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地处大凌河源头、辽、冀、蒙三省（区）交界处的凌源市，北依辽沈，南面京津，东、西相望于渤海与蒙原，历史上曾有远古先民和多个民族在这方土地上营养生息、驻足盘桓，或加入于燕赵慷慨长歌，或交汇于西辽河兴衰荣辱，留下了纷繁的身影。本文试对这些曾经的凌源“乡族”做个简略的梳理，以便清晰直观地勾勒出这些族群以及民族的来龙去脉。
凌源古代族群到后期业已形成民族势力的进入。据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和辽宁省考古队1972年至1973年的考古发现，3万——1万年间，即旧石器晚期，凌源八间房一处临河的阶地上就有了一群远古“智人”栖居。他们操着打制的、或者拾到的石器、骨器、木棒顽强地奔走在沿河两岸，围猎、采摘、用火、依山而居，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凌源”先民。至到5500年前的新石器晚期，凌源北部与建平交界的牛河梁处，又有一支庞大的人类种群在这里及周边有组织的繁衍生息，还于向阳的山坡处建起了女神庙、祭坛和规模集中的积石冢群，考古人员还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石器、玉器、陶器和生产生活遗迹。这支人群也被定义为已具有“国家雏形”的远古社会组织。牛河梁红山文化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提前了一千多年，因此被誉为“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据推测，这个族群很有可能就是“八间房”智人的后代。
考古还证实，从夏朝（公元前2070——1600）时期起， “夏家店文化”已在凌源有相当的分布，凌源的西、北部地区小城子、万元店、凌北、凌源镇、宋杖子、河东等乡镇先后发现了大量“夏家店文化”下层遗址，在九头山下的安杖子秦汉古城遗址处集中发现“夏家店文化”上层遗址的房趾10处。这个时期也是华夏大地民族形成、竞相发展时期，群星辉耀，各领风骚。“夏家店下层文化”基本和中原商文化平行发展，但保有自己的某些特点，又与商、周有所关联。而“夏家店上层文化”则属于后期青铜文化遗存。据学者推断，“夏家店文化”应为古老的凌源先民所创造。
而几乎于此同步的“龙山文化”（发源于山东章丘龙山镇）也曾于此时期延及凌源。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件：商朝时（公元前1600——1046），曾于燕山东北部加封了一个诸侯国——“孤竹”，其范围包括河北北部卢龙到凌源南部大凌河上游、以及青龙河西南部这一带的地区。因此上，凌源也第一次有了归属国。商王朝封国的目的在于用孤竹屏卫北方、抵御少数民族以及联络中原。而孤竹国地当时主体人群为东夷人还有少量汉族人与偶尔到此的山绒、东胡人杂处。东夷最初来自于鲁中南山地丘陵区和东部半岛丘陵区，夏、商时族群就已相当庞大，曾分为“九夷”，大约在新石器晚期有其中的一部分到达了燕山一带，后人口得到快速发展。这支人群应该就是“龙山文化”到达冀北、辽西的主要承袭者。东夷也是最早见于史籍的生活在凌源地区的著名民族。考古人员曾在凌源与喀左地区出土多件青铜短剑等夷族遗物，进一步证实夏商时东夷族人即曾在此地。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上很有名的周武王灭商时、誓“不食周粟”的孤竹“二君子”伯夷、叔齐也应视为凌源的古代“老乡”。而这时，部分唐尧、舜虞之时就活动在北方燕山一带的炎、黄后裔，也纷纷越过燕山、努鲁尔虎山、西辽河、老哈河，饮马凌河源，因此这里的汉族人开始得到逐渐增加。
