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之国的形成<三国篇> [第24节]
作者：温骏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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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处是扬州（8）
武夷山脉的连接性，使得赣闽两省虽然地域相接，但在地缘上的交流度与融合度并不算高。相比之下，东江南丘陵地带较为疏松的地理结构，则让鄱阳湖流域与浙水流域有更多的地缘融合。
江西地理位置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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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覆盖江南丘陵地带的“徽语”，在语言特征上能够兼具“赣语”与“吴语”的特色。而从江东地区与鄱阳湖平原的战略沟通来说，除了利用皖江这条天然水上通道之外，还可以利用浙闽丘陵与江南丘陵之间的缝隙。
但凡两片被独立命名的山地，其间必定存在一定程度的断裂。就浙闽丘陵与江南丘陵的情况来说，二者在中、东部的断裂带，成就了向东北方向流淌的浙水。尤其是身处浙水上流的“金衢盆地”，更是让人意识到这是两片独立的山地。而在“金衢盆地”之西的江西境内，两片山地的的断离现象依旧明显。区别在于，收集这部分断裂带中雨水的信江，并不是浙水水系的组成部分，其最终走向是向西注入鄱阳湖，成为长江水系的一部分。
上述与“金衢盆地”相对接，且整体面积相当的断裂带，可以称之为“信江河谷”。在当下江西省的行政区划中，信江河谷建制有：上饶、鹰潭两个地级行政区。
武夷山、三清山、龙虎山这些分列于河谷南北的名山，则能够帮助大家加深对这一地理单元的认识。由于衢江和信江在整个断裂带的核心存在，由“金衢盆地”和“信江河谷”所连接而成的，沟通浙、赣两省的战略通道，可被命名为“衢信走廊”。利用“衢信走廊”，来自吴越地区的政权，能够更为通畅的控制这片“吴头楚尾”之地。
“衢信走廊”的地缘连接作用，同样可以从语言找到痕迹。作为江西位置最东的行政区，居于信江上游的上饶地区，地区方言并非是在整个南昌盆地占主导地位的“赣语”，而是被归类为吴语的一部分。类型上与建制于金衢盆地最西端的浙江常山县、江山市类同（为此有“吴语上山小片”的命名）。
吴语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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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从赣、吴两种方言，在这个地缘相接之地的分布来看，也能够看出吴越之地在地缘渗透力上更为强势些。顺便说一下，这里提到的常山县，其名始于唐朝时期。正是由于它的存在，让“常山赵子龙”重回常山的梦想破灭（其实“石家庄赵子龙”，多叫几遍也挺顺的）。
既然在“吴头楚尾”的概念中，代表吴越板块的江东政权，可以通过皖江和“衢信走廊”，打通至少两条进驻鄱阳湖平原的战略通道，那么来自“楚”的势力，是不是也拥有同样的机会呢？
答案是肯定的，否则这片土地也不会有“吴头楚尾”之称了。需要明晰的是到底哪里才是“楚”。历史上，由于楚国在战国后期战胜了统治江东的越国，致使楚的概念一度扩张到整个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并因此有了“三楚”之分。
三楚地缘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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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三楚”分别为：西楚、南楚、东楚。之前已经说过，东楚指向的是吴越故地，与现在包邮区的范围相当；西楚的范围则覆盖现在的湖北省，以及淮河以北、泗水/沂水以西的淮北地区。
正是因为这一划分法，泗水之滨的古彭城（徐州）现在虽然是江苏的一部分，但在当时却是属于“西楚”的一部分。致使项羽的称号为“西楚霸王”而非“东楚霸王”。至于淮河以南的“淮西”地区，长江以南的鄱阳湖、洞庭湖流域，则属于南楚板块（对应江西、湖南两省全境，以及江淮之间的安徽中部地区）。
由于三楚的概念过于宽泛，其实际只适用于战国后期至秦汉相交的这段历史时期。在西汉开国之后，三楚的概念便已消失。西汉开国所面临的最大一场危机，是发生于公元前154年的“七国之乱”，这场因削藩而引发的动乱全称为“吴楚七国之乱”。
单从名称你也能看出，江东及其地缘辐射区，已经从“楚”的概念中重新分离而出。及至“十三刺史部”概念的推出，荆州与扬州这两个为大一统王朝设计的地缘政治名词，得以成为吴、楚板块的代名词，并在三国地缘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
东汉十三刺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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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荆州的范围来确定“楚”的范围，则包含有现在的湖北、湖南两省，以及虽然同属长江流域，但却因处在南北分割线以北，与中原地缘关系更近的南阳盆地（当下为河南的一部分）。
