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新的一年》

最近读了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一书，结尾有两篇分别致1996年和1997年的《写给新的一年》。读到此处不禁想到，2019年里，似乎可以学着写几句话寄语新的一年。尽管没有大作家那么高深的笔触，但一个人的经历哪怕再平常不过，心得感悟总是或多或少存在。就像王小波文中所说，虽然一年就干了两件事——读书和写作，但也总结出“虽然人生在世会有种种不如意，但你仍可以在幸福与不幸中作选择”。可见给新年的见面礼，每个人都是拿得出手的，绝非送“脑白金”一个选项。于是，我沉心静想，在头脑中梳理起给新年的“礼物”来。只可惜自己心智不敏，记忆又差，想来想去，只想到新年的前奏——圣诞节，那就说说圣诞节的故事吧。

女儿今年11岁，自进入幼儿园起，几乎年年都过圣诞节，倒不是家里主张的，而是孩子之间流行过这个节。圣诞节里若没有收到什么礼物或参加活动，在同学中会感觉out，没有“共同语言”的。过去我们是这样向她阐述的：圣诞节前夜，当孩子进入梦乡，圣诞老人会赶着马车——后来纠正为驾着驯鹿拉着的雪橇——降临人间，在一户户人家窗前的红袜子里放进礼物。然后我们会问她想得到什么礼物。如果她要的礼物太大或太贵，我们会说圣诞老人年纪大了，搬不动；圣诞老人不太富裕，要不怎么会干“快递”，或者引导她可以要某某礼物。“协商”妥当之后，我们就会网上下单或到商店去买。回想那时，她是极相信圣诞老人的存在的，定会亲自在窗外挂个红袜子，窗户上贴一张写着礼物名称的纸条，然后早早钻进被窝里，天蒙蒙亮就会去扒开窗子，看到袜子里真的有她心仪的礼物了，就会无比惊喜地雀跃起来。

去年圣诞节前，我和老婆故伎重演，问女儿想要什么圣诞礼物，谁知她不屑一顾地说：你们别再骗小孩子了，我早就知道是你们放的。还说：把礼物直接给我不就得了，干嘛搞得神秘兮兮。我们听了一阵错愕，像是干了多年的坏事被揭了老底。隔好久我才解释说，这是善意的谎言，是节日的一种乐趣。

前两天，学校手工课上，女儿做了一顶圣诞头冠，开心地一路戴着回来。我见了又想起圣诞节礼物的事，问她今年想要什么，我好跟圣诞老人打个电话让他记得送。她说你还弱智呢，国际长途吧？我说还是选个礼物吧，圣诞老人年年送，今年不能不送。她好似勉为其难地叹了口气道，那好吧，吃的玩的我都不要，我要《马小跳》。我说你换个礼物吧，这么大了还看这种书，圣诞老人会笑话中国小孩的。她想了想说，那就让他送鲁迅的书吧。我一惊，说你怎么会要这么高大上的书，进步也太快了吧。她说我暑假带她读的《阿Q正传》蛮有意思的，阿Q一路往死路上走都浑然不觉；《故乡》里的闰土也蛮可爱，大了以后比较落魄，不知鲁迅的其他文章有没有再写到他。

我听了心中一阵窃喜，认为女儿所要的这个礼物不错，也是我想要的。家中虽有几本鲁迅的书，但不成系列，一直想买套全集。今天女儿提出来，既可以满足她，又可以满足我，不是一举两得？加之这种套装名著绝不能买盗版的，定然价格不菲，而我今年又没这方面“预算”，女儿提出想要这个圣诞礼物，还怕老婆不批？于是网购了一套中国文联出版社20册本的《鲁迅全集》。

我告诉女儿，这次圣诞老人送的书比较多，袜子装不下，干脆挂个大袋子好了，圣诞老人也是老熟人了，不会计较咱没品味的。同时悄悄嘱咐老婆，书到后先藏好，“按老规矩办！”于是女儿找了个大袋子，当然也是红色的，依旧写了个纸条贴在窗上，上书：圣诞哥哥，我希望得到的礼物是《鲁迅全集》，谢谢！我看了好奇地问，圣诞老爷爷怎么成了你哥了？不能对老人没礼貌。她说，外面商场、肯德基里的圣诞老人都是年轻哥哥扮的，圣诞姐姐也有，你还是圣诞爸爸呢。

前不久看到一个网红了的历史老师的教学视频，他在课堂上提出一个问题：司马迁写《史记》时，是怎么得到大量的丰富的史实资料的。老师进行了多方面分析，其中一点是说资料并非全部来自官方文献，许多是来自民间，加以综合对比分析，一样具有史料价值。他的结论是：历史是一门解释的科学，而解释不只属于特定的人群，每个人都是历史的见证者，都可以参与到历史的解释当中，希望同学们善于观察生活，观察社会，勤于动笔，多写日记或笔记，没准哪天你写的东西会成为考证某段历史的佐证，《安妮日记》《魏特琳日记》不就是吗？我让女儿把对圣诞节的认识写下来，新的一年里，若有人要论证小学生是否具有朴素的唯物思想，她所述对圣诞节的认识，似乎可以成为一个研究样本。

最后，引用苏格拉底的一句话：自己最大的智慧就是知道自己没有智慧。我想，我们多少有点智慧的人，难道从这句话中学到的只是智者的谦逊？正所谓“你自己就是座金矿，关键是看如何发掘和重用自己”——谨此写给新的一年。（写于2018年12月19日）