在东夷人主要涉足凌源东南部之时，长期活动于中国北方（主要在陕北）一带的鬼方族则逐步东移，最终有一部分到达大凌河上游。据《中国地图集》可见，当时凌源北部地区属于鬼方版图，但鬼方族人是否实地到过凌源现在尚无可考。凌源历史上的汉族。关于汉族，人们熟知的情况是，炎黄为祖，至秦汉时期形成。而凌源地区最早的汉族来源，当与此有直接关系。首先是，炎帝一族曾经是活动于燕山一带的较大族群，《左转》称其炎帝氏（亦即以炎山为氏名）。据考证，甲骨文中的“炎”即后之“燕”字，炎山即燕山。其次是黄帝一族西迁过程中则在此与之相遇，展开争夺。《史记·五帝本纪》载，黄炎战于阪泉之野，（北京昌平之西），经“三战”黄帝胜，建“邑于涿鹿之阿”，受封北土，统幽都（蓟县）之北，占有燕山北部和西部。凌源作为“幽都”之北燕山地区，自当在其统治之下，黄、炎合流后其后代居于此地也是正常，因此凌源地区至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汉族。有学者研究证实，黄帝一族原本是从大凌河上游的凌源地区出发而进至冀北，才与炎帝有阪泉之争。可见，炎黄后裔即是凌源汉族早期形成的主要发端。不过据学者研究，凌源后来的汉族已非这些早期的先民，而更多是秦汉时期从中原之地辗转移徙而来。当时，凌源属燕地，在此先后设有平冈、石城、字县等治所，此时有大批中原汉人迁往东北，加之此地东夷、山绒等族失势后也有些融入汉族，汉族自此在此地扎根。学界有说山绒族为东北汉族之先，显然有失准确，但也说明汉族逐步形成的过程。再后，凌源的汉族又每有融汇或分析者，这是一个相当长的变化过程，直至清末民初。
山戎。山戎是从华夏族分流出来的一支，后转向游牧业成为“马上民族”，时于河北北部承德、赤峰以及朝阳一带游牧，占据大凌河上游凌源、以及濡水（滦河）之东及西拉木伦河等大片地区，先后征服了孤竹、令支、屠何等小族群， 逐渐形成一个大型民族。据称因其活动于燕山及努鲁尔虎山一带山嶽中，故被称“山戎”。春秋时（公元前七世纪），山绒恃力伐燕，反为燕、齐联手所破，随即亡北，地入燕。孤竹国也随之被灭，其族人或与炎黄后裔相融，或加入到其它族群中， 一些散户仍离落在凌源及周边地区。
当时的山绒地属“燕之东北”，而在燕之北和山绒之西北（赤峰及以北地区）则活动一支东胡族。在东夷、山戎分别为燕挫败后，东胡族人来到这一地区，凌源大部亦为之占据。公元前三世纪燕将秦开破东胡，东胡仍退守赤峰以北，与位于西部的匈奴分地而居。后至秦汉之际，东胡又被同在北方的日益强大的匈奴族打败，分别北上退守乌桓山和鲜卑山（大兴安岭南、北麓），遂各自以山名为号，分为两部，形成乌桓和鲜卑两支，继而先后臣服于匈奴。
匈奴势力快速扩张，遍及北方大部地区，不时南侵，引起了秦、汉王朝的极大不安。秦时（公元前221——207年），除命兵北击匈奴外，还大举修建长城，以期固守中原，将匈奴阻挡在塞北，但并没能达到预期目的。至西汉时，匈奴南侵日渐频繁，西汉遂积蓄力量，多次兴兵越过长城迫击匈奴，最终匈奴北却。汉随之将居于兴安岭一带的乌桓回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以为防御匈奴的北方防线。至东汉初时，匈奴因遇不可抗力自然灾害及其内部纷争原因逐渐分崩离析，其中北匈奴一支西迁，据称到达了匈牙利建国，其余南匈奴皆降汉或融入鲜卑。这期间，乌桓借机占据了包括凌源在内的大凌河、西辽河、老哈河等广大地区，凌源成为这个防御链条上的重要环节。汉献帝初平年间，乌桓单于丘力居去世，从子蹋顿继任单于，总领辽西、辽东、右北平乌桓势力，是为“三郡乌桓”，朝阳、喀左、凌源也是其重点势力范围之一。
