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觉得，真正厉害的学问人，不是懂很多高深的学问，而是在自己明白很多高深学问后，能用浅显的方式讲出来，让那些本来并不懂的人也能明白了。
林语堂无疑算是个中翘楚。
林语堂乃中国散文一大家，尤善小品文。深厚的国学积淀，以及多年在国外求学的经历，使其真正做到了学贯中外，在中西方文化之间恣意游走，游刃有余。
读林先生的散文，只觉得浅白可亲，但又并不粗鄙低陋。同样是讲道理，有的人会讲得让人厌烦不已，闻之如嗡嗡蝇虫；有的人会讲得让人如堕云雾，愈发不知路在何方；而林先生呢，就是剩余那个，能把道理讲出一朵花儿来的人。这朵花，不一定沁人心脾，有你喜欢的花香。但至少是一朵有形有色的真花，让你能清清楚楚看到它，欣赏它，理解它的存在。至于是否喜欢它，当然就得依各人品味了。
在文学上，林语堂主张幽默，重视性灵。所以他最喜欢的文人是袁宏道。
“近来识得袁宏道，喜从中来乱狂呼。宛似山中遇高士，把其袂兮携其裾。又似吉茨读荷马，五老峰上见鄱湖。从此境界又一新，行文把笔更自如。”可见他在读到袁宏道后的欣喜若狂，仿若识得一位灵魂知音。
性格形成与成长环境不无关系。全书首篇《少之时》中，就指出了这种影响。
他出身农家，因而得以从小亲近大自然。青山绿水间，中国文人的诗性风骨自成。这样的人，世俗伪善与势利是没办法污染的。对性格有深远影响的还有家庭环境。由于家中兄弟姐妹多，性格中自然更有人情味。而且又得父母疼爱，也自然对这个世界抱有更多爱与善。
全书亦多次出现对童年记忆的描绘，都是一种淡而美的意境。可以说，林语堂的快乐童年，是他一生的创作源泉。
他崇尚自然，他幽默随性；他摈弃刻意，厌恶浮夸。比如，对“方巾气”的鄙视。
此方巾，当是古时文人头顶上的束发方巾吧。想象中，也应是一派广袖飘飘的潇洒儒者形象。不过，做过头了可就不怎么潇洒了。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特殊时期，有部分“醒过来”的中国人时刻警醒着灭国之患，这样的意识也不免波及文学领域。于是，文学也成为他们的工具，言必论“救国”、“亡国”，而且还看不起那些“哼哼唧唧”的文学。林语堂的杂志《论语》就在他们的鄙视之列。
这样死板刻意的方巾气，当然为林语堂所不喜。与之相反，他提倡的是一种更为自然活泼的人生观。
在这里，双方的矛盾其实可以归结为对“文以载道”的争论。林语堂既然主张自然，当然认为文章不能承载太多外物，而应以抒发自我为主，这才是真正的文章。而相反的，另一派则更多地利用了文章的社会功能，以之为工具，传播思想。
这样的争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屡屡发生，对文学理论的发展实有益处，也留下了很多文坛轶事。
林语堂与好友鲁迅的矛盾也无外乎于此。两人都曾经历失意，而选择的对待方式却截然不同。林语堂高谈性灵，只是曲折表达不满；而鲁迅呢，我们都知道，他化笔为匕首，用犀利的文风开辟了自己的战场。流传有很多两人如何失和的小故事，而我想，小矛盾可以调解，朋友间可以理解，而涉及到人生追求不同这样的大矛盾，才是他们两人最终友情破裂的根本原因吧。
林语堂的主张没问题。在我个人看来，也认为文应该不要载太多道，才更接近文学的本质。
不过不可否认，当时的社会更需要的是文章的传播功能。
林语堂既然擅长讲道理，他的文章中其实也不乏“载道”之论。虽然并不是什么治世大道，但也是值得细品的人生之道。
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对两性和婚姻的讨论。
总的来说，林语堂对女性是怀有善意的。
或许是因为受到西方思想影响颇大的缘故吧，他在看待女性权益时，意识是较为超前的。他重视女性在家庭中的生养教育，认为这是一桩高贵的任务。也认为女性具有与男子相当才干是正常的，应该受到尊重。
于是，他在此基础上给出的婚姻建议，应是相对较为客观合理的。他会诚心告诉你，虽然你可能有许多的理由不愿意结婚，但是结婚确实有很多好处的。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一步，能让我们学习如何与人相处，
如何承担责任，如何真正成熟起来。所以，我们都应该鼓起勇气去面对，由此去发现人生的更多可能。
如果你担忧的是不知道如何选择对象，也没关系，贴心的林先生也为你准备了若干条建议，包你觅得良配。
《人生最重要的一步》一篇，全文没有戏谑，只有谆谆劝导。如果对婚姻一事正好心存疑虑，不妨一读。而如果已经结婚，但又想要了解更多夫妻相处之道，那就看看《一篇没有听众的演讲》吧，这一篇别开生面的“婚礼致辞”，可能会给你一些启发。
这本书的阅读过程是愉悦的。作者的语言时而分外接地气，时而又有水准地掉几个书袋，让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也忍不住点头应和。
大师之所以是大师，道理或许就在这里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