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大我两岁，他自小就很有哥哥的样。在我妈的嘴里，我就是我哥的跟屁虫，集体经济时代，父母要挣工分，我哥就领着我四处玩，每次让我走前面，他走后面，以防我摔倒；遇见水沟，他就走前面，再回头牵我；小伙伴之间打架，有我哥在，也欺负不到我头上。
农村的农活多，孩子们都要分工，重一点的活男孩干，轻巧点的活女孩干。可是，在我家，挑水、劈柴是我哥干，割猪草、喂猪大部分也是我哥干。我哥五岁就会做饭，七八岁就开始炒菜，如今能炒一手好菜。我，结婚后才学会做饭，菜只停留在能吃的水平。每次家里来客人，我都很有自知之明地去饭店订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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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哥自小沉稳温和，说话办事都是稳稳当当；我的性格直爽，一向横冲直撞的，亲戚们常常笑说：你们家的哥哥和妹妹，性格反过来了。
我哥从不打架斗殴，成绩很好；我基本上每天都是呼朋唤友，一大堆人打打闹闹，在上学路上你追赶。也常惹是生非，和人打架骂架，村里的小孩在学校受欺负了，我就替人家出头。于是，我家经常热闹地很，有人来感谢，有人来告状。
大人们说，我自小很厉害，胆子大、声量大，嘴快手快，即使惹事了回家也不会挨揍。某一天，有个男生的家长来我家告状，说男生之所以不敢和我对着干，“她胆子大得很，有哥哥撑腰啊。”我对这些说法嗤之以鼻，我都是靠实力说话，从不会哭哭啼啼找哥哥告状。因为我哥从不惹事，也不爱说话，偶尔遇上我和人斗嘴吵架，他都是默默从旁边经过，从不插手。当然，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哥哥就像一个核武器，不必摆上台面炫耀，于对手而言，他的存在就是一种无声的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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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初二时，我哥已经升入了高中。每次初中的学校一开大会，校长就开始在台上长篇大论，每次在结尾总要提到我哥—一个优秀的毕业生，在高中依旧是学霸，次次考年级第一。每当这时，全校学生的目光都扫向我，我赶紧自我安抚，我虽然不是年年第一，但也能位列领奖榜的。可惜，我们的奖品就是个形式，几本普通的作业本，唯一的区别就是在作业本上印“奖”字。
我哥升入高中后，我最直观的受益就是：我的文具和笔记本的档次提升了。高中的奖品可比初中丰厚多了：很好看的钢笔，还有带锁的硬壳笔记本。当然，这些奖品通通成为我的专用品，新钢笔我先用，等我哥下次领到奖品，又把旧的给他，换新的，如此循环。那些厚厚的、印着港台明星的硬壳笔记本，都被我用来抄歌词了，自己没有时间抄，就发动字写得不错的同学一起抄啊。看在漂亮笔记本的份上，他们倒也很爽快的答应了。
升入高中后，每天在食堂吃饭时、洗碗时，上厕所的路上，总有高年级的女生来打听：“你是余桐的妹妹吗？”
我一脸懵逼：对啊。
对方一脸满足：“啊，两个人长得可真像啊 。”还不忘和旁边的同学分享：我就说肯定是的，两个人长得多像啊。
各科老师也来凑热闹，上课常点我回答问题，当我回答不上时，他们就一脸地痛心疾首：你哥哥的成绩多好，你得加油啊。偶尔也满脸欢喜：真不愧是余桐的妹妹啊。
我才意识到：哥哥给新文具的喜悦，远远不及因他带来的烦恼多。有一段时间，只要有人问我是不是谁的妹妹，我一律回答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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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时候，爸爸的投资失败了，家里的经济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恰好，我的成绩也开始忽上忽下，不再如初中般稳定。初中的同学们好多都去了沿海城市打工，信上写的都是大城市的美丽与繁华，我的心就动了，就想辍学去打工。反正，那个年代，大部分的农村孩子的常规出路：初中毕业，出去打工，攒点钱，相亲结婚。