乌桓的势力在西汉末曾一度漫及辽西、辽东、冀北地区，进而威胁到关内势力集团。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五月，曹操帅兵出卢龙道（卢龙至凌源）北征乌桓，在白狼山（喀左、建昌一带）之战中斩杀乌桓最后一任大单于蹋顿，当地的“降者20余万众”尽附曹操，多数被曹操带入中原。“20余万众”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几乎荡平辽西，其中有乌桓人，也有汉族人。这时凌源汉族人口因之下降，乌桓余者或散入汉族或并入鲜卑。
乌桓盛景不再，凌源则进而为鲜卑族所据。
同样出自东胡的鲜卑在败走鲜卑山后，逐步分为东、北、西三支，仍称鲜卑。三部鲜卑中除西部鲜卑未能染指凌源外，另两支东部鲜卑慕容氏、北部鲜卑拓跋氏则一度继乌桓后重新占据包括凌源在内的辽西广阔地区，特别是慕容鲜卑曾是这一带盛极一时的“王者”。
慕容氏首领莫护跋。因曹魏时期助魏灭辽之功“率其诸部入居辽西”，得据辽西之地，后分成慕容部、宇文部、段部三部，继续占据朝阳、包括凌源等辽西之地。莫护跋死后，立涉归之子慕容廆为首领。慕容廆死，其第三子慕容皝以平北将军、行平州刺史统领慕容鲜卑。慕容皝可谓“将门虎子”，雄才大略，首先平定了内部的叛乱，后又打败段部和宇文部，公元337年接受东晋封号，为“燕王”，“始建国于棘地（现北票地）之北”，史称前燕，属于晋国势力集团。所以这一地区的汉人当时又被称为“晋人”。
被慕容最先灭掉的段部鲜卑原为乌桓大人的家奴，先因饥荒，在辽西郡附近乞食，招诱亡叛，逐步强盛，于东汉中叶迁入辽西，后来长时期以令支（河北迁安）为中心，当然也会来到凌源之地。他们招诱的人员，杂有鲜卑人、乌桓人、匈奴人、汉人，及胡人和晋人，之间基本没有紧密的血缘关系。段部势力一度强大，亦归属晋。后因段匹磾长兄、鲜卑单于、辽西公段疾陆眷在令支去世，段末波乘机兵变，掀开与段匹磾两部之争，该族走向衰落。公元338年第八位首领段辽被前燕慕容和后赵夹攻大败，339年被前燕诛杀，段国覆灭。其余部也大都在战乱中被杀,余人多入居中原加人汉族之中。
继而被慕容灭掉的宇文部的主体多源于匈奴，大部长期活动在热河省与赤峰、朝阳等地，包括凌源一带，为慕容氏所灭后，余部遂复据赤峰及以北地区。另据南朝何承天《姓苑》考：“宇文氏出自炎帝”，“宇文”为草和草原的意思。
公元348年，慕容皝二子慕容儁承袭燕王，352年帅兵攻占后赵统治区，脚步踏进中原地区，在中山(今河北定县)称帝，后迁都邺城，公元370年，被前秦所灭。公元384——407年慕容皝五子慕容垂继慕容儁之后称帝，史称后燕，复定都中山，后因不敌各方势力又回迁朝阳。407年后燕惠愍帝慕容宝的养子、高句丽人高云（慕容云）在冯跋拥立下称帝，亦定都朝阳，仍沿用燕国号，史称北燕，后公元436年为北魏所灭。为此，朝阳被称为“三燕故都”。期间，凌源尽为鲜卑之庭。
一度强盛的慕容鲜卑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所余族众或溃散、或即以散户形式融合到当地汉族或拓跋鲜卑中去。
