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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神策军与中晚唐宦官政治》第15章
中国历史上曾发生数次通过战争达到改朝换代的事件，每次改朝换代都意味着政治社会秩序大规模的推倒重建。但是，由于中国复杂的地理环境、民族关系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制约，有些大规模战争只进行到一半就戛然而止，旧的封建王朝虽然遭受沉重打击，往往仍能占据半壁江山或维持形式上的统一。这种情况下，劫后余生的王朝统治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会元气大伤，那么，掌握军权的特定政治势力就会强势崛起，导致政治格局产生变革，甚至诱发“皇权政治”的异化。
宦官权力来自于皇帝。隋唐时期，天下重归一统，皇权得到强化。但是皇权强化未必一定会导致宦官在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擅政。宦官集团要主导中晚唐政治，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武将遭到君主的疏远和排斥；其二，宰相也被君主疏忌。专制君主既不信任文臣，又不信任武将，表明统治集团存在严重的统治危机。这种统治危机与学界讨论较多的唐宋社会转型时段大体相当，二者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均田制崩溃的直接结果是以租佃关系为基础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快速发展。租佃制是我国宋代以后最基本的封建剥削方式。均田制崩溃与历史发展的趋势一致，势必引起其他相关制度的连锁反应，由此产生一系列的统治危机。
开元中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中书门下置吏房、枢密房、户房、兵房、刑礼房等五房，五房拟于尚书六部，皆直接统于宰相。政事堂会议改为中书门下后，虽然行政效率有所提高，却导致中书权力过重。张说之后秉政的李林甫、杨国忠等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奸相，安史乱后，元载、杨炎等专擅一时，权侔君上。中晚唐时期权相辈出，其根源即在于失去有效制约宰相的制度。
整个中晚唐时期，皇帝处心积虑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重建并控制军队，尤其是对禁军的控制，二是抑制过度膨胀的相权。武将和宰相都是皇帝猜忌提防之人，君主只得转而依靠自己身边的亲信之人，为宦官干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政治空间。
在组织结构上，宦官势力与神策军合而一体，密不可分。宦官获得神策军的武力支持后，权势膨胀不可遏止，迅速向内廷、外廷渗透，逐渐在内、外廷都居于主导地位。我们认为，神策两军中尉制度的确立是中晚唐宦官政治开始的标志性事件。
宦官作为皇帝家奴，最初是以皇权的维护者而存在，这也是德宗对文武大臣失望之后，把军权交给宦官的重要原因。但是，获得军权以后，宦官对皇权的依赖性逐渐弱化，甚至独立地运用军权来维持政治权势。甘露之变即是典型例证。这一事件中，宦官调动神策军，前后屠戮朝臣及其家口两千余人，文宗亦不敢有所违背。当此之时，宦官的权势显然不是来自皇权，而是来自神策军权。汉、明两代宦官不能娶妻，多与宫女结成“对食”关系，或者直接抢掠民女，汉代宦官可以收养义子，但不养于宫内，不可能形成连续不断的世家。唐代则不然，宦官同普通士人一样，可以正式礼聘婚娶，收养养子、养女，拥有自己的家庭。
宦官使职差遣系统是宦官世家形成的必备条件。杨氏、仇氏、王氏等宦官世家互为引援，一荣俱荣，甚至长期把持神策中尉、枢密使等重要使职，相当于“新门阀”。
