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如蚁兽

麻木比所有悲伤都深刻

惶恐只是起初

劫难在人们心中

无形的虚构

真实的洪流

远比虚构更空落

当灵魂的寄所

千疮百孔后

人性的泯灭

只是因为生命还残留

无数枝节的源头

有谁会追问

是怎样的取舍

让那一方人间

沦为原始的荒漠

许多年以后

有谁还记得

在那片人间的荒漠

有一线生机

让是非变得曲折

《一九四二》——当张国宪只花了两个小时写完主题曲的歌词时，颇为触动。影片没有歌声，只有菲林映射出来的胶片视觉。陈旧、却记忆犹新的疼痛。

每一次发问，都是建立在丰富的影像素材之上，提取自己的视角，去审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主观上被忽略，客观上很不平凡的一年。1942年，在这一年，在刘震云的原著小说里，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很多：河南饥荒，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冷幽默中却充斥着残忍的血腥味道。

《一九四二》打破常规的“人性五问”，正是借由五方面人物的犀利问句展现了电影中不同的历史横断面，也展现出冯小刚导演视角下的人性百态。在战争的大时代背景下，五条不同的故事线索各自展开，以伏脉千里之势衬托出这部电影还原历史的谨慎与诚意。

第一问：“爹，啥叫逃荒？”

瞎鹿4岁的女儿天真地问 “爹，啥叫逃荒呀？”“没有吃的了，出门寻吃的，就叫逃荒。”瞎鹿简单而质朴的回答背后，是一场百年难遇的天灾人祸。灾祸中，有的人成了官，有的官丢了命，有的人宁可饿死也不卖孩子，有的人为了活命愿意卖掉自己……这简单却终极的“吃的问题”引出人生百态。

第二问：“如果两个人当中必须饿死一个，饿死灾民还是饿死士兵？”

对军人来说，饿死士兵有可能会亡国；对百姓来说，饥饿比炮火更可怕。国民党高级将领蒋鼎文，面对河南省主席李培基说道：“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我们就会亡国！”在军队都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灾民如何生还？

第三问：“得普利策奖还是成为日军俘虏”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亲自经历饿殍千里的惨状，举起手中的照相机希望纪录真实时，面对的却是生死攸关的抉择“继续走下去，是得普利策奖还是成为日军俘虏？”。人们一天天在饿死，蒋介石口中不可能发生的事，都记录在了美国记者的胶片上。他说“我看见了狗吃人”。薄薄几张照片，对蒋介石来说重若千钧。

第四问：“这里的事情主知道吗？”当传教士安西满把救赎灾民的希望寄托于宗教时，得到的却是现实的无情打击，连信仰也动摇了，这就是第四问：“这里的一切，主知道么？”神父梅甘旅居中国三十年，“我本以为了解这个地方，灾荒发生后却越来越不明白。”虔诚的传教士安西满看见各种惨烈的现实后愤怒的连连追问：“善良的人们，为什么要遭受战争的威胁，饥饿的恐惧？如果斗不过魔鬼，信主有什么用？我觉得魔鬼正在侵蚀我的身体。”

第五问：“河南到底死了多少人？”

一边是宣传部长张道藩对记者说“饥荒只发生在沦陷区”，一边是蒋介石让大公报蛊惑人心停刊整顿；一边是河南省主席李培基恳请政府紧急救援，一边是蒋介石轻描淡写的“灾情没有那么严重”；一边是中央决定从军粮储备中抽出八千万斤救灾的喜讯，一边是救济粮被当地官员贪污买地的现实；各种矛盾对立，势力交锋，最终化为沉重的第五问：“河南到底死了多少人？”李培基欲哭颤抖的回答道：“政府统计1000多人，实际300多万人。”

人性的泯灭，欲望的坍塌——安西满牧师看见无尽死亡最终的信仰跌落，花枝为活下去和儿女的生命而抛弃贞洁与下限的悲哀，瞎鹿憨厚忠老极度饥饿却因一头驴而惨死在开水锅里的噩耗，星星为活下去用5升小米卖掉自己17岁的灵魂和肉体，拴柱失去星星对花枝孩子的承诺因为核桃风车的信仰终结在带血的馒头的军刀下，最终以为找到希望的老东家扒上驶向陕西的灾民火车，却因潼关的阻截失误捂死了他身边唯一活下来的亲人——刚出生的孙子。

没扒上火车的灾民依旧徒步向陕西迁徙，而唯一活下来的老东家却在到达陕西边境时又麻木的朝着折回河南的方向走去。灾民问他“为什么往回走？到陕西也会死吗？”老东家继续双目无神的往前走：“会死！到哪都会死！我只是想死的离家近一点……”路边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跪在地上喊着已经饿死在路边的母亲：“娘，你醒醒呀！”老东家看着小姑娘。小姑娘说：“亲人都死了，活下来的没一个认识的。”老东家说：“是呀！我也是！都死了。妮儿，你叫我一声爷爷，我俩就算认识了……”小女孩含着眼泪叫了老东家一声：“爷爷”……

故事在老东家牵着小女孩走在返回依旧饥荒加剧且浮尸遍野的荒路上结尾。在背影渐行渐远的画面中，敦厚的男中音陈述响起：“这个小女孩后来成了我的母亲，打生下来，我就没见她流过眼泪，也从来不吃肉……”我想那是因为70年前，她在逃荒的路上，看到过“人吃人”人性泯灭的惨状。

很多人对《一九四二》的首映的影评不太高，他们应该忘了所有的纪实片都只会纠人心弦，却不能揪人眼球。就像那些来看热闹的观众，在萤幕上带着血腥的黑色幽默中竟智商低下的发出爽朗的笑声。不得不承认，每场纪录片中，影院中总会出现这些脑残者。

我在影片散场的人群簇拥中顺着人流被推出了影院门口。天色很晚，冷风飒飒，我试图拉紧腋下的衣服为自己保暖。我在门口打了辆车，大脑一片麻木与空洞。临睡前，我撕下一张便利贴，用力的贴在墙上，踟躇却铿锵的写下了一行字：

“一个民族最不应该忘却的不是耻辱，

而是铭记疼痛。

我在影片结束之际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内心却早已千疮百孔。

——致2012年11月29日全国首映影片《一九四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