而北部拓跋鲜卑，望出颍川郡与雁门郡，曾游牧至黑龙江、嫩江流域，东汉初南迁，有一部居于上谷（北京西北部延庆县一带）之北，濡源(今河北省东北部滦河上源)之西，东接字文部，与凌源仅为近邻。公元304年(建武元年)，拓跋又应晋州刺史司马腾之请，率部西去破匈奴汉王刘渊于西河 、上党，远离凌源。后于公元436年(太延二年)，在慕容鲜卑溃败之后，拓跋鲜卑忽然回马夺占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为此凌源亦归其下。公元493年拓跋宏迁都洛阳，改称“元”，亦称“元魏”。 而拓跋鲜卑虽曾一度占据中原大片地区，在辽西并没有能复制慕容氏的荣光，至公元554年拓跋氏归于寂灭，族人基本汉化或加入汉族之中。
至此，鲜卑时代落幕，“众散为宇文氏，或为库莫奚或为契丹”。库莫奚和契丹成为一对难兄难弟。但境遇并不一样。
契丹。自“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后，大凌河上游一带（包括凌源）出现势力空虚，契丹乘机补位。契丹乃鲜卑宇文部的别支，是鲜卑沉落后重新复兴起来的民族，早期分为契丹八部， 采取半农半牧生活，人髡发，服装通常为长袍左衽，圆领窄袖，住所为毡帐，具有游牧民族的强悍性格。在形成发展中，曾分别建立过大号氏与遥辇氏联盟。当唐之世，以燕云十六州为中心，其地接室韦，东邻高句丽、西奚国，而南至营州。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成为盟首，并于公元916年始建国，国号“契丹”，定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波罗城)。 阿保机乘机出兵攻陷幽州、安次、潞、三河、渔阳、怀柔、密云等州、县（俱在今北京市附近）及渤海等，尽俘其民到契丹地，“为治城郭、屋邑，如幽州制度” ，“置州县以居之”。 并施行头下军（州）制度，规定横帐(即宗室)诸王、国舅、公主等外戚及大臣，得各自建立汉人州县，称为“头下州军”，凡“诸王、国舅、公主”可以设“州城”，其他贵族“不得建城郭”，头下州俱按俘户多少，区分为州、军、县、城、堡等级次，俘户较多的置州，其不能置州者则置军，不能置军者置县，不能置县者置城，不能置城者置堡。
926年，耶律阿保机去世，其次子耶律德光于927年十一月即位，即辽太宗。依旧推行掠夺人口、广治州县制度。《辽史·地理志》载：太宗南征，横帐解里以所俘镇州(今河北正定县)之民安置在凌源十八里堡，建城，置榆州予以管理。榆州即头下州，后榆州属中京道大定府，下统和众、永和两县。和众县治所即榆州城，直统现在的凌源城周遭等地，永和县在现今凌源三十家子境内。也因此，此时的凌源汉族人口大增。与奚人及部分女真、室韦等族人杂居。
当时，契丹在凌源地区成为绝对的统治者。后来女真兴起，打败了辽朝，契丹人大量融入蒙古族和汉族等民族，辽统治终结。
而出自契丹同门的库莫奚命运就要差得多。库莫奚原本居于赤峰地区，后延及凌源及周边，南界曾到达白狼水，亦即喀左、建昌、以及凌源东南部。奚族历史上一直处于弱势、先从属强大的契丹，后又从属女真，但从未建立过真正有影响力的政权，沉落时一部加人汉族之中，有部分散落于凌源南部。
靺鞨。靺鞨是一个古老民族，原出3000多年前肃慎。肃慎初时主要活动于河北北部长城一带地区，西周后逐渐北移，居于黑龙江、吉林以及辽东地区。（这一时期自然也会涉足凌源等地）。南北朝时居夫余的肃慎先名为挹娄，后名勿吉。其后勿吉之一部与北夫余势力结合，形成黑水靺鞨。它也是现代满族的直接祖源。隋唐时是黑水靺鞨形成发展的主要时期，势力达于辽西。隋朝曾在柳城（朝阳）为靺鞨人专门设置郡治，说明汉族及其它民族相对较少，而靺鞨已成这里大族。至唐初靺鞨已有“女真”称呼，但尚未达全部。这个时期凌源地区主要有靺鞨与汉、契丹、奚混居为主。到辽朝时靺鞨强盛，统称为女真，且女真有熟女真、生女真之分。公元1115年，女真强人完颜阿骨打统一各部，在会宁府(哈尔滨阿城)建立金朝，史称金太祖，起兵反辽。1125年灭辽，两年后攻灭北宋， 1153年迁都中都（北京），统治中原，金朝进入鼎盛时期。后在南宋与蒙古夹击下金朝覆亡。金朝曾推行“南迁北徙”的政策，因此来到凌源女真族人愈多。
