和排外情绪并未随着释放和税务公告而停止，反而越演越烈。5月5日，中英联合勘界队遭到1500多名村民袭击，担任勘界队护卫的华勇营向村民开枪导致19名村民丧生后，村民们停止了进攻。次日夜，3000多愤怒的村民夜袭60名华勇营士兵的临时营地，又导致10名村民丧生。
此后，乡绅们贴出告示，宣布将严惩华勇营军卒的亲人，甚至杀死他们，为死去的乡亲报仇。这几次冲突导致了大量的华勇营士兵开小差逃走，我们有理由相信开小差最重要的原因是家人受到了死亡威胁。
我们很难界定这些流血悲剧事件中，各方应如何责任？无论如何，愚昧无知的地方官和乡绅们，煽动没有任何军事能力的村民，手持土枪和冷兵器扑向荷枪实弹的近代军队，恐怕是最大的幕后黑手和责任人。排外情绪是当时的主流：取一颗洋人首级赏银50，洋妇40，洋孩30。但洋人在这场灾难中死伤很少，真正的灾难降临在中国人头上。被义和团定义为“二毛子”到“九毛子”的人们，成为同胞自相残杀悲剧最大的受害者。
随后租界内的民情很快稳定下来，人们发现其实英国人的统治宽松、文明而公道，比清廷腐败无能的衙门强多了。他们不再听从官府和乡绅们的煽动，安居下来。
由于没有留下直接记录华勇营士兵们想法的记录，我们很难明白这些以“当兵吃粮”、“听从长官命令”为传统的人们，精神面貌究竟如何？尽管鲍恩上校的书中一再称赞华勇营的“忠诚”，但当时的媒体也注意到：“随着中国改革的不可阻挡，想要命令他们向自己同胞开枪，将越来越困难。”
1900年，拳乱全面爆发，慈禧太后向14国宣战。350多名华勇营士兵被编入八国联军，他们在进攻天津的战斗中第一个冲进天津南门，成为八国联军攻占天津的头功部队，并在战后作为唯一英军代表接受检阅。从此，华勇营也有了一个根据天津南门图案设计的徽记。
在随后的战役中，他们并未参加最前线的战斗，主要担任美军炮兵部队的护卫。受到美军的热烈赞扬，“作为担架队冒着炮火救护伤员，其英勇不输给任何一位在前线冲锋的战士”；“在泥淖中推行大炮，坚韧、智慧和协作精神不可思议”；“他们的行军能力几乎是白人士兵的两倍，想方设法完成任务的智慧和韧劲，更令白人士兵无法企及。”
攻打北京城战役开始后，北京城内的老百姓帮着八国联军开路，引联军进城，好结束这场同胞相残的噩梦。
在攻占北京后，华勇营将美军大炮推上城墙，然后接受美军炮兵部队的集体欢呼致敬。随即，他们被委派为维持市场秩序的警察部队。西方人记述中，称他们在执行任务时仍坚持一丝不苟地训练，在所有联军部队中独一无二，深感不可思议。而中国人的记述中则称他们“对百姓礼敬有加，悉心调解劝导，使军民和睦”。老百姓们纷纷出来买卖，市场很快繁华起来。
联军的胜利使原本充满乖戾情绪的北京城迅速重归平静，十几万拳匪们迅速销声匿迹，踪影全无。很难想象这座几天前还在四处喊杀的城市，瞬间重回人间烟火色。
有一位阿富汗青年这样回顾他在塔利班统治期间的生活：他和他的同龄伙伴们，每天都在寻找和揭发那些违反塔利班教条的人们，袭击并侮辱他们，甚至可能会将对方折磨致死。如果不这样做，自己很可能就会落得同样下场。他们一边高喊着严惩异教和叛教之徒，一边期待着美军赶快取得胜利，结束这人间地狱。
这场景年龄稍长的中国人再熟悉不过。我们把话题重回华勇营，1901年，英日交恶，英国准备调集华勇营参加进攻朝鲜的战争，此举又导致大量士兵开小差逃走。因为很多人参加八国联军的战争后获得了足够下半生衣食的战利品，而且他们合同期限将至，不愿到朝鲜送命。
统计数字中，逃兵绝大多数属于曾在清军中服役的“老兵游子”。英日之间未能开战，此后数年，华勇营陷入无所事事的状态，他们中的一部份人被派往南非担任警察。英日结盟后，在北直隶湾部署大量武装力量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1906年，华勇营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