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夜了吧。
我看着巴金的一篇篇散文：《生命》（1934年11月在横滨）、《木乃伊》（1935年2月在横滨）、《爱尔兰的灯光》（1943年3月在重庆）、《风》（1941年7月9日在昆明）、《雨》（1941年7月20日）、《云》（1941年7月1日）、《雷》（1941年7月16日）《星》（7月24日》《狗》（7月24日）月《虎》（7月26日）。。。。。。
从散文标题来看，巴金是位随时随刻都爱思考爱记录的人，对于生活中喜爱的、厌恶的，他都用文字记录着。他曾经说过，写作如同在生活，作品的最高境界是写作同生活的一致，是作家同人的一致，他写的散文也的确如此。
一篇篇的散文，仔细地品读着，他在哪一天、在哪里、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做了什么、想到什么，我都不放过。
对于那些自然景象：风、雨、云、雷、星他都如痴如醉地写着，让我好生羡慕，也好生愧疚，因为自己从来不曾那样做过。
他时而描绘景物，时而引用电影、剧本、书籍; 时而回忆过去的人和事;时而写他自己的内心感触。
比如他写《雨》，写他在窗外露台看屋瓦上的蔚蓝天，提到了路易居·发布里——那个临死都没有看到故乡的自由的南欧人，他一生为了自由舍弃了蓝天，可惜自由和蓝天都没有追求到。
巴金酷爱阴雨天，经常在雨中不打伞走路，用冰凉的雨水浇灌多热而不平的心火，呵！借雨浇愁起来，多么随心的一位作家，又是多么痛苦的一位作家。只靠着雨声浇灌欲火，雷击声震毁郁闷，如果是我，我会像他那样做吗？被人视为傻子般的在雨中突兀地行走。我想我应该不会。
看到写作时间，我有个习惯，只要看到震撼的作品及作家时，我总要看看他的写作时间，对比一下他当时的年龄，然后再算一下自己在他那个年龄的时候在做什么。想想自己在别人有所成就的时候，还是一无所知，一无所获，就不免心急，内疚。
1941年，巴金37岁。至37岁以前巴金已经从南京东南大学附中毕了业，去了法国巴黎留学写了《灭亡》，在上海做了文学编辑，去了日本旅行做了《救亡》时报的编委。1924年巴金20岁的时候，他正在南京求学。而20岁的我，还只是个迷茫得不知方向的小丫头。
再从写作地点来看，重庆、成都、桂林正是1941年巴金辗转各地去做抗日文化宣传活动的时候，那个时候巴金已跻身于政治，为国难当头的中国去做贡献了。他酷爱书籍，又熟络文学，用文学唤醒国民，让国民都醒来和他一样站起来，为自己的国家奋斗，这该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爱国，我也是爱的，也爱到心里，爱到精神层面，但如今中国国泰民安、经济强盛，自然也不需要我这等黄毛丫头去做什么文化宣传。只要我不杀人放火、抢劫犯案，就已经是在为国家做贡献了。而真实的情况是，我弱小，不曾有什么本事翻腾出什么浪花，静悄悄的，谁也不知道我的存在，我只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里的一个普通女孩，和普通人一样从小学读到中学，从中学读到高中，再从高中读到现在的大学，很普通，一切都很都不起眼。我也不争气。从来没有做过争脸面的事，我就这么活着，普普通通地活着。
以后我也许会仍旧很普通地求完学，工作、恋爱、结婚、生孩子，中间也许有什么波折，但是大致是不会变的。也许我会写几篇文章，为着自己心的需要——为着不甘平凡的心的需要。但我总是怯懦的，自卑的。看看人家韩寒郭敬明是你这个时代的人吧，在和我差不多的年纪时他们已经因为新概念作文成了青春名人，现在郭敬明都当导演了，出了电影《小时代》，韩寒又是车赛手，又是作家，是自己没本事吧。。。。。。来自内心深深的鄙夷。
我不愿像常人一生固有的生活模式那样，老老实实地工作、结婚，就这么平庸的老去。我做不来，我有一颗火热的心和巴金一样，我愿为追求丰富充实的生命到处行走，即使前面是火焰山，是猛兽，是污泥，也要为着自己的追求，披荆棘、打豺狼。我不甘平凡，不甘在这小小的、贫乏的、我虽爱着的家乡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我也不甘愿行走在城市仅仅只是为了填满自己的胃，就像19年后的巴金回到自己的家乡后又毅然决然的离开家乡一样，我不愿被家乡囚禁，我要睁大眼睛去看万千世界，我要我的心也吃饱，也变得丰盈。
2014年8月9日晚
巴金《雨》原文
窗外露台上正摊开一片阳光，我抬起头还可以看见屋瓦上的一段蔚蓝天。好些日子没有见到这样晴朗的天气了。早晨我站在露台上昂头接受最初的阳光，我觉得我的身子一下子就变得十分轻快似的。我想起了那个意大利朋友的故事。
路易居·发布里在几年前病逝的时候，不过四十几岁。他是意大利的亡命者，也是独裁者墨索里尼的不能和解的敌人。他想到他没有看见自由的意大利，在那样轻的年纪，就永闭了眼睛。1927年春天在那个多雨的巴黎城里，某一个早上阳光照进了他的房间，他特别高兴地指着阳光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可喜的事。我了解他的心情，他是南欧的人，是从阳光常照的意大利来的。见到在巴黎的春天里少见的日光，他又想起故乡的蓝天了。他为着自由舍弃了蓝天；他为着自由贡献了一生的精力。可是自由和蓝天两样，他都没有能够再见。
我也像发布里那样的热爱阳光。但有时我也酷爱阴雨。
十几年来，不打伞在雨下走路，这样的事在我不知有过多少次。就是在1927年，当发布里抱怨巴黎缺少阳光的时候，我还时常冒着微雨，在黄昏、在夜晚走到国葬院前面卢梭的像脚下，向那个被称为“18世纪世界的良心”的巨人吐露一个年轻异邦人的痛苦的胸怀。
我有一个应当说是不健全的性格。我常常吞下许多火种在肚里，我却还想保持心境的和平。有时火种在我的腹内燃烧起来。我受不了熬煎。我预感到一个可怕的爆发。为了浇熄这心火，我常常光着头走入雨湿的街道，让冰凉的雨洗我的烧脸。
水滴从头发间沿着我的脸颊流下来，雨点弄污了我的眼镜片。我的衣服渐渐地湿了。出现在我眼前的只是一片模糊的雨景，模糊……白茫茫的一片……我无目的地在街上走来走去。转弯时我也不注意我走进了什么街。我的脑子在想别的事情。我的脚认识路。走过一条街，又走过一条马路，我不留心街上的人和物，但是我没有被车撞伤，也不曾跌倒在地上。我脸上眼睛看不见现实世界的时候，我的脚上却睁开了一双更亮的眼睛。我常常走了一个钟点，又走回到自己住的地方。
我回到家里，样子很狼狈。可是心里却爽快多了。仿佛心上积满的尘垢都给一阵大雨洗干净了似的。
我知道俄国人有过“借酒淹愁”的习惯。我们的前辈也常说“借酒浇愁”。如今我却在“借雨洗愁”了。
我爱雨不是没有原因的。
1941年7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