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何虑
孔夫子认为：处理事情的办法有很多，只要能适用就行。这一点一般人都能做到，做到这一点就能够安身立命。再往上，要做到穷神知化（掌握事物的本质，准确预测到事物的变化）就难了，只有少数圣人能做到。孔夫子在表述这个观点时，第一句话是：“天下何思何虑”。后人在谈论孔夫子这个观点的时候，常用“天下何思何虑”代替孔夫子的这一观点。
王阳明和周道通也谈论过这事。《传习录·答周道通书（2）》中有记载。
原文：
来书云：“上蔡常问‘天下何思何虑’。伊川云：‘有此理，只是发得太早。’在学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须识得‘何思何虑’底气象，一并看为是。若不识得这气象，便有正与助长之病；若认得‘何思何虑’，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人堕于‘无’也。须是不滞于‘有’，不堕于‘无’。然乎否也？”
所论亦相去不远矣，只是契悟未尽。上蔡之问，与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与孔子《系辞》原旨稍有不同。《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故曰：“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云“殊途”，云“百虑”，则岂谓无思无虑邪？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动，原自感而遂通，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故明道云：“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虑”正是工夫。在圣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学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把作效验看了，斫以有“发得太早”之说。既而云：“却好用功”，则已自觉其前言之有未尽矣。濂溪主静之论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虽已不为无见，然亦未免尚有两事也。
第一段写周道通给王阳明的信，周道通先说理一件事。这是发生在程颐和他一个叫“上蔡”的学生之间的事。学生问“天下何思何虑”，程颐说，孔子的说法对，但是你知道得太早了点。周道通不认同程颐的说法，他认为：既要像一般人一样不撇下世事（“必有事焉”），也应该知道“何思何虑”。只顾及世事，不知道“何思何虑”是“滞于有”（被世事困扰）；而不顾世事，只知道“何思何虑”是“堕于无”：都是不可取的。
第二段写了王阳明的看法。他认为周道通的理解还不太透彻。王阳明分析了孔夫子的原话，认为不能说一般的人“无思无虑”，他们已经是“有思有虑”了，他们完全能够做到“有思有虑”（人人皆圣人）。研究学问的人千思百虑，所想的问题还是一般人想的问题。程颐把一件事分成两个方面看，才那样说上蔡。周道通虽然知道了两者相互依存的关系，但还是把它当成了两件事。
其实，不能怪周道通，孔夫子就天理（只有圣人能掌握）和人心（一般人忙于世事，疲于应付）分成了两件事。周道通能看到彼此的相互关系已经很不错了。王阳明的天理就是人心，有几个人能理解。
一时之念，不知对不对，权且记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