作为三国相争的焦点地区，荆州的具体地缘结构将会在扬州部分结束后详细解读。当下的任务，还是落在解读江西地区，与两湖地区地缘关系的问题上。如果说长江是江西与两湖地区的连接主线，那么横亘于两地之间的“西江南丘陵”地带，作用就更多体现在维持彼此的独立性上了。
江西地理位置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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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南丘陵”的主体位于湘赣两省交界处，北端则为湘、赣、鄂三省所共有。整个丘陵地带呈现为上宽下窄的锥状体，内部可分为北部的“幕连九山脉”及南部的“罗宵山脉”两部分。
鄂湘赣行政地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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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粗略的划分方法，还不足以帮助释读两地的地缘关系。每一处山地都是独特的。“西江南丘陵”在内部结构上，与东侧的武夷山脉乃至“东江南丘陵”呈现出地理特点并不相同。
武夷山脉的特点是连续性，这使得它更多是在充当一个地理屏障；拥有核心盆地的“东江南丘陵”，造就的是“徽州”这样一个具备独特特质的地缘板块。
至于“西江南丘陵”，在地理结构上呈现出的特点可以用两个字来归纳——断裂。尽管整体来看，“西江南丘陵”是一条南北向延展的山地，但这条山地内部却是由多条呈东西走向的山地排列而成的。
湘赣边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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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幕连九山脉”之名，便源自于：幕阜山、连云山、九岭山，这三座由北向南排列的山体；罗宵山脉内部亦可切割出：武功山、万洋山、八面山、诸广山等山体（其中庐山属于幕阜山的东部延伸，井冈山则是万洋山的一部分）。上述这些山体间所造就的间隙，不仅能够同时为西侧的洞庭湖水系及东侧的鄱阳湖水系集水，更使之成为兼具定居及互通两地功能的战略通道。
参照“衢信走廊”的命名法，湘赣两省之间的这些战略通道同样可以拥有自己的名称。比如幕阜山与连云山/九岭山之间的间隙，可用汩罗江与修水命名为 “汩修走廊”；九岭山与武功山之间，则可以渌水与袁水为标签称为“袁渌走廊”等等。
通常情况下，这种具备战略通道性质的山谷走廊，都有条件建制出县级行政区，并依流域属性归属相对应的地缘政治板块。相应的，如果江西、湖南两省身处不同的政权控制之下，这些战略走廊本身，也势必成为两大板块的争夺目标。
以“汩修走廊”为例，其在三国时代就一度成为孙策与刘表两方势力的博弈焦点。当时刘表的侄子刘磐跟随黄忠镇守长沙，骁勇善战的刘磐经常领军进入“汩修走廊”，攻击东吴控制的修水河谷（这里建制有艾县、西安县，分别对应现在的江西修水、武宁两县），以图打开通往鄱阳湖平原的大门。
为了应对这一压力，孙策被迫在这个门户之地，设置了一个仅辖6县的特别军政机构——建昌都尉，并任命更为骁勇的太史慈任都尉一职。在太史慈的努力下，刘磐及荆州军很快便放弃了这一战略意图（太史慈死后，建昌都尉被撤销，重新归建豫章郡）。
然而纵观整个历史，发生于西江南丘陵地带的战争并不算多，长江依然是各方博弈的主战场。上述走廊地带在“西江南丘陵”中的存在，除了为湘赣两省之民增添可开发土地之外，更多是拉近了的地缘关系。
两地在2000多年前，曾共同被归入“南楚”概念，便是受益于这种联系性。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属于楚地核心部分的湖南，看起来要比“吴头楚尾”属性的江西更为强势些。只是在人口流动和语言分布上，整个湘赣相接之地，却没有呈现出“衢信走廊”那种，政治强势区向弱势区渗透的特点。
相反，来自江西方向的赣语和客家话，对整个“西江南丘陵”地带完成了全覆盖。甚至在“袁渌走廊”上，为江西镇守西大门的萍乡（著名的“安源大罢工”和“秋收起义”的发生地之一），实际却是位于隶属洞庭湖水系的渌水上游，而非鄱阳湖水系的袁水上游。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造成这种现象的地缘因素有二：
一是江西相对封闭、自成一体的地理格局，使得它在历史上相对较少经历战乱。一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整个长江中下游的地缘重心是在两头，对于这个中间之地的争夺，重心只是在鄱阳湖。换句话说，谁能够控制鄱阳湖，谁就能够得到整个江西。不过对于江西本身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坏事。缺少地缘政治上的存在感，反而使得这片土地有机会成为小农经济的典范，并且规避战乱涵养更多的人口；
