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心学，绕不开王阳明。我读王阳明，先不看著作，看的是历史。
一种理论的产生，一个思想体系的形成，都有其时代和社会条件及理论渊源。明朝中期，皇帝昏庸，宦权当政，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帝国政治的式微给民间政治意识的萌芽创造了土壤。更重要的是，随着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中国人的市民政治意识开始觉醒，迷惘的时代，现实的困惑，使人们寻求解决社会矛盾良方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已被虚伪化、知识化、支离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王阳明创知行合一说，揭致良知之教，并“以绝世之资倡其新说，鼓动海内”。
所有的思想都源自痛苦的人生体悟，王阳明也不例外。正德元年，王阳明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当驿丞。正德十四年平定宁王之乱时，又遭馋蒙谤，生死系于一线。朝廷的无天理，使他屡起归隐思想，而儒家的用世思想，又使他不甘归隐，不想归隐。也正是在这种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他不断寻求精神上的寄托。特别是在龙场的谪贬期间，他日夜端居静默以求静一，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是良知说的源头。王阳明曾对弟子说：“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
说苦难造就了王阳明，毫不为过。
一切收获，都源于站在现实背景和自我立场上对古代经典进行全新解读。
对孔孟思想的领悟与深化。王阳明曾说：“有志于圣人之学者，外孔、孟之训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于萤爝之微也，不亦谬乎？”王阳明的思想精髓体现在《大学问》中。《大学》据传为曾子所作，而曾子是得到孔子真传的学生，其学说无疑是对孔子学说的发展。新儒家说《大学》有“三纲领”、“八条目”。“三纲领”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核心是明明德，亲民是明德的方法，止于至善是明明德的结果。“八条目”是：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是“三纲领”，还是“八条目”，都可归结为致良知。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此说是对孔子学说的最大发展，为孔学提供了性善说的理论依据，而王阳明的致良知是上承孟子而来的，且是更深层次的领悟和运用。
对程朱理学的扬弃与批判。王阳明早年立志“读圣贤书”，18岁赴江西成婚归家途中，拜谒明初大儒吴与弼的弟子娄一斋，娄一斋告诉他宋儒格物之学，圣人比可学而至，这就更坚定了学圣贤的信念。当时，朱熹的格物之学是最权威的。因此，王阳明中举后便遍求朱子之书研读，端坐省言，以防圣人象，追慕之心可谓虔诚。但这种状况很快就改变了，缘于他根据朱子所言一草一木皆至理，便以竹子为对象，格了七天，也没格出个所以然，并且还累病了，深感自己没有圣贤的天分，从此便与朱学分道扬镳。以致到后来渐渐走向了程朱理学的对立面，一开始是对朱学的辩驳，如：
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与先生之说相戾？”。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
这样的辩驳在王阳明的语录中处处皆是，可见他已对圣贤之说存疑。最大的转折则是思想上的根本转变，程朱理学讲求“性即是理”，而王阳明认为“心即是理”。
对佛老思想的理性汲取。禅宗主要讲求心性本净，佛性常有，成佛不假外求。受出世思想的冲击，王阳明早年曾沉溺于佛、老之学，对老氏他感兴趣的是养生术，对佛氏他感兴趣的是心性理论。但他深感佛、老二式抛弃纲常伦理，不可治国，不可治民，便多有理性批评。如：
萧惠好仙释。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笃志二氏。自谓既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其后居夷三载，贝得圣人之学若是其简易广大。始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汝今所学，乃其土苴。辄自信自好若此。真鸱鸮窃腐鼠耳”。
但是王阳明并不讳言自己的理论与佛氏有相似之处，其《答陆原静书》就多次将自己的理论与佛氏相比附，如他说：
“不思善、不思恶，时认本来面目”，此佛氏为未识本来面目者设此方便：本来面目吾圣门斫谓真知；今认得真知明白，即已不消如北欣矣。“随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来面目耳，体段工夫大略相似。
以此推断下去，王学理论比佛家还佛家，但可贵的是他并没有走佛家出世的路径，而是归宗于儒家，并引佛氏充实儒家，表现了一个儒学大家的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