蒙古族，是兴起于东北额尔古纳河的一个著名民族，这也是凌源民族构成中的重要部分。据考，蒙古的名称来自于蒙古部落中一个以东胡为族源的部落所使用的名称，后为草原游牧部落所共用。故有称蒙古族直系祖先是室韦，而室韦之先为东胡。蒙古之名是从室韦中的蒙兀室韦音转而来，在唐代最初译为“蒙兀”。公元1206年，室韦族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国，并先后攻灭西辽、西夏、花剌子模等割据政权，又灭掉女真金朝。在其后的蒙古族统治阶层分裂中胜出的忽必烈于公元1271年一统中原，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大元”（即元朝），1279年灭亡南宋政权，统一了中国，取得全国政权。在凌源居多的汉族、女真等族也同样置于蒙古族统治之下。1368年元朝被灭。
由于同处北方，加之凌源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蒙古族人的游牧习性，蒙古族人与凌源的缘分很长，但由于蒙古族是游牧民族，大多数时间、大多数蒙古族人属于来去不定者。其中隋唐时期，凌源地区亦有蒙古族人涉足。元朝建立后，凌源地区的蒙古族人渐多，直至到明代，凌源被辟为朵颜卫牧地，蒙古族亦是这里高人一等的“贵族”，拥有特殊的身份、地位。蒙古族在凌源曾设有许多专有领地或牧场，至今凌源有许多乡村地名源自于此。 许多蒙古族人最后选择定居凌源，对凌源的民俗、文化、以及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近代蒙古族著名学者、哲学史的重要代表人物罗布桑却丹（罗布藏全丹）的巨著《蒙古风俗鉴》就成书于家乡凌源热水汤村。在凌源，至今仍有众多蒙族人集中居住区，也因此设有三家子等蒙古族乡。
凌源还曾经到来过高句丽人。高句丽也是古老民族（公元1世纪——7世纪），曾是地跨东北地区与朝鲜半岛北部的边疆政权。又称高氏高丽，但与公元10世纪建立的高丽（王氏高丽）没有关系。高句丽曾都桓仁，强盛时西北跨过辽水，也曾达到大凌河上游以及凌源地区东南和西南地区，后被隋、唐击溃，公元668年灭国，居于凌源的高句丽人也不复见，基本退出。
再说女真，即靺鞨的后代。至明初时，女真再度兴起，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三大部。清朝统治者即为出身建州女真的爱新觉罗氏。
明万历年间（1583年），出生于辽宁抚顺市新宾县的努尔哈赤被任命为建州左都卫指挥使，同年起兵，相继兼并统一了建州女真及松花江流域和长白山北部女真各部。万历44年（1616年）建立“大金”，随后兴兵反明。清太祖努尔哈赤去世后，其第八子皇太极继承汗位，公元1636年在盛京(沈阳)称帝，改国号“大清”。并废除旧有族名，改女真为“满”。1644年，满族推翻明朝，入关建立中国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大清。清乾隆时，在凌源设置了塔子沟厅，署理政务、管理。凌源做为清朝由北及南的必经之地，满族人因此也在这里有了更好地生存条件与环境，人口日渐增多。
