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康子（？—前468），即季孙肥，春秋时期鲁国的正卿。姬姓，季氏，名肥。谥康，史称“季康子”。季平子生季桓子，季桓子生季康子。季康子，事鲁哀公，此时鲁国公室衰弱，以季氏为首的三桓强盛，季氏宗主季康子位高权重，是当时鲁国的权臣。哀公二年，季桓子卒，立子肥，是为季康子。哀公十一年，齐国入侵鲁国，叔孙氏、孟氏怨季氏专权，不肯听季康子的号令将齐人拦在国土之外。季康子任用孔子的弟子冉求，击退了齐人，接着会同吴国在艾陵大败齐人，史称艾陵之战。然而此战之后，季康子却加紧战备，以防齐国再来。哀公十一年，季康子使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至此，被三桓逐出鲁国的孔子终于得以回国，并完成他晚年修书的事业，留下了诸如《春秋》《论语》《诗三百》等儒家经典。可以说，季康子的行为间接地成全了夫子作为圣人的事业。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哀公二十七年，季康子卒。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季康子是鲁国大夫，问孔子几个弟子的才干，能不能出来做官任事。他问了三个人：仲由、端木赐和冉求。孔子说，这三个人都很合适。仲由的特点是“果”，果就是果敢、果断，说干就干，干净利索，不胜不休。端木赐的特点是“达”，通情达理，善与人交。冉求的特点是“艺”，多才多艺，头脑灵活。这些特点，对从政都很有用。所以，孔老师说，当官算什么呢？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绰绰有余的。

孔子的学生里面，长于政事的人有四个，除了仲由、端木赐和冉求，还有一个冉雍，为什么这里没有提到冉雍呢？有人猜测，这里讲的事，是季康子上台后的事，前492年季康子为鲁国执政大臣。在季康子上台之前，冉雍已经是季桓子宰，当了五年了。季康子上台后，孔子仍然在外周游。推测这段对话发生的时机，是季康子派人向孔子征求意见，召人替换冉雍。孔子也发现自己的学生已经个个崭露头角，所以他说“归与！归与！”感叹自己可以放弃亲自从政的梦想了，回鲁国一心传道受业，以待后生了。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季康子选了多才多艺的冉求，也是这个弟子最终运作协调，让孔子回到祖国的怀抱。

但对于这一段，南怀瑾先生的解释与众人不同，而且可以说是恰恰相反。他认为“于从政乎何有”应该解释为：对于从政有什么用呢？也就是孔子虽然知道自己的学生都能独当一面，但对季康子不满意，所以就说三个弟子都不适合从政，实际上是不想让弟子去为季康子服务。当季康子问子路是否可以从政时，孔子认为，子路个性果敢，当断则断，而且下了决心就不动摇，是统御三军之帅才，但从政恐怕不合适，因为怕他刚而易折。季康子接着问，子贡行不行呢？孔子说不行。因为子贡太通达，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管起事来漫不经心，不适合从政。季康子又问冉求是否可以呢？孔子说冉求是个才子，多才多艺，但有才学但不拘礼法，所以不行。

有人进一步解释，孔子通过对三个弟子的评价，来告诉季康子：他们三人各有才能，然而仅仅凭这些才能就可以当官从政了吗？恐怕是不行的，因为从政就是利用礼乐，按照仁德的模型，把全社会凝聚起来。如果不明白这个根本的道理，只具有一个方面的特点，谈什么从政呢？这里季康子想要孔子推荐一个具有管理才能的人，孔子回答的是国家治理的根本，不在同一个频道上，有点鸡同鸭讲、对牛弹琴的感觉。夫子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季康子没有问到重点，做人要讲仁德，从政也要讲仁德。季康子不问仁德，而泛泛问谁可使，则夫子觉得季康子还没有真正懂得如何用人。

对于上面的分歧，暂且存而不论。这三个人的品质却值得品味，张居正对这一段的解释是：优柔寡断的人不能任事，仲由勇于为义，刚强果断，能决大疑、定大计，当断则断，有振作而无废弛；呆滞不通的人不能任事，端木赐闻一知二，明敏通达，能审事机，通物理、斟酌处置，有变通而无窒碍；才力空疏的人不能任事，冉求多才多艺，必能治理繁剧，区画周详，随机应变，绰绰有余。优柔寡断的人不行，呆滞不通的人不行，没有才干的人不行，这是作为一朝宰辅对人才的理解，有参考意义。

如果把这三条有点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那这个人绝对是大政治家，能干出大事业。具有子路的刚毅果敢，也具有子贡的通达胸襟，还有任劳任怨的气度，还具有冉求的见闻渊博、多才多艺。遇到这样的领导，整个团队都会很快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在这样领导手下任事，会比较累，但累并收获着、累并快乐着。

当然，这三个方面又是外向的显性素质，硬币的另一面是为官从政者的内在品质，要具有夫子所说的仁德之心，这样内外兼修、言行一致、知行合一，可谓之大家。由此，我想到了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