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树坞口读初中（续）
1975年9月，我们升入颊口初中学习。这是一所有着光荣历史的学校。在抗日战争时期，嘉属各县相继伦陷，大批有识之士和失学青年来到颊口，创办了＂嘉属七县联中＂（俗称海北中学），当时的校长是北大毕业的沈大瓒先生，学校理事会中有丰子恺、陆觉初等名流，学校规模宏大，有初中、高中以及简师班。除面向嘉属七县招生外，也招收本地失学青年。当时办学条件极其艰苦，但全体师生勤奋教学，硕果累累。抗战胜利后，学校撤销，师生们回本地恢复县中。后在这里创办颊口中心小学，1958年创办初中。
靠近公路的一排是初中，共有6个教室，大门以东4个班为初一年级，大门以西2个教室是初二年级，大门是木头制成的，角落里有些腐烂了，看上去有些年头了。北面东是高一年级，西边是高二年级，高中教室中间有个小小的司令台，也是通往食堂的通道，司令台的两边各有五六级台阶。高一年级班主任是潘家祺和凌树涛老师，高二年级班主任是潘光立和陈平老师。
我的姐姐虽然比我大了5岁，但她只比我高了3级，我读初一时，姐姐正在读高二。我们都是通校生，中午在学校搭一餐中饭，学校食堂是蒸饭制，自己带米、带菜，我与姐姐分开蒸饭，吃同一罐菜。像我一样在他们教室用餐的还有几对兄妹，如李祝亚和亚萍两姐妹，童丁丁和兵兵两兄弟。所以一到吃中饭时间，我就拿了饭盒去姐姐的教室用餐。因此也认识了姐姐班的许多同学，如黄怀京、童丁丁、章爱玲、陈灵芝、陈静芳等等。
姐姐班的班主任是潘光立老师，潘老师是株柳村人，他很土，一是他的穿着土里土气，衣服很旧，裤子膝盖部位常常打着补丁，他生活俭朴；二是他说话很土，一口地地道道的昌西话。他也教过我们一段时间的语文。潘老师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用昌西方言念诗、念散文简直是极致。记得曾这样评价过《红楼梦》，加一个字嫌多了，减一个字嫌少了，真是恰到好处。潘老师的爱人去得早，他既要照顾年迈的母亲，又要抚育未成年子女。为了子女顶职，他50多岁时提前退休，回家一边种田，一边侍奉老母。后来我到颊口中学任教时，他是我校退休活动小组的一员，1998年去世时，还是我执笔为他写的悼词。
高二（2）班班主任是陈平老师，那时他刚刚从部队转业，血气方刚。对高一年级印象深刻的是一次文艺表演。由我们村的赵建新大姐幕后朗诵，前台有几个男同学打扮成八路军和日本鬼子，在台上进行格斗。赵大姐声音响亮、清脆，咬字准确，男同学动作夸张，真的是很有特色。时过40年，我对当时的演出记忆犹新。每次文艺演出，潘江鸿老师、陈少云老师都是不可或缺的。他们俩担任会演的总导演，很多节目是自编、自导、自演的。
我们读初中时正处贯彻＂五七＂指示时。＂学制要缩短＂，小学从六年制改五年制，初中、高中都是两年制。学校内＂既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在这一教育方针指引下，我们每周都有一个半天的劳动课，遇到下雨天还要与晴天调课。离学校3公里外的洙浪村有一个茶园，还有凤凰岭脚有一些土地，这些都是我们的劳动基地。劳动最多的还是平整操场和开辟操场。
教室中间原有一个操场，只有两个篮球场大小，直跑道60米，环型跑道不到200米，而且地势低洼，一下雨就泥泞不堪，遇到冬天冰冻天气更是糟糕，一出操就把泥巴带入教室，老师同学苦不堪言。排水排不出去，只能把操场抬高。潘江鸿老师带领师生从桥东村前的溪里搬来溪石，排好，又挑细沙填在上面，压实，化了不少力气。操场整理好了，但犹有不足，一个16个班，800多师生的学校，只有斗大一个操场，几个班同时在这样狭小的场地上课，也不安全，特别是手榴蛋、标枪、铁饼、铅球等投掷项目更是无法开展。潘江鸿老师又带着我们在枫树下硬是用双手开劈出了第二操场，从此，投掷项目都可以在山上的操场进行了。
除了学农，也曾步行几十公里到马啸古山煤矿参观学习，在古山聆听了宋乔梁伯伯的报告，也曾到二0八矿（大明山）参观。那时学习是轻松的，没有家庭作业，也没有严格的考试。记得有一个学期《农业》期末考试，考试题目是为30亩水田作一个全年生产计划，这个题目要做好并不容易，好在我父亲是农业技术员，我是＂书堂边的青蛙＂，对我来说就小菜一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