回族，史上凌源的回族人就有很多。学界一般认为回族大致形成于明代。凌源的回族主要在清时由西部因贸易等来到凌源，这些回族人口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居住区域，聚寺而居，并同周围其他族一起繁衍生息。据统计，凌源现有29个少数民族，人口共50，000人，其中回族逾10,000人，如今已是这里比较大的民族，而且保留了其特有的民族文化和民俗习惯。
时间来到清代。清代，可以说是凌源民族构成的最后一次大洗牌。
满清入主中原成为统治民族后，首先是对蒙族的强势“翻盘”。先期，蒙族在受到满族空前的压制下，不得不与汉族协力以抵御满族的紧逼，但最终败下阵来，满清胜出。满族统治者对蒙族则采取了强力的治理手段，主要三种：“南不封王,北不断亲”，“分封以制其力”，“崇释以制其生”。蒙族遂从体制上被从内部消解，臣服满清统治，满蒙走近。据此，很多蒙族人进一步融入或杂于汉族和其它民族之中，有一部分在凌源地区择处而居，进而与其它族人在这里一起过上农耕为主的生活。
清朝也是在明代把凌源辟为朵颜卫牧地、人口骤减的背景下，凌源人口又迅速得以快速增加的一个时期。清中期到民国，由于满族入关，关东人口锐减，以及山东等地区人口过剩，又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逼迫，发生了著名的“闯关东”一幕。所谓“闯”，一是突破当时朝廷“禁关令”限制；二是贸然出关（山海关）奔赴东北。这一时期除大量人口扑奔“老边”（山海关经开原、新宾至凤城一路）和“新边”（开原至吉林一路）而去外，一些移民转而落脚凌源，而且多为汉族人。据统计，凌源现有3300多乡村绝大部分为清时移民到来后建立的，其中仅清顺治年间新建起160多个村庄，康熙年间建起290多个，嘉庆年间200多个，道光年间400多个，光绪年间也是多达300多个，至民国移民显著减少，仅立村庄200余个。
新中国成立后，从国策和制度上杜绝了民族大规模自由迁徙的路径。其后，全市新设立的村庄仅有130多，说明移民潮落幕，凌源的民族构成也趋于稳定，最终形成为以汉族占绝对多数的多民族聚居地。至2014年末统计，凌源全市民族数达30个，人口64.9978万人，户数196720户。
历史上，诸多个民族（包括史前族群）因不同的原因与凌源结缘，或成为这一方土地的永久居民，或仅为一时的过客，构成了林林总总的凌源五千余年的民族关系史和民族构成史。
为便于记忆，现编一首小诗以记之：
凌水源头五千年，多少族众舞翩迁。
八间房“智人”堪为早，牛河梁族群耀红山。
戎、夷、鬼方勒马处，东胡、乌桓又契丹。
鲜卑、奚族和靺鞨、女真、满、蒙自近前。
高句丽族曾一现，回、汉等族并大千。
莫言古今寻常事，生消聚散一片天。
时光何故催人老，岁月如流滚滚前。
可以说，如今安居在凌源的60余万人民中不管其先辈来自何时、何地、何方，或许其更早的祖先就曾经在不曾知晓的某个时候捷足先登过这方宝地；而今日无数行走于祖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人群中或许就有从凌源走出或路过的凌源先民的后人。
凌源这方热土可谓得天独厚，得多民族钟情。虽然斗转星移，终难免物是人非，但期间的一页页历史终将被铭记。
后记：由于本人平素寡闻孤陋，虽在撰写本文时参阅了大量资料，但因凌源民族史较复杂，时间跨度较长，史上各民族或生灭，或迁移不断，仍难免存在错讹、遗漏、不确，更期方家与读者多多指正。
作者:朱德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