中国的皇权政治，从本质上是“家天下”，能在皇权之外对皇权造成持续压力的政治势力客观上也需要以家族的形式存在，否则极其容易被皇权所击败。唐代以前，对皇权造成持续压力的东晋门阀士族即是以家族势力与皇帝共治天下。中晚唐宦官世家的出现，对宦官政治也具有同样的作用。
，唐代诸帝中以宣宗即位最为名分不正。为了获取正统性，宣宗围绕子虚乌有的元和“逆党”大做文章，把穆宗诬为“逆党”党首，并以此为借口，进行政治清洗。所谓宣宗诛元和“逆党”，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但也说明元和弑逆案对历史的直接影响一直波及四十年后的宣宗时期。
不论是皇帝自身至高无上的权力，还是皇帝对天下的治权，宦官集团都表现出凌驾君主之上的特点，事实上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集团。秦汉以后中国政治的主流传统是皇权政治，同门阀政治一样，宦官集团也不得不维持一定权威的皇权。当皇权摇摇欲坠时，宦官集团最终站在皇权一边，唐末乱世的历史也充分证明，宦官集团仍是李唐王朝最后的藩篱。概而言之，在军权的支持下，宦官集团虽然相对独立，但是与皇权的关系仍未摆脱既依赖又矛盾的框架，是除东晋门阀政治之外，皇权政治的又一变态形式。
相权过重是唐宋社会转型时期产生的政治问题，枢密使参决机密，对相权构成牵制，符合抑制相权的历史趋势。但是枢密使地居近密，且有神策军为武力支持，权势扩展很快，外朝宰相反而依附于枢密使。
近幸集团两次反对宦官政治的失败，说明新兴庶族士人还不是独立的政治力量，也说明在宦官政治中，留给新兴阶级的政治空间极其有限。宦官政治事实上阻碍了新兴庶族在政治上的发展，此点应为治史者所重视。
张承业始终以唐朝监军自居，拒绝李存勖的加官晋爵，在梁晋争霸时期，他留守太原，尽力辅佐李存勖，为后唐灭梁立下赫赫功勋。龙德元年（ 921 ），李存勖执意称帝，张承业忧愤得病，不食而卒。李唐王朝最后的忠臣竟然是一位宦官，不知这是一种讽刺，还是一种宿命。宦官政治虽属畸形政治形态，但宦官诸使职却曲折地符合历史进程的趋势。这些宦官使职，有些是侵夺或模拟外朝官僚体系而置，有些为宦官所专设。随着宦官政治的终结，侵夺官僚体系之使，职掌还归官僚体系。宦官政治的致命弱点在财政权上。唐末农民大起义之后，藩镇擅自截留贡赋，朝廷及内库财赋枯竭，无力赡养神策军，宦官政治的格局遂无力继续维持。
中晚唐宦官政治是唐宋转型中政府组织结构变化中至为关键的一步。五代及宋人所做的不过是除去不合时宜的两军中尉，然后将枢密使由宦官改为士人而已。
这种现象直观地证明，宦官政治的产生并非某个皇帝的昏聩，而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只是在安史之乱的冲击下，以某种变态的形式展现出来。一旦这种畸形的历史条件被打破，宦官政治必然会向皇权政治回归。
宦官政治最初权力来源来自封建皇权，其权力得以成立主要源自神策中尉、枢密使、宣徽使为核心的诸使职体系。东晋门阀政治最初的权力同样也来自封建皇权，其权力得以成立主要源自尚书令等职官。因此，二者本质上都是皇权政治的畸形表现。对此两次皇权的变态形式。宦官的权力来自皇权政治，最终还要回到皇权政治之中去。唐末农民大起义，虽未能最终推翻唐朝，却瓦解了貌似稳固的神策军体系，破坏了宦官政治的基础。朱梁以禅代的方式取得政权，却无法完全解决宦官政治遗留的各种问题，经历五代混战之后，直至北宋时期，更为强大的皇权政治才最终确立起来。
中国古代皇权政治的两次异化，东晋门阀势力主要是外朝，中晚唐宦官集团则移至内廷。经历这种由外而内的演进之后，皇权政治已日臻成熟，不可能再有其他“变态”形式产生的政治空间。毋庸讳言，明代仍然会有宦官擅政，在某些领域甚至比唐代更为跋扈。但是自始至终，明代宦官只是皇权的政治附庸，与操控军权的唐代宦官不可同日而语。从此意义上说，中晚唐毫无疑问是中国古代宦官干政的最高峰，这就是本书的最后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