二是作为地缘博弈焦点，历史上发生于两湖地区的军事争夺，要远多于江西地区。无论是南北战争还是东西博弈，两湖地区都是首当其冲。这一点，在三国时代有着充分的展现。在两湖地区因战争丧失人口后，稳定且地理相邻的江西地区，便成为了最好的人口来源地。
最起码自唐代起，来自江西的移民就开始不断的补充两湖地区（特别是与之接触面最广的湖南地区）。明朝初年，当两湖地区再次因为政权相搏而损失大量人口时，在一场由政府主导，史称“江西填湖广”的强制性移民行动催化下，这场延续千年的单向人口补给工程在规模上达到了顶峰。仅湖南地区就在这场人口迁徙中，从江西方向补给了1/4左右的人口。
从江西迁往两湖地区的人口主要来自于两处平原，除了位于水系下游的南昌盆地平原以外，还有位于赣江中游的“吉泰盆地”（今为吉安地区所覆盖）。
这个面积约1.87万平方公里，孕育出了江西省内排名第二平原的盆地，其名取自盆地腹地的：吉安、泰和两个行政区。如果以水系来标注的话，则可将盆地腹地的平原命名为“赣江中游平原”。在东吴控制这片土地之时，整个吉泰盆地及其以南的地区，被单独分割出来建制了“庐陵郡”（公元200年）。
庐陵郡的建制，意味着吉泰平原在三国时代开始得到更深入的开发。由于两大平原之间并无高大山脉阻隔，二者在地缘上会更容易融为一体。体现在语言上，就是共同为被称之为“赣语”的江西方言所覆盖。
然而鉴于我们从地理结构的角度，认定被鄱阳湖水系所覆盖的江西已然自成一体。在此强调这一点，似乎有一点奇怪。难道江西境内还有其它类型的方言存在？事实的确如此，在语言类型上，江西南部的方言主体被归类为“客家话”。
赣语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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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差异的产生，首先与地形有关。整个围就江西的山体，呈现出北疏南紧的趋势。在南昌盆地，东、西江南丘陵间的距离可达200公里左右。而在中部的吉泰平原，两侧山地间纵深缩亦有50公里。及至于被统称为“赣南”的江西南部地区，山地的占比则要高得多。
章水、贡水、桃江等赣江上游河流，在整个赣南山区冲积而成的河谷平原，面积都十分狭小。以居于核心地位的“赣康平原”（建制有赣州、南康两个市县）来说，其平原面积只有1000平方公里左右。更大的问题在于，身处赣江上游的赣南地区，与中下游两大平原之间，存在连续的山地阻隔。这一切，都使得整个赣南地区融入中央之国的进度，要较北部的大平原地区晚上许多。
由于山势阻隔，以吉泰盆地为核心控制赣江地区是十分困难的，尤其是此类山区中会存在很多不愿意服从低地政权的土著居民，就像东江南丘陵地带的那些“山越”之民一样。
这了应对这一挑战，孙权于公元236年将赣南地区单独分拆出军管性质的“南部都尉”府。一直到东吴为晋所灭之后，“南部都尉”才由西晋王朝正式升级为“南康郡”（对应现在地赣州地区）。
不过整个赣南地区真正开发契机，却是始于西晋王朝灭亡之后。衣冠南渡的东晋王朝，为整个江淮地区带入了大量来自北方的人口。此后每一次中原政权偏安南方，都会为南方批量带入人口。
在原有的大平原地区，已经被先期开发的情况下，南迁的普通移民更多只能在赣南、闽西、粤东这些有小块河谷平原的山地中谋求发展（军政移民则可入驻重要城市）。
这种周期性的移民现象，造就了汉民族中最具特色的一个民系——客家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中原王朝周期性的大规模南渡现象，依正常地缘渗透规律，整个江西地区在语言上的确应该为统一的赣语所覆盖。
客家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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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受中原博弈的影响，上述三省交界之地，才成就了有别于本地方言的客家方言，需要认识到的是，一个人或者社群所操持的方言，能够被笼统的归于客家话，并不意味着在民系上就一定被认定为客家人。就好像所谓“吴语”的归类，也只是在揭示了其覆盖区内部的强地缘联系。无论民族还是民系的划分，需要的是群体性心理认同。
除此之外，在这种经由历史沉淀所演化成的方言区，还会有些特别的方言岛。为了控制这些略显边缘，但同时在地缘位置上又非常重要的区域，帝国中央往往会远距离调配军政人员在关键点位驻囤，并最终沉淀形成独特的方言岛。
比如赣南地区的地缘中心赣州，由于在控制赣南地区及打通前往岭南的通道问题上，拥有很高的权重，就形成了能够被归入西南官话范畴的赣州话方言。基于华夏文明由北向南扩张渗透的特点，类似的语言孤岛很多都呈现为官话类型。
赣南地缘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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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关于扬州部分的解读就至此告一段落。关于扬州与岭南地区的地缘关系，以及南岭结构的解读，将在交州部分展开。
下一节，我们将把视线转身三国相争的焦点——荆州，去看看演义中所出现的“荆襄九郡”概念，到底与现实情况有多大的贴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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