我爸妈都无法说服我，我觉得他们太难了，八十年代的农村家庭同时供养两个学生，压力可想而知，何况还因为投资背了一屁股的债。我还给他们算了一笔账：我读书不仅不挣钱，还要花钱，万一考不上大学，就白读了。我去打工，每个月可以挣个几百块，一进一出，相差就大了。就在那时，班上有个女同学辍学了，去了她哥当兵的地方打工。我的心又动了，还联系上了在沿海做生意的表姐，想去投奔她。
关键时刻，我哥回来了，他既没赞成也没反对，带我去了一趟大学校园，去了他的宿舍，见了他的同学，参加了一些活动。然后开玩笑地和我说：“你现在不读书了，可不划算啊。你给家里省下的学费，以后等你出嫁了，爸妈也不会把这笔钱当嫁妆给你的。”
我心里盘算了一下，好像又没有出走的勇气了，只好安心下来读书。何况，我还发现，我哥自从读大学后，口才就变好了，既委婉又温暖，读大学其实也很不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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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我在外省的城市定居，距离老家有几千公里。丈夫和我哥一样，是个从善如流、不急不躁的人。有两年时间，丈夫要外派，孩子刚上小学，很多知识需要辅导，我一边带孩子一边上班。那段时间，最怕生病，万一生病，连个接送孩子的人都没有。请婆婆临时来帮忙，她来得不心甘不情愿，我们以前又没有长期相处的经验，于是一地的鸡毛蒜皮，真是一言难尽。
负能量就如潘多拉魔盒一样，会迅速散发。婆婆向丈夫投诉，丈夫又转而要求我，我本来工作就忙，要管孩子，原本满心欢喜有人帮忙，可以放松下，岂料更多一层烦恼。
恰在股市的最低潮，家里的流动资金全部在股市套牢，至少损失了一套房子的钱。千头万绪的矛盾集结在一起，蓄势待发。就在丈夫又一次打电话过来，说婆婆哪里又不满意时，我立马爆发了，连名带姓地吼：“废话少说，你马上滚回来，把婚离了。我不伺候了。”那边立马哑火了。
怒发冲冠的我，立马给我哥打电话，告诉他，我要离婚了，然后絮絮叨叨。我哥在那头平静地说：“好吧，离婚吧，然后带着孩子回来吧”。不知为何，那一刻，我如怒潮般的情绪突然就平静下来了。我甚至盘算了下离婚后回老家的生活：父母有一栋房子可以住，有人看孩子，有我哥在，孩子入学也没问题。我再找个工作，也能过得挺好。
当然，丈夫没有滚回来，婚也没离，婆婆也慢慢友善了。后来，听我妈说，我哥那天给我丈夫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具体说了什么不知道。反正，后来的一切又和以前一样和谐了。一段时间后，我哥很认真地和我说：其实，你的脾气我是了解的，也就你老公受得了你。
其实，自从工作后，我和我哥的联系不多，偶尔打电话也是有事相商。从来不会像和朋友那样谈天说地，胡说八道。但是，每到关键时刻，就如同条件反射般，哥哥的电话永远是第一咨询和求助热线。即使不能马上解决问题，心里也会立即安稳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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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同学群里都在讨论，我们都飘在异乡，留在老家的父母就成了最深的牵挂。日益年老的父母，日渐衰老的身躯，免不得在医院常来常往，都少不得需要人照顾。他们说起，为父母两地奔波的细节， 我不禁抖了抖，突然又心里安稳了：有我哥在啊。我哥比我细心，比我贴心，他才是爸妈的贴心小棉袄。这么多年，我之所以能在异乡安心地生活，得益于我哥稳固了后方的大本营。
细想起来，不管是年少时沉默寡言的哥哥，还是成年后很会说话的哥哥，都一直是我最坚固的心理依靠。血缘或许就是如此，不需时时黏在一起，不需费心维系关系，关键时刻，你会发现，唯有至亲，才见真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